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羽君

　　DV一面世，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它的灵巧轻便，它的平民价位，使民众有了获取和传送影像的自由，，有了影像的话语空间，视觉交流有了民间渠道，于是，DV成了人们生活中的新时尚，尤其在一些前卫、新锐的知识青年中更为活跃，他们买DV，玩DV，研究DV，尽情地挥洒他们这份来之不易的影像话语权利。现在，各种各样非常个性化的，有着独特眼光，独创手法的DV作品不断涌现，民间的DV看片会，DV研讨会，应运而生，有的民间DV作品还参与国际交流，人们的欣喜可想而知，人们欢呼“DV新时代”，宣布“我们DV地生活着”。这一切，标志着一个新的影像文化时代已经揭开了序幕。

　　在我们展望DV，为它欢呼时，我们也要有一个理性的思考，DV到底是什么？什么是它对人类的真正意义？DV不是电影，不是纪录片，也不是一种电视节目形态，DV是一种语言，一种书写方式，一支笔，人们用它撷取影像作为元素，经过编码，完成一种自我表述，完成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正如我们用文字语言来进行表述一样，它可以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普通人可以用它纪述自己的生活，与远方的家人通讯，为孩子作编年史，为老人留下临终告别；科学家可以用它纪录科研进程，保留事物发展变化的时空动态，是科研的有效工具，现在已有许多科学家利用小型DV，配合遥控装置，将它潜入诲底研究海洋生态，置入虎穴狮群，零距离地拍摄它们的生活习性，地质学家用它纪录地质构造，医学家用于临床观察；有人有天生的好奇心，整天携带着DV机，想有机会拍到不明飞行物，拍到天外来客；有人有新闻敏感，遇到突发事件会马上拿出随身的DV拍下新闻，事实上现在有许多突发事件的现场第一视觉素材来自民间，北京电视台播出过的车祸救助，诲难营救等，都出自手有DV又有新闻头脑的人；有人用DV记日记，有人用它拍电视剧，当然还有许多新锐青年用它拍生活纪录片，拍实验电影。所以DV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在于它给生活打开了四通八达的视听之门，给人类提供了用视觉苴接对话的能力，提供了一种供大众使用的视听语言。

　　既然DV是一种新的语言，一种新的交流手段，那么它的发展就必然遵循着语言发展的内在规律，先是由前卫、新锐的人广泛地应用，大量实践，大胆创造，经由社会大众不断地适应和认同，不断地筛选和规范，民众的参与，社会精英的智慧，使其在发展进程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建立优化组合序列和表述系统，在社会的互动中产生共识，形成新的语言语法。DV语言发展的内核，一是新的数字技术平台；二是人类的愿望和智慧，它必然是朝着它最能发挥自身潜能的方向发展，它最具亲和力，最具个性，以生活自身的形态直接诉诸人的感官，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个体对个体的传播，制作者、传播者和接收者的渠道可以在个体中自由编织，完成影像语言的个性化交流，是最为人本化的传播方式。

　　正如前面提到的情况，令人感兴趣的是，现阶段使用DV最活跃的领域是个人化的纪录片，个性化的实验影片，用个人的眼光，拍自己身边的生活，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感悟，拍摄者大多是知识青年，他们从个体到一群，从家中播放到酒吧聚会播放，有的进入主流媒体，或者参与国际交流，势头发展劲猛，这次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视周特地举DV影像国际观摩论坛，大部份都是个体独立制作的纪录片，结集出书也主要是这方面的创作心得和理论探讨文章，平常大家一谈DV，好像就指的是独立制片人拍摄的纪录片和实捡影片一样，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我认为首先在于这种形式最能体现DV最本质的特征，最能发挥它的技术潜能，零距离地纪录自己身边的生活，直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用生活自身的形态直接诉诸于人的视听感官，进行人本化的传播，这正是人类长远以来的最本能的愿望，传播史上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是朝这一目标的里程碑，电视的发明，使这一愿望的实现初现曙光，打开电视，人们可以了望世界，一有大事发生，全世界的人可以有目共睹，可以为同一事件作出共时反应，但初期的模拟电视要求庞杂的技术设备和传播系统，影像的获取和传送只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使它与政治经济的权利紧密连在一起，影像的话语权高高在上，民众可望而不可及，人类用影像交流的愿望并未真正实现。是数字技术使影像传播来了一次革命，数字技术使影像无所不在，使影像传播简便易行，并正目益便宜和普及，影像传播开始从权力阶层走向平民百姓，于是纪录自已的生活，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话语，使成为民众最初的冲动，而且，首先迎接影像话语权走向民众历程的，往往是新锐的年青的知识阶层，尤其是一些受过影像语言教育的青年学生，他们原本就有对主流影像话语的逆反心理，有着强烈地要用影像语言自由表达的愿望，因此他们一旦拿起了DV，使极力地张扬自已的个性，渲泄自我的情感，甚至有些偏激也在所不顾，纵观我国这些年来的DV影片，便有这一特点，非常个性化，视角独特，手法另辟蹊径，，不拘一格，自由狂放，简直有点魏晋风度，有的拿着DV四处闯荡，拦住路人，走进市集，串入胡同，敲开人家的门，甚至将人拦在公共厕所里，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北京的风大吗”，有的化一年半年时间盯着一群市井老头，看他们晒太阳，听他们聊天，跟随他们因拆迁而改换场地，感受他们因不断减少伙伴而产生的伤感；有的在自己流浪的陋室里，支上三角架，独自对着DV倾诉自已的孤独、苦闷和焦虑，有的对准地铁里的流浪歌手和社会的弱势群体，尽情地展示他们的孤苦和无助。还有的倾尽家财买DV，买编辑机，自写剧本，自当导演，组织乡亲拍电视剧，不为播出，也不为挣钱，只为过把电视瘛；还有的用来拍实验电影，低成本操作，随心所欲，只为展示自的独特。DV发展初期的这种现象是很自然的，DV与生俱来地具有民间的、个人化的特点，一开始在这方面的惰感渲泄和个性张扬，是宣告一种自由、独立、解放的感觉，情感多于理性。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对影像文化的深入思考，初期的冲动会冷静下来，思考如何使影像语言健康地发展。大众化、生活化、个性化无疑是DV的独特优势，但是个性化浪涛带来的偏执，渲泄中发出的梦呓，角落展示中不经意的精神污染，一味前卫、新锐而产生的对大众接受心理的阻隔，都是应该正枧和避免的。现在有人提出要对DV进行规范是很自然的，不过，我认为这种规范只能是宏观上的，语言学意义上的规范，比如杜会责任感，杜会公德，个人的品格等，这些人际交流中必不可少的精神内涵，同样规范着DV语言的发展，使影像语言健康、纯洁。至于它的大众化、生活化、个性化，它对生活的贴近，它的亲和力，它的独创性，都是它的独特的优势，正是这些特点给主流的影像话语带来新的活力，仍然应该张扬。同时，也应该认识到，DV的个牲化、独创性也不是凭空再造，它仍然离不开己有的影视文化积淀，人类影像语言的发展，主流传播渠道功不可没，它培养了观众，约定俗成了许多视听语言语法，DV影像语言的发展必然与之交融，事实上DV与主流媒体话语巳由逆反走向交融，主流媒体的有识之士也很早就对DV的发展给予了充分的关注，给予一定的空间。记得大约是97还是98年，北京电视台的《京华长廊》栏目就开办了一档《百姓家园》栏目，他们将DV摄像机借给一些京城百姓，让他们自己来拍身边的生活，讲自已的故事，结果第一批上来的作品就令人耳目一新，他们在生活中取材的亲切自然，不拘一格，给主流影像话语带来清新的气息。一位19岁的小学教师拍《大伯的小铺》，不仅能深入到被摄者生活的细微之处，如清晨起来开铺门，洗脸涮牙，午间打盹，和顾客唠家常，而且还创造了一种边拍摄，边解说，边交淡，边讲故事的方式，使拍摄过程成为一个自然完整的生话流程；还有一位妇女拍自已与养女的亲情，深夜工作回来，开着机器进门，还忍不住掀开养女的被窝和她亲切地交谈几句，养女睡意蒙胧地告诉他，作业己做好，饭热在锅里，这些场景都是专业记者很难拍到的，节目还采取开放的结构，将这些作者请到演播室一边播放他们拍摄的片断，一边主持人与他们交谈拍摄的意图和体会，节目做得别开生面。现在许多电视台都开辟有专门播放DV作品的栏目，像中央电视台的《我看见》、北京电视台的《晨间看点》，上海电视台的《新生代》，安徽电视台的《观众与屏幕》，凤凰电视台的《DV新世代》等，都为DV作品开辟了交流渠道。有的还定期组织评比，搞DV大赛，说明DV已作为一支生力军参与了影像文化的进程。有的DV作者也主动将自己抓拍到的新闻，制作的节目送到电视台合适的栏目播出，形成一种相互融合的局面。但是应提醒注意的是，主流媒体一定要认识DV的本质特征，充分尊重DV作者的个性化与独创性，发挥他们贴近生活的亲和力，保持他们的平民本色，不要只将他们“规范”到自己栏目的需要，为栏目提供稿源的功利目的。并且，我们还要看到，DV到了个人手中，它的作用远不止生活纪录片或实验影片，在我们的生活中它还有更为广泛的用途，用它搞科研，搞教学，搞经验交流，搞生活纪录，搞文化娱乐，它是一种满足人们视觉需求的数字化的生活方式，展望DV，它将带来影像文化繁荣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