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除了“西望”也该“东张”：印度戏赏鉴

　　《当我们死人醒来时》不是印度的拉坦-提亚姆导演与合唱演剧团（Ratan Thiyam,Chorus Repertory Theatre）第一次到北京演出了，2010年4月，为纪念中印建交60周年，该团曾在中山音乐堂演出过《最后的祝福》，但由于是在音乐厅演出，效果并不理想。

　　借助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的平台，来自印度东北边境曼尼普尔邦首府英帕尔的合唱演剧团，此次在天桥剧场演出的改编自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作品《当我们死人醒来时（When We Dead Awaken）》，引起了圈内的注意。就像人们对印度的看法一样，有赞有弹。赞赏者觉得妙不可言，批评者认为不知所云。

　　其实这往往是文化的隔膜与落差造成的。印度是中国近邻，而曼尼普尔邦与中国更近，从昆明飞行两个来小时就可到达，那里人的长相和我们西南省份相差无几。由于国内戏剧界长期以来以西方为中心和以中国为中心，我们对东方戏剧以及东方戏剧的鼻祖——印度戏剧不甚了了，往往会有“隔花荫人远天涯近”之感。其实，小城剧团是见过大世面的，爱丁堡戏剧节、美国肯尼迪中心，都出现过他们的身影，而剧团创始人、导演拉坦-提亚姆在印度戏剧界更是一个如雷贯耳的人物，被认为是和铃木忠志、彼得-布鲁克、耶日-格洛托夫斯基齐名的戏剧家。

　　拉坦-提亚姆是当代印度的杰出剧作家和导演，可以把成绩卓著、国际知名等形容词加给他，2013年被印度总统任命为印度唯一的国家戏剧学院的校董会主席，是第一把手。在1987年至1988年，他还曾任该院院长。1989年他获得由总统颁发的印度文化艺术最高奖——莲花奖。

　　拉坦-提亚姆本人的经历就是一个很感人的励志故事。拉坦出生于曼尼普尔邦的一个舞蹈世家，早年学习绘画。1961年，22岁的他就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此后他共有6部小说行世。后来他在撰写戏剧评论之余开始写作剧本，由于自感需要专业训练，于是在1971年来到德里的国家戏剧学院接受两年学习训练。之后成了戏剧创作的多面手，集作家、导演、设计师、乐手、画家和演员多种身份于一身。

　　1976年，他从繁华都市德里回到老家曼尼普尔邦的英帕尔。曼尼普尔邦是1972年从以出产红茶著名的阿萨姆邦分出来的，地处偏远，山多林密，雨量充沛，人口稀少，到今天首府英帕尔的人口仍不过27万人左右，并不是从事戏剧工作的理想之地。但好处是这里民风淳朴，风景优美，人也踏实肯干。回到家乡后，拉坦创立了合唱演剧团（Chorus Repertory Theatre，简称CRT）。CRT位于英帕尔郊外，拉坦的团队因为坚定的信念和艺术追求，所以一直追随着他，迄今已快四十年。他们生活工作在一起，一起干农活，一起建房子，剧团被雨季的暴风雨吹垮了6次，他们就6次重建，直到2001年修建了有200个座位的永久剧场才稍稍安定下来。同样他们的专业训练也很严格全面，凡戏剧所需的表演、舞蹈、音乐、武术、舞台设计和技术，人人都能兼备。正因如此，他们才能在舞台表演时，展现出动人的力量和高度的默契，以及戏剧人对舞台的热爱。

　　拉坦曾称，他的作品是在现代世界混乱的政治中对社会福利和精神诉求表达的深切关注，思维理性、多维，同时展现戏剧文学的美感与意味。作为乡土戏剧或者说“根的戏剧”的代表人物，拉坦强调戏剧中的印度元素以及曼尼普尔邦的表演艺术形式。这次演出中的曼尼普尔舞蹈，就是标志性的符号。他常常从梵语戏剧以及经典的西方戏剧中汲取灵感，如他改编印度梵语戏剧家跋娑的《断股》，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还有采自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军阵》均是如此。

　　此外，在剧中，拉坦还愿意进行一些哲理思考。2010年在中国演出的《最后的祝福》就是印度著名的阿育王自我救赎的故事。反映了一个人与内心阴暗面激烈的斗争以及对和平的渴求。故事讲当阿育王一统印度广袤的土地，正以征服者心态享受着胜利者的荣耀之时，精神却屡受“打击”。阿育王凯旋时看到一群僧人，便让他们为自己这个“伟大的胜利者”歌唱，但没有一个僧人理会他，他甚至得到了一阵嘲笑。他的胜利与荣耀没有得到僧人的承认，更没有得到僧人的歌颂。他命令宫廷乐师演唱，一群妇女出现了，这些女人都在战争中失去了自己的男人，她们的痛哭哀号，齐天的招魂白幡，使他陷入悲哀恐惧中，他幡然醒悟。该剧以高度仪式性的肢体语言，以及鲜明饱和的视觉效果，呈现“人间地狱”的意象，同时打动观众，思考“战争与和平”这一永恒主题。拉坦的《当我们死人醒来时》创作于2008年，这部易卜生的最后一部作品，富含象征主义意味，通过东方的假定性表演得到了充分的演绎。

　　由于剧本创作及表演有着浓烈的曼尼普尔色彩和深邃的思想，合唱演剧团1984年在国际舞台上一亮相，就受到国际戏剧界的首肯，仅在希腊古剧场的一次演出，观众就达上万人，30年来足迹遍布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世界著名导演彼得·布鲁克为了执导《摩诃婆罗多》一剧，专程到英帕尔取经。

　　偏于一隅的剧团有如此影响力，除了拉坦个人的能力和魅力以及国际视野之外，幕后的重要推手——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是一重要因素。ICCR成立于1950年，由印度第一任教育部长毛拉阿扎德创建，负责推广印度文化与对外文化交流，是负责印度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的机构，主席一般都是印度有影响的政治人物。该机构机制灵活，对文化机构和交流活动的资助方式多样，既可以负责全部交流费用，也可以资助单程机票，甚至如果小团体有出国交流的意愿，ICCR提供两三张机票也有可能，这样可以把有限的资金更多地分散到各个团体上，很多印度的演艺团体都可以骄傲地拉出一份长长的出访国名单来，全仰仗这些不拘一格的资助方式。合唱演剧团出访的几十个国家，大多是以这种方式成行的。并且，在ICCR支持下，合唱演剧团还主办过2003亚洲戏剧节，这些无疑都扩大了该团的国际影响，在世界戏剧圈有了自己的话语权。

　　长期以来，中国戏剧界基本上都是以西方为参照物来学习创作话剧的，岂不知我们的近邻在戏剧创作上也如他们不学芭蕾、把小提琴放在腿上拉一样极富个性，因此说，戏剧不仅要西望，还要东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