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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剧《我在天堂等你》舞台照 编剧、导演黄定山(资料图) |
◎感情与理智的矛盾、个性与纪律的冲突、金钱对操守的考验，通过这些与人的情感需要、自我意识、世俗欲望相关的话题，新世纪现实题材军旅话剧从不同角度审视当下社会病灶。从军营到社会，再从社会回到军营，关注交互影响，是军旅话剧视野开放的表现。
◎除了喜剧手法，诗化抒情是近年来军旅话剧显示艺术魅力的另一个有效手段。因为善于使用抒情性舞台语汇，近年军旅话剧在传达主流正面价值时，便不再过多使用主人公独白、旁观者评论等宣讲模式，而是追求以情动人、情大于理。这样，从剧情构思到舞台创意上，被作为艺术品经营的剧作，便既是艺术的，又是文化的。
作为当代话剧的一个重要类型和部队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军旅话剧具有独特的价值取向与审美规范。通过写官兵、演官兵来弘扬正面价值，以感染、教育、鼓舞部队官兵，达到为兵服务、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进而为全社会服务的目的，是军旅话剧的共同选择与一致追求。由此，当代军旅话剧在题材选择、价值指向、审美趣味上形成了先天的趋同性。在军旅话剧舞台上，激荡的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情怀与健朗、乐观的艺术格调无疑是可贵的；但趋同主题与风格也在客观上妨碍了军旅话剧多元发展的可能，引起接受者的审美疲劳，影响其艺术实效的实现。因此，激发艺术活力，寻求创新可能，是当下军旅话剧面临的时代和艺术课题。
为完成这一课题，新世纪以来，若干军旅艺术家进行了大量探索和实践，创作了一批既能有效弘扬正面价值，又能走进大众审美视野的军旅话剧作品。它们是：绍武与会林合作的《爱的牺牲》 ，姚远、蒋晓勤、邓海南的《 “厄尔尼诺”报告》 ，王俭的《爱你不容易》 ，黄定山根据裘山山小说改编的《我在天堂等你》 ，姚远根据江奇涛小说改编的《马蹄声碎》 ，孟冰的《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 ，王宝社的《独生子当兵》与《独生女——让你任性》 ，孟冰的《这是最后的斗争》 （又名《大过年》 ）和《生命档案》等。在情感意义的挖掘、价值意义的确认、风格意义的拓展等三个方面，这些剧作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与示范。
情感意义的挖掘：放弃提纯，还原真实
好的戏剧作品是“万镜之厅” ，能够让人们彼此照见，照见那些日常生活中不易于被发现的人性的丰富与多面。而某些军旅话剧让接受者难以亲近的主要原因，往往源于其对于人类丰富情感的提纯与简化。若干年来，我们军旅戏剧舞台上的英雄们，无论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英勇就义的刘胡兰，还是智勇双全的杨子荣、无私奉献的雷锋，在他们非凡举动的背后，只有一个信念，只有一种情感，即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这种情感当然非常可贵，但只表现这一种情感，就遮蔽了人类情感的丰富性。久而久之，军旅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便类型化、模式化、符号化，难以突破接受者的期待视野。
值得欣喜的是，上世纪末以来，军旅话剧在展现军人情感世界时，做出了放弃提纯、还原真实的努力。 《我在天堂等你》 《马蹄声碎》在这方面表现尤其突出。
《我在天堂等你》以白雪梅的爱情选择为主线，较之以往的军旅剧作，在故事设计与情感挖掘上皆有突破。剧作中，白雪梅与欧战军的结合是组织介绍；此前，她已心有所属，爱上了随队医生辛明。当需要在欧战军与辛明之间做出选择时，白雪梅经历了痛苦的心灵挣扎。以往，我们的军旅话剧不谈爱情。新世纪之前，有限的几部有婚恋线索的军旅话剧中，主人公的婚恋关系一定是先在的，而非戏里发展起来的。并且，婚恋关系往往只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双方都铁血丹心、共同革命，譬如《志愿军的未婚妻》 《代代红》 ；第二种是一方儿女情长，动摇军心，另一方意志如铁，不受影响，最终两人分道扬镳，譬如《战斗的青春》 《南海长城》 《连队的春天》 ；第三种比较乐观，矛盾出现在地方军属对军人奉献精神的不理解上，但最终都以矛盾的圆满解决为结局，上世纪90年代的《冰山情》和《女兵连来了个男家属》是代表。与以往的军旅剧作相比， 《我在天堂等你》没有去刻意提纯、刻意美化，而是通过人性化的日常视角来塑造英雄。比起以往那些简单、透明、定型的“神化”英雄形象，白雪梅的形象更为“人化” ，“人化”就是一种深化。因为“人化” ，作品细腻地、多层次地表现了军人情感的丰富性。因为这是一份不是爱情的爱情，更是一份超越爱情的爱情。剧作借此突显理想信念的超越性价值，同时展示了人类情感的丰富性、多向性、超越性，留给接受者非常宽阔的阐释空间。
在还原真实上， 《马蹄声碎》极具冲击力。这部长征题材的作品，关涉的是英雄主义的宏大主题，却未刻意“提纯”英雄的革命动机。田寡妇、王洪魁的参军动机是为自由恋爱；霞妹子是为逃避童养媳的悲惨生活。这些放弃提纯的逻辑起点，既真实又朴素，并给主人公思想境界的提升预留了空间：从为自己到为千千万万个自己——受苦受难的大众而革命。
《我在天堂等你》 《马蹄声碎》等突破了人们对革命历史剧的惯常期待，让人们看到：原来，剧作关注的不是人的历史，而是历史中的人。因此，英雄才既具有真实美又具有理想美、人性美。在此基础上，革命历史的讲述方式有多种可能，军旅话剧的审美趣味也能丰富多样。
价值意义的确认：直面问题，指明方向
一旦放弃提纯，还原真实，我们就会发现：无论革命历史时期还是和平年代，部队生活都面临过或小或大的问题。小到战友间的日常矛盾，大到纪律意识、理想信念。无论大小，说到底，都是价值观念的问题。以往，军旅话剧只展现部队生活积极的、正面的、令人感佩和振奋的一面，仿佛部队是真空，不受任何私心私欲的影响。新世纪以来，我们的剧作家开始直面问题，在问题的讨论中进行价值的重塑和确认。
绍武、会林合作的《爱的牺牲》来源于我军历史上一则“冰冻新闻” 。抗战时期，战功赫赫的我军某师旅长曾克强努力挽留恋人无果，遂举枪射杀恋人，而后受到法律、党纪、军纪的制裁，被判死刑。将这样一则“冰冻新闻”作为选材，在军旅话剧创作中，尚属首例。而依据副标题的交代，剧作家的动机是“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而作” 。选择讲述这种超越常规的故事，显示出剧作家的广阔视野和良苦用心，拓展了军旅话剧的表现领域。 《马蹄声碎》也不回避内部问题，大胆暴露战友间的矛盾，暴露主人公的缺点。因为爱上同一个男人，隽芬与霞妹子既是战友又是情敌，这种人物关系在以往的军旅话剧中极为罕见。但恰恰通过这个特殊矛盾，《马蹄声碎》展现了革命队伍内部可能因私情、私心导致的矛盾。又正因为这些矛盾的存在，才使每个人超越私心的牺牲和奉献更为可贵。
来自内部的问题并不可怕，我们总会妥善解决。可怕的是来自外部的问题，尤其和平年代、消费时代的世俗欲望，时时威胁着我们的信念与操守。 《 “厄尔尼诺”报告》 《这是最后的斗争》等剧作格外关注军人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关注他们作为“人”的普遍意义上的苦恼。感情与理智的矛盾、个性与纪律的冲突、金钱对操守的考验，通过这些与人的情感需要、自我意识、世俗欲望相关的话题，新世纪现实题材军旅话剧从不同角度审视当下社会病灶，以及这些病灶对军人生活的影响。在一向以肯定、歌颂为主调的同类作品中，这两部作品表现出难能可贵的“问题意识” 。
《 “厄尔尼诺”报告》中，副军级退休干部郭海大寿之日，这个人人是党员的“非常正统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们开始了焦虑中的反思：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军门子弟摒弃军人身份、又使极为优秀的军人腐化变质，进而导致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军人之家后继无人？答案是：金钱及金钱激发的欲望。这是社会现实，也是军营现实。从军营到社会，再从社会回到军营，关注交互影响，是军旅话剧视野开放的表现。正因为《 “厄尔尼诺”报告》率先对军队环境做出了去真空化处理，才为后来的剧作作出示范。2009年， 20年后，孟冰的《这是最后的斗争》可以被看作是对《 “厄尔尼诺”报告》的回应。 《这是最后的斗争》中，离休老干部何光明的大家庭就是一个小社会。以何光明夫妻和长子何大明为代表的军人，保持着对理想信念的执著；而以何晓明为代表的物质主义者，则在利益驱使下放弃了精神价值追求。这个家庭里出现的矛盾，就是当下社会问题的投影。
面对新时代文化语境中我们精神领域出现的价值模糊、理想褪色等问题，姚远、孟冰等剧作家以诚实的态度不避矛盾，从矛盾和问题中确认主流价值的现实意义，为我们的精神生活指明方向。
风格意义的拓展：喜剧意识，诗化特征
配合人性化主题、日常视角和问题意识，当代军旅话剧弘扬主旋律的艺术方法也丰富起来。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们的军旅话剧保持的是正襟危坐、语重心长的正剧传统。除了《霓虹灯下的哨兵》 ，我们几乎找不到其他喜剧性作品。近些年，姚远、王俭、王宝社、孟冰等剧作家，在处理严肃话题时，普遍采用了轻喜剧手法，以重话轻说的方式来讨论问题。并且，他们也格外注重话剧艺术的本体特征，从话剧本体性而非工具性价值出发，寻求以最有效的艺术形式去碰撞、去打开接受者的心灵的途径。
因重大主题和宏大叙事的需要，当代军旅话剧大多缺乏喜剧精神，也很少与喜剧形式结缘。喜剧手法在军旅话剧中的广泛使用，是最近几年的事情。事实上，近十几年来，在非军旅题材领域，喜剧已经成为最受青睐的艺术样式。聚光灯下的当代话剧舞台，一半皆是喜剧场。对军旅话剧而言，喜剧手法的使用不但意味着一种形式解放，更为重要的是产生了寓庄于谐、妙趣横生的艺术效果。我们看：面对《 “厄尔尼诺”报告》的沉重主题，郭鲁兵的调侃起到了举重若轻的作用； 《我在天堂等你》中，白雪梅与欧战军的第一次见面，也非常俏皮、有趣；姚远的《马蹄声碎》 ，在艰险环境里，轻微耳聋的田寡妇和口无遮拦的张大脚制造了不少笑料； 《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中，毛泽东始终睿智而幽默，使“政论剧”充满生活色彩，笑点很多。这个“政论剧”没有板起面孔进行政治宣讲或唇枪舌剑，而是一副亲切、随和的家常表情； 《这是最后的斗争》 ，借用了网上流行的段子来回忆过去：“那个时候，天是蓝的，没有那么多污染……那个时候，理发店就是理发的，学校是不图挣钱的，照相是要穿衣服的，牛奶是可以放心喝的……”这些台词既诙谐幽默又寓意深刻，表达了剧作家的与时俱进以及对现实的忧患，同时起到了剧场润滑效果，显示了剧作家处理严肃问题时的举重若轻能力和亲民姿态。
除了喜剧手法，诗化抒情是近年来军旅话剧显示艺术魅力的另一个有效手段。近年来，军旅话剧广泛吸纳了当代话剧舞台表现的写意手法，努力探索舞台艺术空间，让色彩、造型、音乐、灯光都参与叙事，充分发挥戏剧艺术的综合性特征，增强舞台表现力和情绪感染力。
诗化意象和仪式化场景，是近年军旅话剧较为常见的强化抒情效果的艺术手段。通常，军旅话剧的诗化意象都非常唯美。譬如《生命档案》每个叙事段落之间，大投影上飘飞的红叶，既承担了叙事过渡功能，又象征着主人公洒向大地的爱； 《我在天堂等你》里，欧战军和白雪梅初次聊天时，舞台上晾挂着若干白床单，可以理解为他们纯洁感情的衬托； 《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舞台上的几束麦子，代表了广袤田野，暗示着吃饭问题； 《马蹄声碎》里反复出现的行军，既形成了一个集体形象，也代表了不懈追求。这些诗化的意象，是符号化的象征，它们深化了剧作的主题，增强了剧作的主观抒情特征。除了诗化意象，仪式化场景在军旅话剧中也比较常见。譬如《马蹄声碎》中，陈子昆牺牲与田寡妇牺牲场景的处理几乎一致，形成了剧情结构、情感节奏的诗化反复。雕塑般的人物、定格的镜头，让他们的自我奉献、自我牺牲成为庄严神圣的仪式。而那个五体投地、三步一磕的藏族人，又作为故事注脚，构成双重诗化，进一步阐释了人物牺牲的象征意义。
因为善于使用抒情性舞台语汇，近年军旅话剧在传达主流正面价值时，便不再过多使用主人公独白、旁观者评论等宣讲模式，而是追求以情动人、情大于理。这样，从剧情构思到舞台创意上，被作为艺术品经营的剧作，便既是艺术的，又是文化的。
作为精神文化产品，军旅话剧的文化意义不可小视。我们知道，人类精神文化运作的根本特征，是它的非强制性，也就是说，精神文化功用的发挥，靠熏陶，靠濡染，靠渗透。近年来， 《我在天堂等你》 《马蹄声碎》 《这是最后的斗争》 《生命档案》等优秀的军旅话剧作品，通过放弃提纯和还原真实的情感挖掘、发现问题与指明方向的价值确认，喜剧精神与诗化特征的风格拓展，已经在文化层面潜移默化地实现了精神和艺术功效。这些作品的成功，让我们看到：超越工具意义，展示情感意义，体现价值意义，兼顾风格意义，产生文化意义，就是军旅话剧的艺术活力之所在与创新发展的可能！
(转自中国艺术报/谷海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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