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年初传出红豆因猥亵男童而被北京市公安朝阳分局拘捕至今，历时4个多月的时间中，人们似乎一直对这位丑闻明星倍加关注，日前有消息传出，“五.一”之后将公开审理红豆案件。红豆案件开庭日期的临近使本报记者与击水律师事务所的潘强、于伟昕二位律师分外焦急，作为被红豆在山西运城猥亵男童的代理人，虽然拥有受害男童母亲亲笔签名的委托代理书，但苦于一直与我们单线联系的男童母亲因迟迟未将其相关身份证明传真寄送至津，而无法赴京立案。近日，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的受害人母亲终于将自己及孩子的身份证明传真到了击水律师事务所。4月16日，记者与潘强、于伟昕两位律师驱车直奔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代理运城受害男童向红豆提起诉讼。

　　此次北京之行引起了北京媒体的高度重视，曾对红豆事件进行深入专题报道的《娱乐现场》记者再次全程跟踪拍摄了本报记者与潘、于两位律师的立案过程。可事态的进展并不顺利，由于受害男童在相关环节上的时间拖延，使得受害人原本期望的向红豆提起刑事诉讼并与北京受害男童并案处理的可能性几近为零。如果向红豆提起单纯的民事诉讼，朝阳法院则告知：要到被告所在地区人民法院起诉，这对于只知道红豆关押在朝阳分局看守所的两位律师来讲无异于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僵局。

　　朝阳区人民法院不受理运城男童的诉讼后，记者与律师在焦虑中来到了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了解案情进展情况。在检察院同志热情的接待下，记者与律师静候起诉科的负责同志前来处理，但经过接待人员的一番电话查找后，被告知起诉科的负责人赴粤考察，要下周才能返京。虽然没有见到起诉科领导，但是通过检察院工作人员的电话询问，记者探得了一个极大的好消息：红豆猥亵男童的案子已由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初步审理移送的材料，因故退回朝阳区人民检察院。而负责此案的正是在广东考察的起诉一处处长郝宗。这无形中意味着红豆案件的开庭日期恐怕还要相应延后。也就是说，存在着运城男童案件与北京受害人并案审理的可能性。这也为律师搜集相关证据提供了相对充分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