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颂》养成记：直男团队的女人梦

　　搜狐娱乐讯（宋彦/文）由侯鸿亮团队打造的都市大剧《欢乐颂》【观剧】正在搜狐视频和浙江卫视热播。延续了《琅琊榜》品质的《欢乐颂》，在开播经过几天的口碑发酵后，收视率、点击量迅速攀升，更引发一轮关于女性主义的话题讨论。众所周知，侯鸿亮领衔的正午阳光团队擅长拍男人戏，之前《北平无战事》《琅琊榜》《伪装者》等剧集都以男性为主角，展现男人世界的情与义。首次触碰女性题材，自然备受关注。

《欢乐颂》最初就是想拍有现实感的女性群像

　　一 现实感的女性群像

　　1）小说到影视 还原难度大

　　住在上海欢乐颂小区22楼的五个年轻女孩，她们来自不同城市，拥有不同背景，各自要面对不同的人生课题。五个女人聚在一起，有欢乐，有矛盾，也有复杂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人物设置注定《欢乐颂》是一部细腻的女性剧。

　　对于首次触及女性题材，在接受搜狐娱乐专访时，制片人侯鸿亮坦言此番并非刻意转型，“只是遇到了这个小说，人物立体，价值观积极，很想把它做出来。”在遇到《欢乐颂》小说之前，侯鸿亮已经对阿耐的作品感兴趣，知道她在写一个女性题材后，就一直保持联系。

　　“编剧要女性，而且年纪不太大，这是选编剧的一个重要条件。”侯鸿亮意识到，女性编剧能帮这个“直男”团队把握住这部剧应有的细腻和柔情。

　　后来团队策划找到了编剧袁子弹。在写《欢乐颂》之前，袁子弹也没有写过都市剧，她一口气看完小说，觉得“基础不错，有得改”。一边没拍过女性题材，一边没写过都市剧，双方的合作基础建立在“要拍一个有现实感的女性群像”上。“因为价值观相同，聊了半小时就决定合作了。”袁子弹说。

　　接下这个项目后，摆在袁子弹面前的是一份150万字的原著文本，“线索繁杂，人物众多，心理描写和描述性语句特别多，影视剧还原起来，难度很大。”袁子弹在接受搜狐娱乐采访时也称，五位女主角，五条线，如何平衡，如何把握节奏，这是她前期创作最大的技术障碍。

　　2） 群戏最大化保留 也兼具风险

　　另一个障碍来自对市场环境的担忧。近几年，大陆电视剧极少有群戏，“费力不讨好”，这几乎是行业内的共识。中国观众熟悉的美剧《欲望都市》《绝望主妇》都是优秀的女性群戏，但这些剧是以人物为驱动的，故事为展现人物性格和命运展开，人在，故事就在，容易拍成季播剧，并且符合欧美观众的审美习惯。

　　但国内观众习惯看故事驱动型的电视剧，单线叙事，戏剧冲突强，剧情简单易懂。在这个行业做了很多年，袁子弹深知群戏的弊端：“我和侯总讨论过，是不是要删减掉一些线索，把故事简单化。侯总决定保留，我们都知道，这担了很大风险。”

　　侯鸿亮希望保留五个女孩的故事，其实是想丰富国内荧幕女性形象。他告诉搜狐娱乐，“到了今天，大家的思维意识不能这么旧了，女人不是依附男人而存在的，大家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希望给观众多一些选择，看到女性形象的多样性。”

　　于是，《欢乐颂》里不仅有恨嫁的大龄女青年樊胜美，还有职场菜鸟关雎尔和邱莹莹，有玩世不恭的富二代曲筱绡，也有逻辑严密的海归精英安迪。他们不仅有爱情，还有家庭、事业、朋友，以及没那么简单的社会关系。“展现更立体的女性形象，这是我和侯总的共识。”袁子弹说。

　　二 展现喜怒哀乐的平行视角

　　“她们彼此忌惮，又相互欣赏，偶尔还相爱相杀。不会那么爱恨分明，对彼此的态度也不是非黑即白。可能会分成小团体，但这背后又充满不确定，流动性很强。” 袁子弹用如此长的句子概括五个女孩之间的友谊，相比男人的兄弟情，女人的世界要复杂太多。

　　电视剧强化了五个女孩的友谊，导演和编剧也对小说的调性做了微调。在成为编剧之前，袁子弹曾在上海的广告公司做过几年朝九晚五的小白领，她对职场和魔都生活有大量的体验素材。原著故事发生在虚构的城市“海市”，电视剧中，五个女孩被安置在魔都上海。“上海精致、细腻，更女性化，适合讲一个关于女人的故事。”袁子弹说。

　　原著小说更冷峻、犀利，作者像是站在上帝视角，审视五个女孩的人生。小说中的樊胜美更庸俗，邱莹莹更轴，作者对世态炎凉的审视也更直戳人心。“这个尺度，不是每个观众都能接受。我们尽量去补足家庭状况，工作状况等细节，为他们的行为增加一些动因。”袁子弹说，这样的选择也和她的个人的观念有关，“我对女性的认知更柔和，不俯视，而是以平行的视角来展现五个女孩的喜怒哀乐。”

直男团队的班底使得《欢乐颂》的情感模式更理性

　　三 具有烟火气的人物构建

　　拍男人剧，重要的是历史感和大情怀，而拍女人剧，尤其是都市女性剧，生活细节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个生活细节放在《欢乐颂》里，就是旁白和主角们挂在嘴边的“烟火气”。

　　“22楼五美的生活日常就可以看100集了。”这是网友对电视剧中“烟火气”的评价。因为人物多，情节相对松散，编剧和导演用大量生活琐事来填充整部剧，一是让人物产生关联，二是展现都市剧应有的都市感和生活情趣。

　　用生活细节来构建人物，用大事件做分割，把五个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是创作团队的良苦用心。尽管如此，看惯了快节奏、大冲突剧情的观众依然不适应，很多人觉得《欢乐颂》的剧情进展缓慢，“wuli凯凯要早点出来才对”。

　　无论是拍何种题材，侯鸿亮都相信，按戏剧规律来做，任何戏都一样。导演孔笙做得更深入一些。《欢乐颂》开拍前，他曾变身知心大哥哥，轮番和身边的女性同事、家人聊天，了解她们的心思，希望对把握剧中五个女孩的性情有帮助。

　　四 直男团队的思考

　　1）更现实、理性的情感模式

　　“拍女人戏，男性导演的确有他们的独特之处。”袁子弹说，女性创作者更感性一些，而孔笙和简川訸两位男性导演更理性。剧中有一个情节，奇点抱怨科学女青年安迪要为自己的情感找一条清晰的逻辑线。在电视剧的拍摄中，两位男性导演更像剧中的安迪——他们要为人物的行为找到符合逻辑的动因。“安迪为什么要接关雎尔上班，邱莹莹为什么要吃吃吃，剧中人物做一个小动作，导演都要找到一个深层次的心理原因。他们的理性让这部戏更偏现实主义。”袁子弹说。

　　和以往的都市剧相比，《欢乐颂》中的感情戏也没那么套路化。男人不是完美男神，也不是十恶不赦的渣男，更多的是有点私心，有点戒备，又不乏真诚的矛盾体。

　　这样的情感模式也与这个男性团队有关。写了多年剧本，袁子弹知道，每个人的思维都有惯性，如果是纯粹的女性思维，很容易把剧本中的感情戏写得过于理想化，“带很多粉红泡泡”。但《欢乐颂》里的情感戏更务实。“像奇点这样，技术宅，有点戒备心，又世故圆滑的中年男人形象就很符合男性视角，他和安迪的这段感情是纯粹的女性视角写不出来的。”袁子弹分析。

　　2）待解救的都市剧女性形象

　　“直男”团队拍女性剧，这是《欢乐颂》的噱头，但也引发了真实的关于电视剧中女性形象和女性主义的讨论。

　　袁子弹说，在遇到《欢乐颂》之前，她没有触碰都市剧这一类型，是因为对架空的偶像剧和家庭剧不感兴趣。长期以来，国内电视剧被偶像剧、谍战剧和婆媳剧霸屏，谍战剧中的女性形象是缺席或物化的，偶像剧中的女人们美好、痴情，谈恋爱是她们人生中唯一重要的事，而婆媳剧、婚姻剧中的女性隐忍、克制，被禁锢在家庭和婚姻中，缺少必要的社会身份。

　　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教师孙百卉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中期，国内女性题材电视剧中的女人已经有了最初的摆脱家庭束缚，独立自主追求人生意义的意识，但两千年之后，国内电视剧对女性的认知反而出现倒退，女性形象开始走向脸谱化、刻板化。“剩女”“国民媳妇”“小三”等标签贴在了荧幕女性身上，女性的价值似乎也总是取决于她的婚恋和家庭。即便有些影视剧煞费苦心地塑造了高知精英女性，最终的落脚点也一定是回归婚姻和家庭。而侯鸿亮领衔的正午阳光团队也希望《欢乐颂》可以改变这一格局，在重压之下保留了原作中群戏的结构，目的就是更丰富地展现剧中的女性形象。

　　3）季播化的突破与格局

　　在接受搜狐娱乐采访时，编剧袁子弹认为，“如果说《欢乐颂》对《欲望都市》《绝望主妇》等女性群戏有所借鉴，那借鉴的不是编剧技巧，而是价值观。”从前几集的效果来看，《欢乐颂》中的女性形象有一定程度的创新，但孙百卉对剧情的发展仍有顾虑：“一部分女性希望看到不以恋爱、结婚、生子为目的电视剧，但很遗憾，《欢乐颂》在这方面依然没有实现突破。”

　　让国产电视剧中的中国女性从婆媳关系和婚姻保卫战中解脱出来，一头钻进《欲望都市》是不现实的，影视剧女性形象的丰富同样需要观众意识的觉醒。早在策划《欢乐颂》项目之初，侯鸿亮就打算把这部电视剧做成季播剧，至少先拍摄三季。目前，第二季剧本已经完成大半，袁子弹根据第一季播出的反馈，对人物和剧情设置做了一定调整。“陪女性观众慢慢寻找自我，也让男性观众更了解女人，这是我希望《欢乐颂》可以实现的。”侯鸿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