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时候，在台北组织了一帮朋友们，组织一个剧团，一群无业游民一起创作。台北市的舞台是沙漠，当时创作了我编导的一部戏《荷珠新配》。那是一部喜剧，有时候我回头想当年发生的事情觉得很有趣。喜剧在台北是文化界的振荡，我写本的时候蛮掉以轻心的，整个来看那个是戏一个滑稽的故事，把台北市所有的焦点都吸进去了，好像变成了台北市的文化起步。
喜剧能干什么呢？我自己回头看当年的故事，那个时候台北市演戏我一直感觉假模假式，就是一些很无聊的外国戏，或者是演员在舞台上装模作样，我们看了几千遍的那些夸张姿势，甚至有点讨厌。那个时候我们组织剧团有一些高调的思想在里头，我们的指导老师他做的活动现在回想起来有点意思。我想到喜剧这两个字的时候，那些活动很一般的，当时台北市的剧本很稀奇的，像舞者一样训练的东西。他就跟我们说你们别演出，我们天天在那儿玩，玩的我们都慌了，我们来这里受训是演出，你不让我们训练，一直在玩。到后来我们做了一件事情，那个事情是后来我们才发现的，是我对自己的身体不害怕，我对别人的身体也不害怕。我们建设了一些创意能量、一些速度。当我们上台，我们玩这个戏的时候，发现问题来了，我们只要一出手就可以产生下一个不可测的事情。通过奇怪的训练之后产生的，而在此之前，台北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人站在台上，这些人怎么这么清新，这么自然，简直是无所惧怕，两个人对戏，根本无视观众，这在当时来说是很大的学习。我们怀念这些当时并不自在的点点滴滴。那一两年之间老师不让我们上台，就是说你们不要以上台为目的，让我们训练，这些训练是很有意义。那一番演出带动了许许多多剧团的脚步，更自然的发掘表演精髓，推翻之前的老套的表演模式，追求更清新自然的叙事，我觉得是很可爱的。
关于喜剧的精髓，有时候我想精髓是什么？当年我们跟赖声川合作第一出戏是一个相声剧，我自己关心的是市场，也是目前大家所关心的表层上的东西。他搞喜剧，他有一种喜剧精神，就我对他思想的了解是，他很喜欢贝克特，贝克特的许许多多作品都是他最在乎的。他后来喜欢另外一个作家达里奥福。贝克特的世界是一个很封闭的世界，是一个语言不能交流的世界，而那两个疯狂的人物他讲话的时候会产生许多我们会笑的东西。从某种角度来来解，荒诞剧怎么让人感觉是一个疯狂的喜剧。我时不时看见人活着给孤决掉，人的语言交流不到。
我们在排《暗恋桃花源》的时候，最后是一个非常感伤的戏，导演说你们两个见面的语言，要发展的方向就是两人各自说各自的话，互相都听不懂对方。那场戏是让观众掉泪的东西，这很容易，老人家那时候浓情蜜意都在无法交流当中，这么一玩反而玩出更大的情感意义，几乎那个观众在那个时候掉泪和有想笑的冲动，所以那出戏我们回头看都觉得它背后有很强的感染力，很能够说明创作者在那场戏想要看什么。
我最近演了一出戏《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一开始我不接那个戏，我很不喜欢把悲伤的故事放在台上，我当时拒绝是很有理由的，用戏剧去说教那是我不喜欢的，剧院是充满生命力的地方。后来我看改编剧，导演非常坚持的说你再看一下改编剧，后来发现变成一个可以乐的故事。故事是来自于真人实事，我看了以后很喜欢，好厉害一个人，他可以把完全低调，让人窒息心灵鸡汤的故事改编成喜剧面貌的东西，后来演出的结果确实如此，在整个剧当中一直出现笑声，到最后死的那一刻。什么故事可以使这个故事产生如此之变化？我不要人世间是这样子的，我希望什么样的呢？这个作者他试着传达一些东西，这是来自一个真实的故事，没有做大量的改造，一种很有趣的人物关系，他真的让观众笑了。这给了我很深刻的感受。喜剧的精髓也就是面对那个事情的态度，那个精神可以造就出喜剧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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