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指挥家黄飞立教授辞世 告别会24日举行

著名指挥家黄飞立教授辞世

　　（来源：中央音乐学院）

　　2017年2月20日下午17时，中国著名指挥家、音乐教育家、中国指挥教育事业奠基者之一、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创建者、第一任系主任，我们敬爱的黄飞立先生，在家中安然辞世。享年100岁。五天前，指挥系刚刚通过黄先生的家属转达了对黄先生的问候（黄先生身体欠安，医生建议暂缓探望）。一个月前，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教授曾亲自慰问尊敬的黄先生。八个月前，指挥系以及中国指挥学会为黄先生庆祝了一百岁的生日。而今先生西去，留下太多的回忆与怀念。

　　作为跨世纪的老人，黄先生的一生代表着新中国第一代音乐人为理想而奋斗的一生。他将个人发展与振兴祖国的需要融为一体，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热爱自己所做的事情，为新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一、峥嵘岁月

　　1917年6月，黄先生出生于广东番禺的一个知识分子基督信徒家庭，由于父母均为基督信徒，每周一次的礼拜教堂唱诗班演出为他提供了很好的音乐熏陶，加之母亲热爱音乐，会弹风琴，幼时学校也有相应的音乐艺术等课程教授，所以黄先生自幼便积攒下很好的音乐素养。从十岁开始，父亲送给他一把小提琴，从那以后少年黄飞立便走上了正式学习音乐的道路。十一岁，随家人移居上海。在那个年代，音乐只是一种爱好，很少有人想过要把音乐作为一生的追求来努力。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青年时期的黄飞立立志要成为一名医生，治病救人，报效祖国。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本已考上燕京大学生物系（协和医院的预科）的黄飞立，只好留在上海本地的沪江大学生物系念医预科，预备停战后再到北京念协和。但是直到1941年从沪江毕业，上海依然沦陷。在读大学的第一年，由于父亲病重失业，无法为正在上学的一家孩子们提供经济支持，所以青年时期的黄飞立只能一边通过音乐挣钱养家，一边坚持学习完成大学学业。即使毕业后留校任教，黄先生也依然没有放下靠音乐来挣钱的这份工作。恰恰就在那段依靠音乐挣钱养家的岁月里，黄飞立开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音乐实践：为当时最时髦的上海电影进行“音乐配音”，几乎所有上海出品的电影都是由黄先生等人共同配音。当时参与配音工作的还有黄贻钧、韩中杰、窦立勋、章彦、陈传熙、马思琚、马思宏、马思芸、李德伦等至今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著名的音乐大师。由于配音工作完成得相当优秀，黄先生日益成为当时上海电影界的配音专人。直到占领上海租界的日本人要成立“电影配音乐队”，黄先生与几位同事便告别了父母，离开上海，辗转来到了位于福建省永安市的“国立福建音专学校”担任教学工作。从那时起，原本立志学习医学的黄飞立逐渐意识到，这辈子大概是做不成医生了。

　　在福建音专任教，以及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广州基督教青年会从事音乐活动的那些日子里，黄先生越来越意识到：由于自己不是音乐专业院校出身，在音乐方面总是一个缺憾。由于战后欧洲大音乐家都去了美国，所以黄先生萌生出去美国学习音乐的梦想。

　　1948年，在友人的资助下，黄飞立先生终于如愿来到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学习作曲，师从世界作曲大师亨德米特。1951年学成回国受邀担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和声与复调的任课教师。

　　二、开创新篇

　　1950年，中央音乐学院成立，由原来的南京国立音乐院、燕京大学音乐系、北平艺专音乐系、东北鲁艺音乐系、华北大学音乐系，以及上海、香港的中华音乐院等校合并而成，首任院长马思聪。成立之初，学校暂时设在天津，1958年迁回北京，选址俄文专修学校留苏预备部所在地，原醇亲王府，今鲍家街43号。

　　1953年，黄先生服从组织分配，调任管弦系主任，负责教授小提琴，并指导学生室内乐及乐队课程。50年代，中央音乐学院来了数位苏联专家，其中就有一位视唱练耳、合唱指挥专业的专家巴拉绍夫，他曾经负责过合唱课的教学。当时中央乐团也请过苏联合唱指挥专家杜马舍夫在乐团开设合唱指挥班。在苏联专家的影响下，1956年黄先生接到党委书记吕骥要求他组建合唱指挥系的任务。这对于没学过指挥的黄先生来说是一项艰巨而富有挑战的工作。当时全世界只有苏联有合唱指挥系，至于其他国家，多数都是只有指挥这门课。但是由于黄先生曾于香港一家电影公司的乐队中担任过指挥，加之他又在耶鲁学习过作曲，所以组建合唱指挥系这项工作，黄先生是最佳人选。

　　指挥系在最初制定教学方案的时候，是参考了耶鲁大学音乐学院作曲专业的教学形式及部分课程，同时基于黄先生个人对指挥的理解，在组建之初又吸收了苏联专家介绍的经验，由黄先生先初步考虑出一套方案，并确定了五年制。在接下来的组建中，学院按照黄先生的要求，招收了郑小瑛、沈武钧、任策等三人，大家共同逐字逐句的讨论并制定了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正是在那个时候，确立了以两架钢琴模拟合唱队，以一名主科老师负责教学的三对一的指挥教学形式。此外，除指挥法专业课程要学习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各个时期不同流派的代表作品之外，学生还必修全部理论基础课程，其中包括总谱读法、乐队法、合唱学、高级视唱练耳、钢琴、音乐史论以及被称为作曲专业技术理论的“四大件”——和声、复调、曲式、配器等课程，使学生不但具备深厚的理论水平、精湛的指挥技术、良好的文化艺术修养，还有作为集体音乐表演领导者所必须具备的心理素质、组织能力，成长为高素质艺术家。从而奠定了指挥系的教学体系的基础。

　　在学院搬回北京之后，在赵沨院长的建议下，指挥系又发展了乐队指挥专业以及歌剧指挥专业，以培养优秀的青年指挥家作为教育目标，兼顾地方培训。

　　文革之后，百废待兴，虽然在十年浩劫中，黄先生与千万知识分子一样受到了冲击，甚至遭到了不懂事的学生的毒打，但是黄先生却以博大的胸怀，不计前嫌，继续响应祖国号召，听从事业的呼唤，重建指挥系，甚至帮助那位毒打他的学生找到了工作。在黄先生崇高的人格魅力感召下，在黄先生精神百倍的工作热情中，一切都可以复兴，指挥系全体师生又迎来了崭新的教学篇章。

　　三、桃李天下

　　指挥系以培养指挥家以及音乐表演艺术团体的领导者为已任，并肩负祖国民族音乐文化素质提升的重要使命。自1956年至1988年，黄先生在职期间， 指挥系培养了大学本科、专修科、进修生等约100名合唱和交响乐的青年指挥。

　　许多毕业生在国内的专业团体，艺术院校中担任重要的职务，发挥着业务领导和骨干作用， 有的在国际青年指挥比赛中屡摘桂冠， 或被国外的知名乐团聘为客席、常任、首席指挥或音乐总监。多名曾师从黄先生的弟子成就突出： 如总政歌舞团艺术指导和北京市多个中学生管弦乐团的常任指挥；在指挥教学上也已有突出成绩的徐新教授；战友文工团的艺术指导，指挥唐江； 总政歌剧团指挥张启舜； 多年来指导中国少年活动中心和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的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李华德； 越南人民军文工团团长、指挥吴仲梅； 上海歌剧院合唱指挥张济生； 中央音乐学院视唱练耳教授、合唱指挥朱有臻；原河北省歌舞剧院指挥， 现任香港某电台音乐编辑的梁荻； 旅美台湾籍指挥魏立； 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王甫建教授；1989年获第六届匈牙利国际指挥电视大赛第一名，英国阿斯特交响乐团首席指挥兼艺术指导的邵恩； 法国第卅七届贝桑松国际指挥比赛第二名， 美国底特律交响乐团指挥， 新加坡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水蓝； 上海乐团和上海爱乐乐团的指挥曹丁； 空政文工团和北京市中学生“金帆”交响乐团指挥石伟民、刘凤德；海政文工团兼北京市“金帆”少年管弦乐团的指挥雷雩和总政军乐团的指挥马文、于海等等。 黄飞立先生是硕果丰收的“桃李满天下”！

　　四、高风亮节

　　虽然身为基督信徒，但是黄飞立是那样的眷恋祖国。（“如果不是朝鲜打仗，可能我会念完硕士学位，但美国的报纸上说‘朝鲜战争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那就不知道要打多少年，很可能就回不去了。当然我也可以选择留下，在大学里找个教职应该不成问题”——黄飞立。）当时马思聪与缪天瑞也写信力邀黄先生回国加入中央音乐学院的建设。1951年7月，黄先生怀着对国家无比热爱与眷恋的赤诚之心，在美国当局阻挠留难中国留学生的大环境下，终于搭上最后一拨回国的邮轮。回国后黄先生一心投身于祖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将毕生学习的宝贵学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那些求知若渴的学生们。黄先生不但重视专业指挥人才的培养，同时还将各个音乐院团的那些非科班出身的指挥也一并帮助培训，以此提高他们指挥及音乐修养。在严谨而平静耐心的黄先生的教导下，大部分学生均取得了卓越的成绩，成为祖国的音乐栋梁。

　　鉴于黄先生对中国指挥教育以及中国交响乐发展的卓越贡献，黄先生可以堪称为中国指挥教育界一代宗师及中国指挥界泰斗之一，但黄先生本人却不接受这些头衔。他常说，这是他应该做的，可以做的，做了就完了，一个人，做事情总有限度，达不到十全十美，没什么可满足、可自夸的。在退休后，黄先生继续践行着他对音乐事业的追求，帮助北京101中学建设起国内中学校园第一支成体系的学生艺术团体——金帆交响乐团。并克服了许多困难，将一支业余的学生乐团打造成一支响当当的学生交响乐团。据创办人回忆，黄先生当时从来不问报酬，给多少就是多少，其实当时支付的费用也只够往返交通的。但是黄先生依然毫无保留地将这支乐团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至今“金帆”的番号已成为北京各个中小学学生乐团通用的番号。这也是黄先生当年协助创办101“金帆乐团”的初衷——让更多的孩子接受美育的教育。与之类似的事情数不胜数。

　　在指挥系的教学组织上，黄先生以开阔的胸襟，坚持不抱门户之见，为指挥系创造了团结和谐、互相尊重、兼容并蓄的学术之风。指挥系的专职教师中有留美、留苏的，也有向德国专家学习过的，为了博采众长，指挥系还经常“请进来，走出去”，我国资深指挥家李德伦、韩中杰、严良堃、姚关荣、秋里等都曾先后应邀在指挥系兼职任教。国际知名指挥大家也常常被邀请来开展授课指导。指挥系同时还输送系内教师出国以及前往中央和省市的交响乐团去参加实践，为指挥系的教学开阔了国际视野，并通过实践获得真知，推动了指挥的教学发展。黄先生所创建的学术之风成为指挥系的传统，为当代指挥系师生所继承并发扬。

　　回顾过去，黄先生正是以“做我热爱的事情，爱我所做的事情（Do what you like， Like what you do）”做为自己的座右铭，用毕生的经历，无论是困境还是逆境；无论是面对顽皮的孩子，还是刚刚走出学校大门的大学生，黄先生都以极大的耐心和细致带领他们走进追求艺术“真、善、美”的大门。黄先生对中国指挥教育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将永载史册，他的人格艺德将不断激励着新一代音乐人继续奋斗！我们永远怀念敬爱的黄飞立先生！愿黄先生安息！

　　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

　　中国指挥学会

　　2017/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