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中国儿艺1963年首演儿童剧《宝船》剧照（资料图） |
由中国儿艺复排的大型儿童剧《宝船》即将作为第四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开幕大戏于7月11日正式与观众见面。这部创作了半个多世纪的作品，是老舍先生唯一一部儿童剧，也是中国儿艺在2014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年中推出的首部大剧场作品。
该剧创作于1961年，由中国儿艺在1963年首演， 1986年复排演出。故事讲述了善良勤劳的王小二在山中砍柴时，救起落水的老汉李八十，因此获赠一条小纸船和一篇口诀，可以将小纸船变成一条乘风破浪的大船。洪水来了，王小二驾着宝船，帮助很多动物脱离险境，并在大水中救起好吃懒做的张不三。洪水退去后，贪婪的张不三趁大家重建家园时，偷走宝船献给了皇帝。王小二在李八十和朋友们的帮助下，进皇宫夺回宝船，并让贪婪的张不三和愚蠢的皇帝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部曾与《马兰花》合称中国儿艺的“一花一船”的《宝船》陪伴了几代观众的成长，带给他们欢乐和启迪。如今，中国儿艺的这艘“宝船”又将要以崭新的面貌扬帆远航。以此次复排为契机，在日前中国儿艺举办的舒乙先生谈老舍与《宝船》讲座中，老舍之子、著名作家舒乙谈起了父亲这部唯一的儿童剧的创作渊源，以及他眼中父亲的儿童文学魅力。
“大作家给孩子写东西这种优良传统中断了，中国的现代作家基本不给儿童写东西，这很糟糕。 ”
“世界上有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大作家给儿童写东西，像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等都为孩子创作过。中国的作家同样如此。鲁迅先生有一个非常好的口号，叫‘救救孩子’ 。老舍、冰心、叶圣陶、张天翼等五四时期的一批大作家都给儿童写过东西，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传统。但如今这种优良传统中断了，中国的现代作家基本不给儿童写东西，这很糟糕。 ”谈到儿童文艺创作，舒乙开宗明义提出当下这一发人深省的问题。他感叹，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文艺也开始像科学一样逐渐分工。“到现在文艺分得很细，细到什么程度？写小说的不写诗，写诗的不写报告文学，写报告文学的不写剧本，现在都变得这样了。但是五四时期分工还没有这么细，老作家们倒是经常给儿童写东西，他们心目当中有儿童。 ”
事实上， 《宝船》的创作缘起也与老一辈作家对儿童的那份责任息息相关。舒乙回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时任中国作协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茅盾，曾联合老舍、臧克家、严文井、张天翼等知名作家做了个决定，号召每个作家要给儿童写一篇作品（ 1956年）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决议。所以当时很多作家就开始给儿童写东西，那一年虽然老舍先生自己签名了，但是他没工夫写，那一年创作了《茶馆》 。创作完《茶馆》后正好南方有一个很棒的戏，昆曲《十五贯》进京，毛主席看后突然说了一句话，说最好把它改成其他剧种普遍地演。昆曲比较高雅，有的人不大能听得懂，而且昆曲的演员很少，如果改成其他剧种，比如京剧，那么看的人就多了。 《十五贯》里演打官司，强调法律要公正，有现实意义。 ”舒乙介绍，在毛主席的号召下，老舍就自动领了这个任务，把《十五贯》由昆曲改成京戏了。所以当年除了创作《茶馆》 ，精力就投入到这个改编创作中。
舒乙介绍，到了1957年开始“大跃进” ，老舍积极参加创作活动，一口气写了四个话剧，即人艺和青艺轮流上演的《女店员》 《红大院》《全家福》 《神拳》 。老舍忙着写这些，所以当时承诺的为儿童创作一拖就拖了四年。“但是他还记得要给小孩写个东西，而且当时儿艺和《人民文学》杂志都来找他了，让他给写个儿童剧。他当时就决定改编一个民间故事，写《宝船》 。当时《人民文学》主编是戏剧家陈白尘，他的太太金铃是《人民文学》的一个老编辑，她就是受当时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委派，来盯老舍先生要这个本子，然后《人民文学》首先发，后来儿艺就拿这个稿子去排演了。排的时候老舍先生自己来看。根据当时的导演朱漪提的意见，第二幕的第二场改得比较厉害，整个第三幕等于重写。但是离那个决议隔了四年，到了1960年、 1961年才发表了演出。 ”
“ 《宝船》创作过程包括演出效果都非常好，老舍自己也很高兴，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很老了，他觉得自己还有童心，非常高兴。演《宝船》时，他自己来看，坐在小观众里面，周围都是小孩，他说他愿意和小孩一起享受这种戏剧的效果。 ”舒乙回忆，后来老舍在整理稿子的时候，很多稿子都在，唯独这个手稿一直找不到。其实是因为《人民文学》不退稿，始终留在他们资料室里，但是遇到“文革” ， 《人民文学》也停了。“那时候没地儿， 《人民文学》原来在三联生活书店、商务印书馆那里，是文联大楼和作协大楼，东西到处转移，转移过程中就弄丢了，有的卖了废纸，有的就没了。到‘文革’以后恢复，在五四广场，即《求是》杂志那里，作家协会搭了几个简易的地震棚，派一个很老的老作协的工作者去把剩余的档案整理一下，她就跑到犄角旮旯去找，有几个麻袋，麻袋里面找到了《宝船》 。那个麻袋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档案，当然已经不全了，但是这个手稿还在，这是一个抄本。老舍先生写完会雇一个私人秘书来抄，但是这个抄本上居然有大概几十页他修改的笔记。其中他就根据朱漪导演的要求，把第三幕重写了，这个第三幕居然有数页。这个老同志姓曹，一个女同志，找到手稿后她就找到我，说这个肯定要捐给文学馆做档案，所以这个手稿现在在文学馆里。 ”
在舒乙眼中，父亲老舍是中国作家里面喜欢给儿童写作，而且成就较大的作家。舒乙介绍，抗战时期老舍创作了很多儿歌。“因为抗战的时候，有几样中国的文艺形式是最发达的，歌咏、木刻、漫画、话剧和曲艺。这几种形式，全都不需要认字，当时中国的文盲是百分之九十九点几，所以抗战时作家写小说、写诗歌、写报告文学，没人能看懂。当时的文艺家们怎么办呢？画漫画、搞木刻、唱歌咏、演话剧、搞曲艺，当时老舍先生就非常热心地去搞曲艺，非常热心地去写儿歌，然后写话剧。到抗战后期才又写小说，那个小说就是《四世同堂》 ，但是在前期动员大家的时候他是搞这几种文艺创作。 ”基于这种状况，舒乙介绍，老舍先生在抗战时期成为了仅有的写曲艺的作家，也在那个时候写了大量的儿歌，让小孩唱歌，打日本。“那时他偶尔也写一些童话，其中一个现在比较有名的叫《小木头人》 ，是聊抗战的。解放后他写了《青蛙骑手》和《宝船》 ，圆了他给儿童写东西的梦。其实他散文写得比较多，但是他的散文严格来说被他的小说、戏剧给压住了。他的散文进入中小学教科书的很多，比如《猫》 《养花》 《小麻雀》 《草原》 《济南的冬天》《北京的春节》 《我的母亲》和《在烈日和暴风雨下》等， 《在烈日和暴风雨下》是《骆驼祥子》里的，但其余那些都是专门写的散文。 ”
“用平民千字课的一千个字也能写出很好的文章。 ”
对于父亲的儿童文学创作，舒乙赞赏有加，并总结了其特点。在舒乙看来，童趣是老舍儿童文学的首要特点。这种童趣产生的原因在于老舍对待儿童是平等的。“他从来不端一个大人的架子、不板着脸来写东西，也不是要教育孩子的姿态，而是跟儿童是平等的，是朋友，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姿态，是能写好儿童文学的一个出发点。 ”舒乙举例说，冰心曾与孩子随吴文藻到日本，住在东京。这时老舍抗战后在美国，他经常写信给冰心。冰心的孩子常常看见冰心看老舍给她的信，就问妈妈老舍先生在干什么，冰心说你们可以自己写信问他。结果冰心的大女儿就写信问老舍在干什么，没想到老舍回信回答冰心女儿，而不是回答冰心，说他正在写《四世同堂》的第三部，并且如实告诉冰心的女儿自己的写作情况，比如说第六十八章写什么事，六十九章写什么事，一直写到一百回。这也让冰心的女儿很“得意” 。舒乙还举例说，“我小的时候在家里被叫小乙，小名叫小乙。老舍先生解放以后先回的北京，我们后回的北京，他到车站去接我们，我那时是一个初三的小孩儿，我一走下来，他马上伸出手来，说：‘舒乙，你好！ ’家长从来没有叫舒乙的，而且长这么大从来没人和我握过手，自己的父亲叫我舒乙，还和我握手，这能让人记一辈子，马上觉得自己长大了。这些都让我觉得他是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对待小孩子。 ”基于对孩子的尊重和平等心态，抓住童趣，好玩，寓教于乐，渗透正确的道德观，舒乙认为父亲的这种创作特点正是文艺的通途。
梦幻和现实交替结合，舒乙认为这个是写好儿童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也是老舍儿童文学的特点之一。“小孩子就喜欢幻想，天马行空，不合逻辑，东一榔头西一杠子，而且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一会儿阴间，什么都有，大人往往非常强调逻辑、非常理性、非常有条理，而且非常注重现实，很少去幻想生活。老舍的文学把梦幻和现实结合在一起，这能产生非常好的儿童文学。这才符合儿童的逻辑，符合儿童的胃口。 ”
“我是个谦卑的人。但是，口袋里装上四个铜板的落花生，一边走一边吃，我开始觉得比秦始皇还骄傲。假若有人问我：‘你要是做了皇上，你怎么享受呢？ ’简直的不必思索，我就答得出：‘派四个大臣拿着两块钱的铜子，爱买多少花生吃就买多少！ ’ ”舒乙在讲座现场读起了老舍的一篇《落花生》 ，重温并与大家分享父亲幽默的笔触。“老舍先生是很幽默的，幽默是个非常好的东西。 ”舒乙说。
借用其非常认同的美国哈佛大学汉学家王德威的观点，舒乙指出父亲幽默的语言的价值所在，值得今天的创作者借鉴。王德威曾指出，中国文学有两条路，一条是鲁迅的路，一条是老舍的路，目的完全一样，就是打倒旧社会，建立新社会。但是他们走的路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鲁迅的这条路是一本正经、讽刺、冷、一针见血，老舍的这条路是热的、幽默的、开玩笑的、轻松的，殊途可以同归。在过去战争时期鲁迅这条路是主要的，老舍先生这条路是次要的，但是到了和平时期，老舍先生这条路是主要的，这条路更受读者的欢迎。
舒乙介绍，老舍的第四部小说便面向儿童，是老舍第一个以儿童为写作和阅读对象的小说，即在新加坡时以新加坡为背景写的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 。“当时他从英国回来，半路走到新加坡没钱了，回不来了，就找到当时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那都有分号，说你们给我找个事做，我攒点钱回中国。于是就在新加坡的华侨中学教了一学期学，在这一学期他看到了新加坡的情况，决定写一个以新加坡为背景的小说。 ”舒乙告诉大家，那时大约是1929年至1930年，没写完的时候，学期结束了，也有钱了，老舍便坐船回上海了，住在郑振铎家里将其完成。写完交给郑振铎，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发表了。经抗战损毁，在40年代又由巴金重新出版。“老舍自己也比较得意，一是他说我都30多岁了，但我有童心，我有童趣，没有变成老头，证明我还有当孩子头的希望；第二是这个作品得到了冰心的夸奖，冰心当时是在儿童文学或者女性文学位居第一的人，她说写得非常好，通俗易懂。 ”舒乙介绍，老舍认为《小坡的生日》在他创作历程中占比较重的地位，文字上是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他已经能够形成自己的风格，而且非常通俗易懂、轻松活泼。
说到这里，舒乙又满含深情地读起了《小坡的生日》片段，读后直陈感受：“我念这些文字特别顺溜，特别浅显上口，这样的文字在当时绝无仅有，所以他非常得意，他觉得自己的文字终于有了性格风格，终于能用最少的字描写最复杂的事，所以他后来干脆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白话文万能论’ ，因为当时很多人认为白话文描写不了复杂的事。 ”
“最使我得意的地方是文字的浅明简确。有了《小坡的生日》 ，我才明白了白话的力量，我敢用最简单的话，几乎是儿童的话，描写一切了。我没有算过， 《小坡的生日》中一共到底用了多少字，可是它给我一点信心，就是用平民千字文课的一千个字也能写出好的文章。我相信这个，因而越来越恨‘迷惘而苍凉的沙漠般的故城哟’这种句子。有人批评我，说我的文字缺乏书生气，太俗、太贫，近于车夫走卒的俗鄙；我一点也不以此为耻！ ”这是老舍在他的一篇文章《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 》中的一段话。与大家分享的同时，舒乙直言，老舍这种明确的文字观也让自己深受启发，也希望从事儿童文艺者能够读一读，从中感受儿童文学与艺术。
（转自中国艺术报/乔燕冰）
票务代理：永乐票务
订票电话：4006-228-228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