我接触过很多演员、导演和歌手，虽然不至于将他们人搞混，但他们的作品却分不清了。然而，尽管日后可能将他们的作品张冠李戴，但对他们的为人和品格却过目不忘，永远能分辨得清清楚楚。我笔下的某些“著名”人物对我咬牙切齿、耿耿于怀，甚至虚张声势地对外发誓要将我“废了”；还有的不辞辛苦、不惜成本却徒劳无益地给各报发寄传真和信函，叮嘱对我非常了解的编辑们：“你们不要再用他的文章，他是制造混乱的根源，声名狼藉。”

　　作为影视圈的采访者，每个娱记都有同感：被采访人说时滔滔不绝、无遮无拦。而一旦文章发表后惹出点小麻烦的时候，被采访人便本能地将责任推卸到“娱记”头上。当然从知名度上讲，大导演和小娱记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但是作为人本来是平等的，同样有权捍卫自己的荣耀和尊严。殊不知，正因为娱记的“绥靖政策”才招致无数“名人”动辄便告状的恶果。

　　采访中，每当听到对方在陈述与人龃龉的细节激动且激烈的严辞时，我都会问一句：“你有勇气让我把你的话公开出来吗？”这时，十有八九他们会一笑：“算了吧，哪说哪了吧。”我自然会尊重对方的意见，决不会违背信誉偷偷将他们“私下”的愤怒公布于众的。如果他们当初信誓旦旦做出一副伟丈夫敢做敢当的豪迈状，事后反悔的话，那一定要揭开他的画皮！

　　1995年初春，北京海淀剧场的一次“罢演”风波使沉寂的娱乐版顿时兴奋起来。我首先赶赴现场进行报道，当众多媒体卷入进来后，我又打算独家报道更多的背景新闻。不过这很困难，因为这是以各方配合采访为前提的。我三番五次地敦促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赵有亮接受我的采访，甚至追到他的家中。但均被他礼貌地一拖再拖。我理解他的处境，但从我以及读者的角度来说，我们有理由尽快了解事情的真相。

　　迫于无奈，我只好在相关的文章里把赵有亮拒绝采访的经过也和盘托出。但日后，我们彼此并没产生对立情绪。当他们剧院在进行许多改革或有重大演出时，我依然不带偏见地报道。新近我单独采访了赵有亮数小时，我们坦率而友好。提起三年前那次短兵相接，我们各自做了解释，彼此更加理解了对方。

　　解晓东可能是我“伤害”得较重的一个歌手，1994年他在家乡的一次义演和义卖，被当地搞得变了味。当地一个小记者披露了内情，解晓东便对其记者和《科技日报》起诉。我理所当然地应该声援新闻界同行，因为，我在遭受多次无礼取闹的官司时，许多媒体和记者也同样在声援和支持我。况且，安徽阜阳记者的文章并非胡编乱造。

　　我的文章发表后，一些与解晓东关系较好的记者对我说：“晓东也挺冤枉，他人很不错。”他们建议我俩能在合适的时候相见。两年后，这个机会来了。解晓东去石家庄演出，请一批京城娱记前往。我应邀前行。我们见面握手的一刹那，他表情丰富地说：“哦，你是伊夫，我最恨的就是你了！”紧接着，他补充道：“开玩笑啊。”

　　1994年和1996年两年里，两个法院分别递交了三份对我的起诉书，其中两起官司的对方代理人均是曾为李谷一打官司的律师巩沙。我与巩沙在演艺圈中的活动多次相见，横在我们之间也有不少来自新闻界和文艺界的共同朋友。如果我们并不认识，或许我在谈及我的官司时能够更从容和无忌。在第一官司中，他比较友好地提出庭外调解，以避免两败俱伤。从我这里讲，尽管我客观报道、问心无愧，但孤军奋战，一切要自费支付诉讼费用和占用自己宝贵时间应付无休止的诉讼过程，当然希望他撤诉。

　　怎样撤诉能使双方体面地接受呢？当事人开始通过电话后来直接面谈。针锋相对、短兵相接，鉴于双方歧义太大，数次后谈判失败。巩沙最后亲自出面，他问我胜诉把握有多大，我告诉他：实事求是的文章没有理由败诉，但由于种种因素干扰，并不等于就能胜诉。他又问：假如败诉，你怎么办？我激动地回答：我会将官司的前前后后、来龙去脉全部公布于众，让社会公众从中掂量出讲真话要付出多少和怎样的代价。伊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