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11月19日报道：不知是否受《不过如此》的辉煌战果鼓舞，有消息称，崔永元最近制作了一个２０集《揭秘》节目，说是要到四川电视节上去“卖钱”的。记者闻说，便托北京熟悉小崔的朋友搭桥，一则去了解一下《揭秘》；二则也确实想直接接触一下崔永元，究竟是怎么个“不过如此”

　　节目

　　新民周刊：以前听到过这样的争论，争的是报社和印刷厂之间的关系：印刷厂说，没有印刷厂就养不活报社；报社则说，没有报社，还要你印刷厂干吗？你觉得“实话实说”跟你是一种什么关系？是“实话实说”抬举了你，还是你把“实话实说”闹红火了？

　　崔永元：现在说起中央电视台谁会不知道，都会刮目相看。不要说你是中央台的主持人，就是在中央电视台食堂工作，他也觉得跟在别的食堂不一样。

　　我来中央电视台的时候，评论部已经成立了，评论部有很多非常棒的节目，比如说“东方时空”，这是开中国电视改革先河的；还有“焦点访谈”，包括后来的“新闻调查”。我们只是评论部四个节目中的一个，这点我想得非常明白。至于我个人对这个节目的贡献，只是做到了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和节目联系得更紧密一些，我们在这方面做了探索。

　　新民周刊：主持人跟节目走得更近了。

　　崔永元：这点可能是我们做得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过去有的节目可以由很多主持人来做，这周是你，下周是他，都不影响节目。但是我们让“实话实说”打上了主持人的个性。后来我们从理论上去解释这件事，我们试图告诉大家：我们在简化、削弱电视形式、电视技术样式对电视节目的影响。你刚才说的例子特别好，就是印厂和报社之间的关系，报社的想法在版面上出现的时候，印厂怎样完美地印刷出来，这就是印厂最大的贡献。如果印厂都要在报纸的每一页上印上套红大字，说这是在印刷二厂印的，这是在印刷三厂印的，显然就不能给报社争光了。电视也是这样，好的摄影棚，好的灯光、器材，包括好的电视工作人员，都是给电视争光的，在我们看来，正是这些东西，过去是影响电视更鲜活、更生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观众到电视台来了，他进到演播室后觉得处处不方便，镜头在对着他，灯光在照着他，各种各样的不适应都在现场出现了，你怎样让观众表现出一个完美的状态？

　　我是９０年代初涉足电视的，从那时起我就发现，真正的电视人根本就没有顾及到这一点，真正的电视人还陶醉在电视先进技术带来的巨大荣誉之中，沾沾自喜：我在电视台工作，我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我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沉浸在这种喜悦之中。这种喜悦已经影响甚至毁坏了这个节目，他没有想到。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就意味着我们做的节目将会跟别人不一样。一种全新的理念已经注入到我们的制作程序里了。我们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干这件事：我们在使用好的设备，我们调动所有的电视技术制作的因素，但是我们又在削弱它，我们不让它对现场请来的嘉宾包括观众构成影响。

　　有一件小事对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我们在拍一个文艺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所有的观众眼睛都盯着舞台。这时有一摄像，大个子，胖胖的，在舞台上来回地走，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我在下面非常明显地感觉到，他在吸引全场观众的目光。

　　新民周刊：你当时什么身份？

　　崔永元：这节目的策划、撰稿。我觉得他在吸引大家看他，他走路都是晃的，过于得意了。当时在电视行业里，这样的人特别多，现在还有不少。文艺类节目，虽然做过，但没仔细研究过，他们可能不在乎这个，大家来了，觉得电视越神秘、越复杂、越高深莫测，欣赏效果越好，会产生一种崇拜、神秘、探究的心理。但是我们做的是谈话节目，这个概念就不存在了。所谓的谈话节目，甚至可以把“节目”两个字划掉，就是“谈话”。什么样的谈话是好的，应该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好的谈话是真正的谈话，而不是表演的谈话。任何电视技术因素带来的困扰都不应该存在，应该尽最大努力把它消除。我们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比如说主持人出场，过去是灯光一亮，主持人从高处“啪——”走下来，然后全场鼓掌，非常漂亮，也非常有面子，但这就不像真正的谈话。你说你家里来客人，哪会这样：你突然把客厅的灯打开，然后让大家鼓掌，不会有的！现在我们就很自然了，电视没开始之前，我们就坐那儿跟大家聊天了，这是第一；第二，技术人员仍然要想办法解决他所面临的技术问题。调试灯光，调白，这些都会让观众感到神秘：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过去这些事都没人管，现在一定要管。我们会和录音师、音响师、灯光师全都协调好，一是力争在观众入场之前把这些事干完；二是万一干不完我们要告诉观众我们在干什么，消除他们的神秘感。还有些非常小的细节：过去我们常说，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谁谁谁，嘉宾就和普通观众有了距离；现在节目里不会出现“嘉宾”这个词了。我们说，今天我们请到的客人是……那么，全场的观众就是主人了，主人和客人的关系，就非常舒服。过去说“开始”、“结束”、“三——二——一”现在都没有了，大家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中便开始了，尽最大可能让大家忘掉这是在参加一个电视节目的录制，把他们心态换成：今天我们是来听或参与一场谈话。

　　因为这样的改变，主持人跟节目的关系更亲密了，更近了。

　　新民周刊：很多人说，崔永元是平民化的主持人。这个“平民化”是原先就定下的，还是慢慢形成的？

　　崔永元：原先没有定。最早的创作人员没有太明确的想法，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当时我们请来了上海东方台的曹可凡等人讲讲他们制作的一些经验，也学习了美国、台湾的，具体怎么做，都不明确。第一次去录像时，制片人跟我说得很简单，当时，时间是制片人，他说，节目是脱稿的，是现场即兴发挥的。我需要一个有实力的记者。其他的，至于怎么开始，怎么过渡、结束，谁都没有想过，也想不出来。

　　新民周刊：“一个有实力的记者”？

　　崔永元：可以和人自如地交流。

　　新民周刊：就是主持人？

　　崔永元：对。他（时间）倒是一开始就想过，这个主持人跟传统的主持人不一样。传统的主持人基本上照本宣科。现在呢，你要和请来的客人同步思考。这是形式。

　　内容上，时间说得也简单：听听别人是怎么说的。过去电视采访专家、采访学者，听他的声音比较多，但谁反对他的声音，谁对他的声音有质疑，电视则表现得很少。现在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场地：你可以说，你同时也可以听到其他的声音。其他的声音有展示的舞台，这是当时比较明确的思路。至于“平民化”的主持风格，从来都没说过。这是以后的事情。这种主持方式的形成跟我个人的生存背景、生活方式比较有关系，我一直是很普通、很简单的。

　　新民周刊：你是说原先你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没有刻意定这个调：我得这样去表现。

　　崔永元：“平民化”，我还是在报纸上看到的。１９９８年我们到上海录像，《新民晚报》俞亮鑫采访我后问，报道用什么题目，我说“隔壁大妈的儿子”。那是我想出来的。后来广播学院老师的论文里提到了“平民化”，我自己比较认同。我们策划组也很认同。他们说：你想想，谁愿意跟大明星聊天、说话？

　　底气

　　新民周刊：时间说，要请一个有实力的记者，你进电视台的时候，是否已经是有实力的记者？

　　崔永元：我觉得我很棒。

　　新民周刊：棒在哪？

　　崔永元：可以说硬指标。那时我已经得了两次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在中央电台做记者时。前两天在网上聊天，有人问：谁能证明你当时干得好？我说：“你随便找个记者问问，这个人得过两次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你看他什么表情。”这是硬指标。

　　另外，我比较喜欢自己的是，我非常热爱这个职业，非常喜欢干。我２２岁开始做记者，最贪玩的时候，一打牌可以打到天亮，下棋可以下到天亮。但当我有采访任务，要把稿子写出来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能诱惑我。他们就在我旁边打牌，我还会伸过头去看，一边看一边整理录音，写我的稿子。２０多岁的人，我就有这样的克制力。

　　我一直觉得，作为一个职业记者，有一个对被采访者尊重的问题，每次采访，我都会尽可能地收集对方的资料，总是让对方很感动，这也有一个硬指标：我采访完，他们都请我去吃饭。

　　时间一开始锁定的目标不是我，前前后后试了至少有３０个主持人。那时我在做另一个节目，他们经常到我的机房试带子，就是“实话实说”，我说，这是在干什么呢？他们说这是一谈话节目，试主持人。我说，这个不行呵，连基本的语言组织能力都没有，自己心里想的事表达不出来；那个声调太高，这个全是套话……非常挑剔，老给人提意见。我的意见也能算一票，最后否得３０多人都不行。时间找我说，你看什么人都不顺眼，那就你来得了。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因为当时电视主持人的形象要求很高，一定要浓眉大眼，发声吐字要求也非常高，用当时播音员的标准来衡量，我和白岩松、方宏进、水均益当然都不行。今天走到这一步了，回过头来看会很滑稽，当时来说，真是一个革命性的动作。

　　新民周刊：每期节目你都会面对不同的人，有时会面对某一领域的专家，彼此交谈他擅长而你可能十分陌生的话题，这时，你的底气在哪？

　　崔永元：早期的时候没有任何底气。早期的时候想：如果我要跟龙永图谈，我就要跟他同等水平，甚至要超过他。所以那个时候非常痛苦，非常劳累，任何一个领域对我而言都很陌生，都要看大量的书，从小到大上学都没这么用功过，做这样的准备经常会很兴奋，整夜都睡不着觉。但到现场主持，发现没什么效果，书读了三遍，以为记得很清楚，谈话时都忘了，记得的几句也不知什么时候用得上。好在我们有一个好的策划组，他们在用全新的方式制造电视。他们认为应该融会贯通，你明白的东西应该渗透到你的骨子里，而不是把它背下来。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个问题：主持人是干什么的？主持人就干两件事：一就是听懂对方的说法。二是让对方比较舒服地说出来。你的任务就完成了。现在我觉得谈话节目主持人是在现场维持“气场”，让请来的客人非常自如非常舒服地说话的这么一个“气场”，维持一种气氛。我想明白了这些，如释重负，开始感到这个职业的快乐。这以前，没有快乐，全是痛苦。

　　个性

　　新民周刊：介入“实话实说”节目后，你觉得你的个性是被张扬了，还是被削弱甚至抹煞了？崔永元：我比较同意一种说法：这个人越有个性，越说明他涉世不深。换句话说，知道的事越少，就越有个性。我在做电视之前，正式工作之前，个性非常鲜明。现在做了这么长时间，年龄也大了，３８岁了，马上就人到中年了，确实有很多变化。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参与的是一个谈话节目，我觉得我的个性相对来说是保存得最好的。

　　新民周刊：这个节目本身，对你的个性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

　　崔永元：有影响，但相对来说最小。

　　如果我是去做新闻联播，或者去做综艺大观，我觉得我的个性会磨损得更厉害。现在保存得还算好。就像考古似的，挖起来一块瓷器，只有巴掌大一块碎片，但是考古工作者却告诉你，这是那个时代保护得最完好的瓷器。

　　新民周刊：除了节目带来的影响，这种磨损更是你个人成长的必然？

　　崔永元：不，有很多是节目本身带来的。比如说一开始我对宣传内容规定很不理解，即使到现在我也不是很理解，我觉得有些规定是主管者不了解事实，不了解受众的心理造成的，他们自以为这样的决定是对的，实际上和底下的具体情况脱节。这是一种事，第二种事儿，那是我们的事儿，每个节目播出都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反馈，收到各种电话、来信，这时我才发现，因为我们处在的位置，是国家电视台，你的影响力，跟你崔永元本人做个小民，在生活中散布流言蜚语的那种影响力，是完全不可比的，不可同日而语。也就是说，这个金字招牌，这种中央媒介，它的影响力太大。我们做过一个试管婴儿的节目，这节目我们想谈的是辅助生殖技术，它的出现会给人的观念带来一些变化，生男还是生女，生一个还是生两个，这些东西带来的变化。但是观众的反馈，不关心这事，他就让你告诉他，这个医院在哪？这医生在哪？我现在挂号什么时候才能做。这还好解释，因为他可能想找个好的医生嘛。有的时候，举个例子，比如我们做了节目说这个人养了蜗牛，这个人卖了白薯，只要是我们说过的，就有成千上万的人去找他，说我们想要他的种子，他的判断是，只要你说了，只要“实话实话”说了，肯定是全中国最好的。那时候真是说不清楚，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这个时候，我就会陷入很深的一种反思：我们过去是不是低估了媒介的力量，想到这儿，我就觉得，应该在自己身上加一点责任感。比如在影响受众方面，在保护自己个性方面，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应该更倾向于哪一方。换一句话来说，在保护个性这个话题上，我们变得理性了。

　　前两天做了个节目，有关原子弹氢弹的，当时爆炸以后现场有很多记者，我们把他们请来，让他们介绍当时的情况。他们说了很多，告诉你哪个（照片）是摆拍的，哪个是后来补拍的；还有当时有受核辐射的影响，也有爆炸失败可能引起的生命消亡，他们都没在乎……我们做的是比较平面的东西，歌颂他们这种精神。广东的一个小青年写来一封信，特别震撼我，他说，这种访谈他不愿意看，这是一种说教。他说，你有没有发现这种精神里边有很多盲目。文化大革命，大家一呼百应，只想到我们怎么做好，怎么做到家，根本没有想到这样做对不对。

　　新民周刊：节目缺乏一种理性思考。

　　崔永元：他说，我从来没有否定过这些人的敬业精神是宝贵的，但是希望你们做节目的时候不要单向地说教。节目要容纳不同的声音。

　　压力

　　新民周刊：有人说，你经常会感到绝望，不知是何道理？

　　崔永元：我们能把一个早间节目，经营到现在这么一个辉煌的品牌，说明我们很在意。在意我们自己做得怎么样，在意别人的评价。我觉得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不做便罢，要做就做最好的。所以就会让自己很疲劳，内心深处非常疲劳。各个方面，工作、生活都很疲劳。作为我个人，和社会冲突的机会就特别多。我经常感到处处碰壁，那个时候就特别绝望，看不到前景。

　　新民周刊：处处碰壁？比如说呢？

　　崔永元：没法说，我现在还在做，没法说。我跟很多人都说过，当我哪天不做了，你们来找我吧。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会有不好的情绪，但是我们有没有资格去影响几千万观众？我希望我们好的情绪好的感觉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这样看完节目，觉得没白占你３４分钟时间。坏的情绪，那就自己留下吧，别去影响别人。有时候这个心态很难扭转。我甚至在录像之前，上场５分钟之前，还在难受，还在不舒服。那个时候做的事儿就是说服自己，让自己平静下来，有一个好的状态，跟大家交流。

　　传统

　　新民周刊：都说你是个特传统的人，但《不过如此》中的崔永元却给人十分叛逆的样子，好像很矛盾？

　　崔永元：我觉得你要是生长在一个不传统的家庭，你根本就不可能传统。我的家庭也太传统了，过于传统了，所以我是在吸收他们传统的同时，还有了新的叛逆。昨天晚上，我的父亲还给我打电话，他要做一个白内障的手术，这样的手术在门诊就能做。但父亲在电话里说了一大堆，哪家医院做了出纰漏了，哪个邻居术后效果不好了。其实这是个十分简单的手术，但我得去找专家，找资料，绕好大一个弯去告诉我父亲，这样的手术是怎么回事，必须用传统的方式。

　　现在，做了将近６年的节目，和各种各样的人谈话，访问过美国、日本，很多东西在我身上很矛盾，在冲撞，我觉得我骨子里是非常传统的：包括我会对这样的节目有兴趣，就说明我传统。

　　新民周刊：读大学时，好像什么都满不在乎，但拿学位时就很在乎，因为一分之差，后来又去争。不像现在那些年轻人，似乎什么都不在意，都放得开。当时你可能觉得这一分会影响你找工作吧？

　　崔永元：我当时觉得是这样，觉得应该给我。因为我及格了。如果我原来就意识到我确实就不及格，我肯定不会去找他。你给我弄错了，你当然应该改过来。比如现在评职称，我一工作，就有评职称，我根本就不在乎。评上就评上，评不上就拉倒。

　　新民周刊：你现在什么职称？

　　崔永元：我现在是——副高。去年我可以评高级，但是工作太紧张，没时间去填那一摞表。然后我也没有论文，所以我就没参加评。

　　我当时要考的是北京大学，报的是俄语专业。我对记者一直有好的感觉。念中学时，有一个什么教育杂志社的记者来采访，我挺羡慕的。小时候脑子里的概念是，我觉得记者就是作家，记者是写东西的，记者跟作家没有什么区别。我特别想当作家，所以对记者有好感。后来上了广播学院，才差不多弄明白记者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情，我还真有点先知先觉，学校一上课，一接触这些课程，我就觉得这东西没什么用，现在还是这种感觉。前两天我还看了新闻系新的教材，还是没有用。好的记者不是教出来的，好的记者是跑出来的，问出来的，折腾出来的，受磨难磨出来的，受委屈委出来的，好的记者都这样，行万里路。记者工作的变量非常大，采访是有技巧，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适用。你每见一个人，就要想一种和他沟通的方式，这样才可能完成任务。

　　我现在主持节目的时候，他们都说主持人主持人，我就告诉他们，就是职业记者，我现在干的还是职业记者的事儿。只不过过去采访躲在小黑屋里，现在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这个采访也是一样，一开始我也要试探，看看对方熟悉什么样的谈话语态，尽可能采取一种他可以接受的一种方式。

　　领导

　　新民周刊：你现在是制片人，在这个团队里应该是个头吧。

　　崔永元：对，科长。

　　新民周刊：《不过如此》给我的感觉，你好像不是一个管人的人，现在管人了，怎样管法，什么感觉，管得好吗？

　　崔永元：我自己觉得还挺棒的。我记得上任第一天的时候，有一个演讲，我说，让我来管你们，你们算捞着了。因为我以前被别人管的时候，老被别人欺负，老被别人整，我知道挨整的滋味有多难受。这回你们放心，我绝对不会整你们。

　　我们是个小团体，如果现在让我去管中央台，去管河北省，我可能就真的彻底完了，我根本不知道这玩意儿怎么管，但十几个人还是有好的管理办法，这十几个人最好的管理方式，就是谁也别管谁。你看咱们大家年纪都不小了，拖家带口的，谁都知道在这干什么，也都知道该怎么干，不用别人说。这儿的人特别自觉，每个人你根本不用催，自己干自己的工作，非常认真，你不用对他们的工作作风有任何怀疑。他们不来，我根本不会去问，我知道他们没来也没闲着。我在这屋里，感觉更是一个主持人，我也在这里策划，没有什么管理被管理。快乐工作很有意义，你看我们这儿挂的照片，没有什么工作的照片，全是玩的照片，那是去九寨沟的，那是去张家界的，外面还有去新疆的，去吐鲁番的，去青海湖的，全是玩的。

　　这后头都是我们评的奖。最近又得了两个奖，还没拿回来呢！

　　新民周刊：什么奖？

　　崔永元：一个好像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什么的，关于艾滋病的，是一等奖；然后呢，是中国记协和中宣部搞的全国名栏目。一共才两个，一个是我们，一个是焦点访谈。还没领呢，我们领回来就往这一放。我觉得领完了就完了。都是过去的事儿。

　　解套

　　新民周刊：忘了，不知是中学还是小学，你老师——

　　崔永元：说我作文不行，是吧。

　　新民周刊：是啊，说你是崔八股。

　　崔永元：那是高中。

　　新民周刊：那个时候什么感觉？

　　崔永元：那个时候是我觉得是写得最好的时候。

　　新民周刊：是啊！你说你创作欲特强。

　　崔永元：我觉得基本上跟鲁迅有一拼了。结果被他来了一闷棍。现在想起来好处太大了。

　　新民周刊：现在绝不是崔八股了。

　　崔永元：现在入不了股了。不管是我写东西还是做节目，我总希望显出自己的特点，不要钻进套子，不要跟别人相仿。包括我们的这期节目跟上期节目，都希望它有新的突破。我们那老师的做法非常好，我到现在见到他都还有一点紧张，去年见到他，他还批评我的节目，我还是觉得他说得特别有道理。一个人一旦陷入八股以后，会觉得游刃有余，但他没感觉到他是在一个套子里面。

　　新民周刊：你现在是不入套！我不知道你现在做节目会不会遇到类似的情况：比如，你写“聂卫平，开门吧”，结果出来是“聂卫平，拚搏吧”，如果碰到，你会怎么应付？

　　崔永元：节目里有一些规定动作。国庆的，奥运会的，包括春节的，宣传一个行业的。规定动作我们不能不做，中央电视台的职工嘛，这是中央电视台交办的任务，当然要完成。这时，我就会对我的同事说，我们能不能让台里、观众觉得这是“实话实说”完成的任务。同样是完成任务，这是“实话实说”完成的任务；同样是完成任务，我们还不一样。

　　现在台里的大型直播，ＷＴＯ、新千年、迎接新世纪，都会想着我们，他们会想实话实说栏目能奉献些什么。而我们奉献的节目跟大家都会不一样。奥运会的时候，那也是个规定动作，我们请来了高红、孙雯，失败的，败将呀，老话说败将不可言勇，我们就把败将请来，让他们谈勇，题目是“勇敢的心”。好多人看完了特别感动：在奥运会上，即使是你没有让五星红旗升起，但是你拼了，你尽自己全力了。如果大家能认可这一点的话，大家就更能理解奥运精神，这就是我们当时选的角度。可是你看，当时，同一时间，都是胸前挂着奥运金牌，我们请来的是她们、她们背后的英雄，队医、陪练。

　　新民周刊：大家请冠军时，你们选了几个败将，照样跟你言勇。

　　崔永元：迎接新世纪的节目。迎新世纪有很多做法，可以把各个领域的顶尖专家请来，让他们畅谈一下新世纪会发生什么变化。但我们觉得还有更妙的办法。我们请来了一个大家庭，这个家庭有１１０多口人，年龄最大的有１００岁。我们请来了他们当中的８０多人，他们有的都几十年没见面了，在演播室里见面。

　　我们用了三五天时间把人都请齐了。大家看完以后有一个体会：下个世纪很多事情都可以变，但是亲情不会变，下个世纪还有亲情，就通过这个家庭，男女老少，东西南北，做各种行业，通过他们的嘴，我们听出了下个世纪的变化，普通人眼里下个世纪的变化。这个节目也得了一个金奖。

　　卖书

　　新民周刊：谈谈你这本书——《不过如此》，赚了好多万？

　　崔永元：挣得挺多的。

　　新民周刊：多少不能说？

　　永元：呵呵，挺多的。

　　新民周刊：书卖出这么多，你认为读者是冲什么来的？崔永元：我不太懂书，我不知道书因为什么畅销。老金（华艺出版社编辑金丽红）说，开印３０万册。印３０万在出版界是非常高的数字。我们印３０万是看中你的名气，因为你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你主持“实话实说”栏目，这都是金字招牌，你这个社会影响力很大，喜欢你节目的观众很多：小崔的书我们买一本吧，不管看不看，这就有３０万。如果你还想卖，这书就要写得好。

　　新民周刊：前面３０万，即便写得不好，也会有人买。

　　崔永元：差不多３０万。

　　后来我跟老金说，现在１００万了，你分析分析。她说你自己分析吧。然后我说：中央电视台，金字招牌，各值３０万；新闻评论部，也是金字招牌，又值３０万；然后“实话实说”，还是金字招牌，也值３０万。现在卖了１００万了，有１０万是我的写作水平。我问老金，写的书能发行１０万是什么写作水平？她说那也是非常优秀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