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姨、朱引墨/文 苏三/统筹）
早在试映阶段，《黄金时代》就遭遇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有的人喜欢，视之为“年度最佳”，认为是“最近几年贱片做底子的中国电影银幕上透出来的一束亮光”，有人反感，认为它“装逼过头”，是一个“被史料压垮的论文”。难得的是，这一次《黄金时代》的论战双方可以说势均力敌，更难得的是，他们说的似乎都有些道理。此次搜狐娱乐特意请来两个意见完全相左的影评人，请他们来说说为何如此热爱/讨厌《黄金时代》的理由——注意，他们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更是针锋相对的两个“阵营”的声音。
【本次论辩双方参与者】
十三姨：曾在威尼斯见证《黄金时代》全球首映，旗帜鲜明的“倒黄派”
朱引墨：“脑残粉”，看《黄金时代》哭了半个小时
【下面请双方分别阐述己方核心观点，限时30秒】
十三姨：
《黄金时代》身上太多的实验性特质，注定了它是一部具有牺牲精神的电影。这种牺牲，既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民族英雄炸碉堡那样的伟岸，也可以被理解成在悬崖边行走的弄潮儿不慎跌落海里的冤屈。不管你喜欢/或者讨厌它，都无法回避这三个问题：一部电影主动选择了自己的观众群，这样好吗？一部过于追求形式感的电影，内容本身是否已经被形式感吞没？人物传记片真的越忠于历史就越高级吗？
朱引墨：
一部像《黄金时代》这样的作品，总有人试图“成功”或“失败”来论之，其实是非常无知可笑的。《黄金时代》毋庸置疑是一部在大多数国产片水准之上的精良佳作，导演和编剧功力之深厚，手法之纯熟，根本无需讨论。而且我毫不怀疑，大部分所谓影评人、专家，其水平并不足以对许鞍华或李樯指手画脚。作为创作者，许鞍华和李樯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影片从总体结构到点滴细节，无一不经过了精心筹划描绘，呈现出的最后结果，已经是一个臻于完满、圆融的艺术品。这样的艺术品，为什么会让这么多人感到不满？原因也许并不在于它本身的“缺憾”或是哪里做得不好，而在于它太独特，太风格化，以致挑战了整个时代的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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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局】“间离效果？神马玩意”VS“片子里的间离效果太赞了！” |
【第一局】“间离效果？神马玩意”VS“片子里的间离效果太赞了！”
十三姨：
间离效果并没有构建出视角的多样性！
首先说说电影里的“间离效果”吧，简单说来就是演员演着演着，然后面对镜头，跟观众说话，或者作为旁白出现，或者演着演着就将眼睛盯着镜头。这样的做法，李樯的原意是希望造成一种新的观影体验，让观众也参与到了电影中。对于这种表现手法，影评人梅雪峰在写给《大众电影》的影评里评价“这些旁白，要能体现片中人物的多面来：她所做的，和她所想的之间的不同；她现在做的所希翼的，和未来的结果之间的差别。只有在这时，人内心的分裂与厚度才能显现，人被命运主宰的荒诞感和虚无感才会出现。但在这部电影里，大多数的旁白，成了交待剧情的一种手段，而没有建构出那种视角的多样来。”
不仅是间离效果，作为一部集结了多个民国时期文人的群戏电影，如何清晰明了地理顺人物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他们并没有用一种清晰的，带有逻辑感的（比如用时间、空间的递进）方式来帮助观众理解，而是大胆采用穿越时空的“混剪”模式，将叙事逻辑进一步打乱，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如果你观影前完全不做功课的话，很容易在开始的一个小时里被“谁演的是谁、谁和谁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搞得凌乱不堪。
朱引墨：
间离效果带来了“准纪录片”风格
上世纪30年代，萧红以《生死场》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时，鲁迅在序言中给予的评价是：“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这一评价，同样可以用在萧红的传记片《黄金时代》上。
“间离效果”和“抽离式表达”，确实是《黄金时代》影评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两个词。有人分析，“关于萧红，很多情节是模糊不可考的，一般拍这种传记片，编剧会按自己的理解，给出一种可能性和一个逻辑线，把故事说圆。霍建起的《萧红》就是用的这种传统方法。”而《黄金时代》采用的是以萧红自述和同时代人物的叙述做串联，人物每一时期的故事都由不同的人来进行叙述，造成了一种多视角、多声部的效果。
正如影评人刘敏所说，“抽离式的表达贯穿影片始终，仿佛一把双刃剑，它既激起观众好奇，给他们一个对人物最直接最真实了解的机会，同时，又将沉浸其中的观众活生生地从剧情中拽出，人为制造了观众代入的情感距离。”
这样独特的叙述方式，无疑违背了观众惯常的审美习惯，造成了一种“不适应”。但是这种方式也令人物更接近真实，展现出一种“准纪录片”风格。并且，编剧宋方金评价道，“李樯在《黄金时代》的开场用的并不是后来被布莱希特所变化的间离戏剧，而是用的典型戏曲方法：自报家门。所以，我看好多精英人士说这电影沉闷难懂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可能忽略了中国源远流长的戏曲传统，其实《黄金时代》如果拿到我们村去放，我们村老太太大姑娘小媳妇一看就会懂，因为他们太熟悉这种自报家门跳进跳出的方法了。”
相对于那些庸俗化的人物传记，“鸡汤”式的励志传奇，《黄金时代》从内容到形式都带着涩意，风味清苦，可能不好入口，但是充满回甘，有着别具一格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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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局】“萧红，她是脑子不好使吗？”VS“萧红，自由的灵魂！” |
【第二局】“萧红，她是脑子不好使吗？”VS“萧红，自由的灵魂！”
十三姨：
拍萧红，变成了拍脑子不好的女人？
先不说文学成就，光作为女人，萧红这一生实在是太具有戏剧冲突性了。私奔、未婚先孕、颠沛流离，两个孩子前后送人，与三个男人有着感情上的纠葛……这样的人生，就算不说作品，也足够丰富了。光是探寻促成萧红如此命运的背后动因，再加上时代背景，或许都是一个很好的作品。
可是我们看到的《黄金时代》，却在文学与生活两者之间犹豫了。以至于看过片的几位文化人在私下讨论时，出现了这样一种声音：“为什么要拍一个脑子不好的女人？”对此，学者杨早的回答是：萧红原本是一个不世出的文学天才，她和沈从文一样，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的人生路线充满不确定性，际遇往往随时俯仰，因人而异。他们都是用生命写作的那种人，后世对他们了解与研究的兴趣，也正是建立在他们作品的价值之上。电影当然更适合书写传奇人生，而非探寻作品意义。但以精神为志业的作家，他们的灵魂会呈现于他们的作品，也会投射于他们的人生。如果不能表现出这一点，萧红就只是一个神经质的怪女人，“情商极低”。
问：“如果你之前不了解萧红，你会因为看完这部电影而爱上她吗？”
答：“不会。”
这就意味着，电影只会是一种叠加，而非改变。研究界、史学界、文学界……关于萧红的争议历来很多，而看了《黄金时代》，也只是喜欢她的人仍然喜欢，不喜欢她的人或许更不喜欢。可是电影与研究的区别在哪里？电影是不是应该塑造一个活生生的萧红，让不了解不理解她的人，感受她的人生困境，领会她的人生逻辑，获得一个书本中得不到的萧红？
片方宣传语说，许鞍华导演用她的温暖中和了李樯编剧的残酷。许鞍华的确是温暖的，像《女人四十》里的争执与和解，父，子，媳，每一方都让观众体会到他/她的为难与温情，更别说《天水围的日与夜》与《桃姐》了。但在《黄金时代》里，许鞍华像一个无所作为的速记员，只是将镜头语言与演员表演，处理得含蓄平和，却任由纷纭的史料，将人物（特别是萧红）压成了扁平。
朱引墨：
一切都是自由的——萧红和她的人生选择
在豆瓣电影上，《黄金时代》现有影评中，点赞最多的一篇是“被遗弃的萧红的一生”。相信这也会是大多数观众对此片的共同结论。但严格来讲，萧红并不是“被遗弃的”，她的一生，倒是更符合端木蕻良的扮演者朱亚文的评价，“萧红就是作死。”她的每一次人生转择，都是个人选择的结果。
萧红这辈子，说白了，是一个柔弱却向往自由的女性，辗转于男人之手和时代洪流的故事。自由，是萧红的人生关键词。她确实可以选择更安全无虞的生活，但她灵魂中自由的因子使她必须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导演许鞍华曾经做过一次关于《黄金时代》的讲座，主题即为：“一切都是自由的——萧红和她的黄金时代”。如何通过一个女作家的人生展现“自由”主题呢？《黄金时代》的重点，恐怕还是落在了萧红和萧军的故事上。
这个故事有一个“英雄救美”的开头，但它又不是传统意义的英雄救美——萧红并非因为美貌引起萧军注意，是她的才华吸引了他。他们的相遇相爱，对彼此而言都是人生最重要的事件。可是，他们是男女情人的同时，在艺术之路上也是你追我赶的对手。萧红最后之所以离开萧军选择端木，固然有萧军屡次出轨造成的伤害，深层原因却在于萧军对萧红才华的鄙薄和压抑。萧军拯救了她，保护了她，成全了她，但是，萧军也伤害她，看不起她。这些内容，影片都在史料允许的范围内竭其所能进行了阐释。
当萧红和萧军相遇时，爱情就等于自由，当萧红和萧军分手时，爱情已经和自由背道而驰，甚至水火不容。如果萧红是一个普通女性，也许会为了爱情而默默忍受，但她是一个作家，她的自尊、骄傲和对写作的追求，都使她不可能继续留在萧军身边。爱情和自由之间，她最终选择了——自由。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萧红身体不好，也早早失去了家庭庇护，这样一个“羽翼稀薄”的女性振翅一飞后，几乎已注定跌落的结局。所以，当孤身一人、怀着萧军的孩子逃难的萧红倒在码头上，影片用俯拍镜头进行了特写，这一细节或许正是为了说明“女性的笨重和坠落”，其中亦不难看出一个女导演对一个女作家的深深悲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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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局】“史料堆砌，民国文献片”VS“被夭折的民国精神史！” |
【第三局】“史料堆砌，民国文献片”VS“被夭折的民国精神史！”
十三姨：
文艺片？艺术片？更像文献片
关于这部片的类型，普通人已经自动归结到“文艺片”范畴，许鞍华在一次采访中觉得它已经靠近“艺术片”，但对于很多看过片的人来说，它更像一部“文献片”。电影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细节，都是有出处的，这样严谨的方式，已经到了“考据癖”的程度。学者杨早看完片后的评价是“一篇被史料压垮了的论文”，原文如下：
倘我是匿名评审或答辩委员，或许会给《黄金时代》一个“治学严谨”的评语。它不仅小心到每一句对白、每一句旁述几乎都是直接引语，萧红史料中几乎所有的、为研究者或八卦派喜闻乐见的细节，它都没有漏过。
但，堆砌史实，面面俱到而无所见地，即便是论文，也不是好的论文。
可以看到，整部电影都在做两件事：还原历史，追求客观。可这样一种不带主观色彩的还原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历史本来就众说纷纭，很难不带上个人情感倾向来创作一个角色。
比如杨早就提出了电影中的这样一个“历史性偏见”：萧红、萧军、端木这个三角关系，无论是当时还是日后的舆论中，端木都处在绝对的弱势。按照胡适提出的箭垛子理论，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大有值得探寻的裂隙。但《黄金时代》似乎受到主流说法的影响，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对端木蕻良的丑化。
缺乏生活，缺少提炼，有的是朗诵？
无论是当年的《女人四十》还是上一部《桃姐》，许鞍华最擅长的，是提炼生活中的点滴，那些实景小生活中的喜怒哀乐，那些人生百态五味杂陈都藏在了角色每天细碎的生活细节里，阿娥与桃姐用动作和日常化的语言建构出两个有血有肉的女性代表。
到了《黄金时代》，那些对生活细节的追求受到了史料的约束，导演的自我表达便显得非常克制。史料永远是不全面的，细节又不会那么丰满，而选择克制的许鞍华和李樯这回只想忠于还原，没有上升到二次创作的层面，缺少提炼。于是为了“迁就”那些史料，许鞍华抛弃了过往用镜头记录行动，具有表达意味的场景，而是改成旁白或者自述的形式，角色之间常常都是大段的交流，像是一场诗歌朗诵大赛。似乎李樯与许鞍华觉得，只要朗诵出来的语言有对的出处，那么不管这些文字说起来有多不符合口语表达的规范，但至少不被诟病失实，就心安了。
可无论是旁白还是自述，这些只不过是演员们将其朗诵了出来，没有把这些文字落实到角色的身体表演的经验上，最后呈现出来的，还是留于形式感的空洞。
整部电影中，拍得最有烟火气的一部分就是萧红与萧军在东北同居生活的那一部分，从住到小旅馆开始，再到一起吃大列吧，下馆子，最后萧军为萧红系鞋带，多处小细节的铺陈让人感受到了其中暖意，不过回想起来，或许是因为《商市街》中，对这段生活有着丰富详实的描写吧。
其实许鞍华是想还原民国文学圈的烟火气的，片中“避开”去介绍他们在文学上的成就，包括对萧红的塑造也没有着重体现她的文学成就，反而拍了很多文人在一起吃饭谈天，以及交往的细节。可这又让这样一部扣着“黄金时代”的电影格局变得有些小，不够宽阔，毕竟有那么多作家在里面，还是有人对他们的作品是有期待的，这种期待，显然不是那种让他们念出自己代表作中各种金句那么浅层的期待。
朱引墨：
不仅是萧红个人传记，也是民国文人群像图
《黄金时代》不仅是萧红个人传记，也是民国文人群像图。影评人韩松落评价道，“《黄金时代》最惊心动魄之处，就在于此，它没有回避萧红的戏剧性情感，给了她的情史以充足的戏份，但最终却用貌似平实，实则风雷激荡的笔触，写出了人们是怎么从五湖四海奔赴而来，最终汇聚成一块新的大陆的。电影中，萧红死去后，丁玲、蒋锡金、骆宾基或者黯然神伤，或者悲痛难抑，那不只是本能的物伤其类，更是因为，他们所寄寓的大陆流失了一块，那是所有人的丧钟。”
从电影中我们能感受到的上世纪30年代，确实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年代，每个人（尤以二萧为代表）都在放肆追求自己想要的，无论爱恨，都鲜明而痛快。这样一个精神生活如此丰富生动的年代却被战争打断了。香港作家廖伟棠说，“刚看完《黄金时代》时，我颇有无语凝噎之慨，不但为萧红耿耿於怀，也为了那个被战火腰斩了的时代。四十年代是一段精神的夭折史：一个青春的时代如此夭折，萧红也是其象征。”
然而，比起追慕民国精神来，电影似乎更想讲述不同个体在历史转折期走出的不同轨迹。萧红和另一位女作家丁玲，在电影中形成明显的互为对照的关系。对待战争，萧红选择了避退，她的追求是“只想有个地方安安静静地写作”，而丁玲，却做出另一种选择，她对着镜头讲出了，“投身人民战争的洪流，来书写人生这本大书！”影片没有评价谁是谁非，但这种不评价的态度也是一种态度：选择无所谓对错，只是个性不同，选择不同。
许鞍华“夫子自道”的个人情怀
影片中萧红的姿态多少也有点许鞍华“夫子自道”的意味。激越的时代车轮下，裹挟一切的“时代之力”犹如黑洞将个体吸入，在萧红那里，“时代之力”是革命，是战争，在许鞍华这里，“时代之力”或许是钱，是后现代社会的众语喧哗。有人说，现在就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而许鞍华在这个黄金时代里，安安静静拍了一部并不能迎合时代潮流、并不能讨好众人的作品。
为什么要这样？答案已在电影里。创作者借由剧中人缓缓说出一句：“寂寞身后事，千秋万岁名。”这句话给出的暗示就是，拍这部电影他们的目标受众并非现在的观众，他们是为了一个更长时间范围内的观众拍的。也就是说，这个电影渴望像萧红的作品一样在后世流传下去，所以宁可现在寂寞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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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局】“明星再多，普通观众也没兴趣”VS“创作者为什么非要迁就观众？” |
【第四局】“明星再多，普通观众也没兴趣”VS“创作者为什么非要迁就观众？”
十三姨：
大明星也难以支撑普通观众的兴趣
上映前，《黄金时代》在全国举办了很多场超前点映，之后，微博、自媒体上开始不断有观众抛出自己的影评。几乎所有影评中都提到了一个观点：这将是一部非常考验观众的电影。也就是说，在它还没有走进影院之前，它就已经主动挑选起了观众。
讽刺的是，这是一部需要2.5亿票房才能保本的电影，这么大一笔钱，他们挑选出来的观众，能否撑得起这样的票房？显然是不能的。现在的国情是，普通观众看个106分钟的《白日焰火》都会闲闷和看不懂（微博上搜索就能出现大量吐槽），这部顶着金熊银熊光环的电影才勉强破亿。《黄金时代》长达179分钟，对于观众，李樯提出的要求是“应该读一点萧红”，许鞍华则说“形式感可能会吸引一些年轻观众”。
过往的观影经验告诉普通观众，好的传记电影即便你对此人一无所知，看完电影后也会印象深刻。倘若真如李樯所说“读一点萧红”再进影院，所反映出来的是对电影的不自信。但进一步说，先读了一点萧红的人，喜欢的或许可以因为自己的这份喜欢进入影院，观看中已经加入了自己对萧红的预设，用自己对萧红的热爱投射到电影里，这样的做法是否有些本末倒置？可倘若不喜欢萧红的文字，是否就自然也削减了让他们进影院的动力了呢？这又提高了观影门槛。
一部真正伟大的电影，是拥有丰富层次的，保证深刻的同时，也一定拥有能够被更多人接受的外壳，或者一个能被浅层读懂的价值观，这一点显然《黄金时代》欠缺的。
朱引墨：
《黄金时代》是一家米其林餐厅，昂贵，但是值得
《黄金时代》被人诟病的一大问题，大家不熟悉的人物和史料太多，旁征博引，犹如论文。简言之，作为一部电影，它信息量太大了，想要顺畅理解它，观众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
在国产电影智商和常识底线被不断刷新的今时今日，《黄金时代》堪称中国电影界智识之士筑起的一座高垒，它确实不好啃，但如果将它读懂了，也会在享受电影本身的同时，获得影片附加的、非同寻常的“审智的愉悦”。我们都习惯于电影为大家提供性快感、暴力快感，其实电影还可以让人伸展脑力，实现一种智商上的愉悦，而且，知识量的增加也可以给人带来快感。
现在的电影流行创作者来迁就观众，就像一个大厨，他本来可以做米其林餐厅，但是市场说，米其林不行，赚不了钱，你还是来煮火锅吧。所以，一大堆火锅连锁蜂拥而至，大家误吃了好多发臭下水和地沟油。这时候，突然出现一个新开的米其林餐厅，很多人都不习惯。他们一看这个形式就怒了：有没有搞错？上菜上了三个小时？太不尊重顾客啦！还有这些沙拉，居然是生的，菜没煮熟你们也敢端上来？其实呢，享受沙拉是需要一个适应学习过程，它的形式和材料都是新的，有的人喜欢新事物，有的人可能以前吃过，他们会比较容易接受，但是肯定也有很多人肠胃比较固执，始终无法适应。
不过无论如何，多一家米其林又有什么不好呢？
高级又有知识深度的电影，和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电影一样，都该在这个市场上有它的“应许之地”。编剧宋方金说：“如果现在日本想跟中国开战，会调查研究分析中国，当然一样会包括电影——电影说到底是智力活动，是一个民族思维的最新体现，我相信他们看到《黄金时代》时一定会咯噔一下，因为拥有思考深度和智力结构的民族和国家，一定是伟大的民族和国家。”或许这电影也没有他说的那么了不起，但是，《黄金时代》的出现和存在至少说明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当然要敞开心扉欢迎这些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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