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春天，风吹塌了广告牌，大太阳射得人睁不开眼。

　　一身老克勒打扮的姜文，从《茉莉花开》拍摄现场忙里偷闲，溜到上影厂小露台接受采访，为电影《绿茶》做宣传。说话中途偶尔接个电话，紫色吊带的手机，翻盖上忽隐忽现一小方卡通粘纸，电话是赵薇打来的，姜文唤她“薇姐”。

　　就是眼前这个男人，令《理发师》停机，令陈逸飞出离愤怒，令《陈赓大将》剧组瘫痪。他体格健硕，形象霸气，不知道内心如何？

　　变换工作很正常？

　　从《理发师》剧组离开后，姜文立即进入《陈赓大将》，释放自己的“革命英雄主义”情结；现在，他又因为“剧本问题”离开了《陈赓大将》，进入《茉莉花开》剧组。

　　问他频繁更换剧组为何，他很嘴硬地辩解：“变换工作是件正常的事情，就像现在很多人跳槽一样。不断选择工作的不仅我姜文一个，所有的事情也不见得都是我引发的。”姜文悠然地说，他说不拍也没什么可惜的，因为他不想拍不好———拍戏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如果丧失了这种享受，不如不拍。

　　“我生下来也不是做演员的，以后也可以不做，我能做秘书，给别人提供电话，能做记者，我认识的人多，上次我不就采访过田壮壮吗？我还能装音响、订机票，我还随时能回戏剧学院当人民教师呢……”这就有点嬉皮笑脸了。

　　事实上，他也没换过什么工作。演过两个小话剧《家庭大事》、《饥饿海霞》后，他仅仅从演话剧的变成了拍电影的，“当时我的同学吕丽萍被分到电影厂还哭呢，总觉得‘厂’没有‘剧院’好听，在当年算是不务正业，这些年思想就改变了。”

　　谁说他死不认错？

　　“我容易着急，在新闻发布会上听到音响不好就去拨弄插头；哪怕是新闻发布会上，一排摄像挡在最前排，让我看不见任何文字记者，我也会烦躁……”

　　姜文说，他有很多缺点，比如狂躁症，说这话时，他已跟记者聊了近一小时，只见他原地转圈，不时用脚踢墙。

　　“人在彼此不熟悉时容易对对方存在固有看法，大家都认识我或者听说过我，但一年能见几次？你们不可能真正了解我，这些都是徒劳！”

　　夸他聪明，他便强调自己“大愚若智”，“我给大家的印象好像挺聪明的，其实我也有笨的地方。”再追问“笨”在哪里？他就拒绝回答。

　　说他死不认错，他说自己经常自我检讨，匡当一声就跌到“压抑”中去啦！

　　挨了两拳捱不住？

　　20岁时，姜文觉得自己挺聪明的；30岁时，他发觉人家活得都不容易而自己相对容易些，到了现在40岁，他认为人跟人都一样，都是动物而已。

　　“别人以为我能挨十拳的，但可能我挨了两拳就捱不住了……”

　　活到40岁，他觉得还有很多事没弄明白，别人忙着维持生计，这在他眼里不是问题：“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我出门不带钱包也不戴手表，我不爱那些东西，我希望生活能简单些，一条裤子能穿十几年，我还喜欢穿旧衣服，新衣服穿着不舒服，像借来的……”

　　因为谈《绿茶》，就说到“茶”的问题。他说他喝茶但不懂茶，拍了《绿茶》后才能分清了什么是绿茶和红茶，以前只认得茉莉花茶。

　　到底谁没安全感？

　　说到夜生活，姜文不愿去泡吧，他不喜欢背后有人，他喜欢缩在角落里，就像他不愿意坐公共汽车，宁愿走路或骑车。他认为，每个人都像他那样：缺乏安全感。

　　说到爱情，也是模棱两可的话题：”人陷入爱情时，不知什么时候就掉了进去，那种不能自拔的感觉，跟平常不一样。这也是我愿意表达的，我没法对爱情下结论，那种状态十分新鲜……”

　　姜文从不愿在记者面前透露自己的“生活”状况，虽然他曾带着老婆女儿跟随剧组，俨然一个顾家好男人。

　　当面问他“生活中的姜文如何”，他便闪烁其辞，打哈哈：“你想知道？这点时间还不够，咱们往后电话里继续聊。再说，自己评价自己往往不太准确，等我死了之后再说吧！”

　　问他欣赏哪类女人？他更“捣浆糊”封住一位女记者的嘴：“就你这种类型的，我说的是真话，你说话的声音、你的样子姿势表情……我都喜欢。”

　　惟一愿意说的，是他生在唐山，在唐山长到6岁，他爸爸是军代表，后来到了贵阳再到北京。（文/马晴摄影/周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