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杨弦和胡德夫在台北中山堂演唱余光中作词的歌曲，是为台湾民歌运动的开始。在这之后，民歌手和创作人大量涌现，台湾民歌进入黄金时期。
这是一段不可复制的时期。在大历史背景下看，民歌运动源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给台湾青年带来的强烈失落感，从而刺激这群听美国歌长大的年轻人生出唱自己歌的想法。然而在“台湾民歌之母”陶晓清眼中，“民歌运动只是一群大孩子的无心插柳，不是运动。运动要有目标组织纲领，他们没有，只是有共同气质，在一起做有意思的事，却不知不觉地改变了历史。”
9月12日，陶晓清和其子，作家、广播人马世芳，以及本土乐评人孙孟晋在金桥国际商业广场做了一次关于民歌时代的谈话，拉开了金桥9月12日至10月12日期间“40·20音乐主题活动”的序幕。当晚，潘越云、沈庆开唱。在这一个月中，还将有李建复的分享会，以及南方二重唱及Vox玩声乐团的演出。
陶晓清：他们留了好多东西在我家，包括李宗盛的成绩单
陶晓清被誉为“台湾民歌之母”，乃是因为身为电台主持人的她从1975年开始就陆续在自己的节目里播放年轻人的原创歌曲。第一次放的时候，她原以为热爱西洋歌曲的听众们会写信来骂她，孰料收获一堆表扬的信，还有毛遂自荐自己作品的年轻人，让她从此走上推广本土民歌之路。
台上的陶晓清一头白发，却越老越好看。她说自己小时候玩乐队，什么乐器都不会，只能唱唱声部。后来暑期去电台实习，因为对西洋歌曲的了解，以及“老天爷赏饭吃的声音条件”而得以留在电台，成为中国广播公司最年轻的主持人。当年的陶晓清只有19岁。
最初，陶晓清主持的是西洋音乐节目。“公司帮我订了好多美国原版唱片和杂志。在那十年里，我很努力地吸收知识，但是这并不是我最有成就感的时候。”
在上世纪60年代陶晓清经历的唱歌比赛中，几乎每支乐队都会唱《我们是一支美国乐队》，甚至改编都很少。
1975年，由台大研究所刚毕业的创作者兼歌手杨弦发起的“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在台北中山堂举行，被视为现代民歌运动的缘起。
1976年，陶晓清在淡水文理学院组织了“民谣演唱会”。顶替胡德夫上场的是李双泽。据说那个不修边幅的胖子扛着吉他，拎着可乐瓶，上台便说：“从国外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真令人高兴，但我现在喝的还是可口 可乐。”他转向舞台上刚刚唱完英文歌的同学，不客气地问道：“你一个中国人，唱洋歌，什么滋味？”
怒砸可乐瓶之后，李双泽唱起了1948年李临秋作词的《补破网》。这首歌因为“传播灰色消极思想”早已被当局禁唱。当晚过后，台湾大学校园内旋即开始了大规模的关于“唱自己的歌”的讨论，民歌时代开始。
民歌时代，无论是最初的自发行为，还是后期有商业介入的金韵奖，都有一个背后的核心——陶晓清家的客厅。
在她家的客厅，苏来遇见席慕容。后者答应可以让他唱自己所有的诗，于是苏来就有了一张全是席慕容诗的专辑。
打扫的时候，陶晓清和马世芳还发现过一张李宗盛中专时候的成绩单。“那个时候李宗盛一直讲笑话，现在想想他大概是在掩饰自卑，因为其他人都是台大的。”马世芳也记得那张成绩单，因为“那天他跟我娘讲了很久，留下成绩单后再走的，里面全是红字”。
对于这群有才华的大孩子来说，陶晓清亦师亦姐。留在他们家的，远不止李宗盛的成绩单。
马世芳：“民歌本人”4岁时就觉得《乡愁》好悲伤
1975年杨弦的第一张专辑《中国现代民歌集》发布的时候，马世芳只有4岁。作为陶晓清的儿子，有人开玩笑地叫他“民歌本人”。
4岁的马世芳竟然还记得杨弦的那张专辑。“我记得有首歌叫《乡愁》，钢琴前奏非常长。然后有个女声，唱得好惨。我就跟娘说，这歌好悲伤。娘就觉得这个4岁的孩子怎么那么老气横秋。”
这是马世芳对陶晓清和他们那一代人的最初记忆。他记得当时客厅很大，铺的是榻榻米。吴楚楚、苏来、彭国华、李宗盛都是客厅的常客。“当时娘办了很多串烧形式的演唱会。他们都是大学生，都到我家开会商量，谁有新作就来唱。当时的民歌手都觉得自己有社会责任，所以专场一场一场办。他们很认真，每次演出结束都会检讨哪里不好，然后分清楚这是自己的原因还是环境的原因。”
在小朋友马世芳眼中，这群哥哥姐姐会谈恋爱，会劈腿，也会分手。而他只管缠着他们给他讲漫画，或者变魔术给他们看。“当时我觉得妈妈主持节目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报下一个节目是什么吗。”
转眼马世芳进了中学，一头钻进老摇滚的世界，对台湾的音乐没什么兴趣。直到高中，他想听听小时候听过的东西，才发现杨弦的了不起。“他就像台湾的鲍勃·迪伦，既有西方的自由和诗意，也有台湾自己的气息。更重要的是，杨弦他们这些人全是素人，是听闽南语歌和布袋戏、歌仔戏长大的一批人。”
之后，马世芳18岁高中毕业的暑假便到中广实习，自此开始广播人生涯，“第一次连续讲了12分钟，导播都插不进话，太紧张。”如今的他在周末时段依然有自己的节目。不靠广播谋生，因为“在台湾广播处在弱势的位置。在这个安静角落，周末时间甚至不卖广告。在这个分众媒体，适合深耕一点东西”。
在马世芳看来，民歌运动最珍贵的地方在于提供了一块土壤。“流行歌曲变成平台，让所有人有了交集。张艾嘉和李宗盛，张大春和李寿全，若非民歌运动，他们的名字绝不会出现在一张唱片上。”很多人都以为台湾的民歌运动是一个革命，马世芳却认为并不是。他说：“其实这些歌曲的制作班底都和当年邓丽君、刘文正的是一样的班底，只不过原创为音乐带来了新的可能性，让产业升级。上世纪70年代后期，高凌风曾出过非常厉害的国语专辑，但是没人会为他赋予文化含义。”
陶晓清对民歌时代的总结只是一句话：“高潮的时候道和术兼具。”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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