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 在咖啡馆改造的剧场空间中，创作者使用新媒体完成了剧场探索的用意：二维码贴满各种角落；扫码后的信息，构成了虚拟世界。
“多媒体戏剧”似乎是中国当代剧场创作实验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几乎所有的先锋戏剧都包含了或多或少的媒介元素：孟京辉的手持话筒、王翀《中央公园西路》《雷雨2.0》里的摄像机即时影像、李建军《美好的一天》里的收音机……然而这些“多媒体”在现实世界已逐渐被人摒弃；移动互联网产品远比上述媒介更复杂有趣。可是，号称最“前卫”的实验戏剧中，却迟迟看不见新媒体的踪影。
直到这一次，Stage No More的剧场作品《当我们聊天时》，终于让我眼前一亮：虚拟的朋友圈被搬进真实的咖啡馆，现场遍布的二维码成为通往所有故事的“钥匙”，“连鱼缸里的金鱼先生也好想跟您聊聊”。期待已久的新媒体戏剧终于出现。
在这个咖啡馆改造的剧场空间中，我看到了创作者使用新媒体完成了剧场探索的用意：二维码贴满各种角落；扫码后的信息，构成了虚拟世界。有些扫码的结果是为观众建立任务：比如“去找全场眉毛最粗的人，让她告诉你鼓楼大街不能去的餐馆”，或者“找正在看篮球直播的人，跟他玩一局微信游戏”。顺着任务，观众可以跟这些角色聊天，可以添加好友后看到他们的朋友圈；可观众却分不清他们到底是真实的人物还是导演设计的“角色”——戏剧中的人物通过“演员+微信名片”的方式建立起来，“朋友圈”组成他们的人际关系网：新媒体建构了剧场，微信交互实现了观演。
然而微信人物被符号化处理了，缺乏真正有效的观演互动。我在与剧中人聊天的过程中，特别想知道如果突然跟他翻脸会怎样，会不会影响剧情的走向，会不会由线下反映到线上的朋友圈中——在导演设计的框架里，我可以这样“破坏”戏剧，然而从结尾来看，一个争吵并不能影响后续的发展。观众被彻底隔离在朋友圈之外了。
留于表面的多媒体戏剧，虽然惊喜，却没有触动心灵——因为导演没有表达出自己对微信这种媒介方式的“态度”。要知道，现实微信它用一个“赞”传递了态度信息，用朋友圈完成了不同人生的参与，用“群”完成了团体行为的发生，“传播”在这里重新被定义——对于这样的一个改变了人际交往方式的产品，导演怎么看？导演使用了怎样的方式引导观众对它更深入地思考？当微信连接了人与人之后，人的内心有怎样的变化？人性又会出现怎样的变化？这应当是戏剧更关心的话题。
大妈演员说，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通过微信晒幸福，而过得不好的人，却日渐沉默；编剧女孩说，为了社交，给不喜欢的人，也得点赞……当微信连成一张网之后，微信外的人在哪里？导演在结尾安排了一个简单的现场调查，展现了符号化的“人”，但并没有更多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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