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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女》在上海电影博物馆5号棚进行了放映 |
（文/木卫二）今年四月份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神女》2K修复版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举办了首映，中国爱乐乐团的现场配乐深情而感人。而在上海电影节期间，《神女》也在上海电影博物馆5号棚进行了放映，这个地方是《神女》出品方联华影业公司的原厂址，重温起来别有一番时空穿梭的意味。
相信有很多人跟我一样，第一次看《神女》，并不是真的看到这部黑白电影，而是在关锦鹏导演的《阮玲玉》当中。里头出现了众多阮玲玉饰演的电影片段及介绍（再由张曼玉去模仿重现），其中便有《神女》。她在流氓面前拒不低头，用不卑不亢的身体语言在宣示着，颇为传神。
看《神女》这样的电影，对今时今日的人们而言，必要性似乎并不是那么强烈。除非研究电影或者是电影专业的学生，否则，自己在电脑上看一部黑白默片，单调不说，委实有些困难。因此，也只有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或者上海国际电影节这样的地方，当《神女》重新回到电影院，借助重新编排的配乐，那么，你才有可能回到当时的情境当中（或者超越当时的观影时空），重新体味这部电影的美和伟大。
阮玲玉是很特殊的一位民国电影女明星，出演过许多新女性和落难女子，却难逃电影主人公的宿命。她在25岁时自杀，轰动一时。25岁这个年纪，现在的很多女明星还没出道，而阮玲玉已经在上海滩已经大红大紫，人生却又迅速地落幕。
江青曾跟人提及，早年她在上海影坛的经历也是风风雨雨，流言蜚语非常之多。只不过阮玲玉没有扛得住世人的指指点点，而她算是走了过来。但即便如此，江青依然非常忌讳人们提及她作为三流电影女星的过往。
《神女》的故事并没有现在剧情片的峰回路转，无非讲述一个弱女子面对社会的无奈抗争。她被流氓霸占，被邻居非议，被学校等机构所排斥，最后还被丢进了监牢。某种程度上，它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左翼电影一样，不乏控诉，有些苦情。然而，对暗娼流莺的同情和怜悯，放在今天的中国电影里都非常之少见。社会是在进步，可是，同样的困境依然存在，尤其提到妓女，许多人不免还是要戴上有色眼镜，宁可睁只眼闭只眼。反过来，这恐怕也不是人性和人本主义的倒退，而可能是电影题材领域的审查限制所导致，它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似乎是背道而驰的一种存在。同时，不免也可以参照下香港电影，譬如《金鸡》系列，显然，它可以看做是注视底层人民的“神女精神”的延续。
毋庸置疑，《神女》的最大看点就是阮玲玉。她是那个时代极少数经得起特写，而且是大特写的女明星——尤其是她的眼神，她的一颦一笑。无论喜悦跟悲伤，昂首还是低头，她所流露的情感思绪，全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中国女性魅力，不似今天那么肆意、外放和招摇。即便在今天看来，那种感觉显得从容不迫，毫不拘束且落落大方。哪怕是在现代，很多女演员一旦接触了与自己生活环境落差极大的角色时，演得好不好另说，总归有一种很强烈的“在表演”的做作。尤其当观众经受了大量商业片的轰炸，往往很难认同角色的立根之本。
阮玲玉则不同，她的角色甚至不需要名字，你则会立马相信，她就是一个迫于生计、为了孩子的底层女性。当你看到她跟孩子的亲密无间，跟校长的无奈求情，你会觉得，她就是一个伟大的母亲，而这个身份已经凌驾于暗娼流莺。或许，这并不是被训练的演技，而是一种表演天赋。只要阮玲玉出现在镜头前，她就能变成另外一个人。
如果放置于今天的社会，《神女》的悲剧绝非个人悲剧，而是整个公共机构和社会道德的失职。固然，神女的出发点依然是孩子最大，流露着浓厚的中国传统观念。可是，社会并没有伸出援手，甚至处处为难于她。实际上，在电影开头，这部电影已经给观众写好了评论（那个时代的不少电影都这样）。电影是这么说的：神女——挣扎在生活的旋涡里。在夜之街头，她是一个低贱的神女。当她怀抱起她的孩子，她是一个圣洁的母亲。在两重生活里，她显示了伟大的人格。所以，整部电影其实正是围绕了这么一个中心思想，用最低贱和最圣洁的两种女性身份，借助反差与折射，表现出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黑暗不堪。
经历时间的洗礼，很多侥幸得以保留的老电影，它们除了作为文献档案，具有珍稀的影像研究价值，在思想主题方面其实已经被大大弱化，无法应对现在的时代。但《神女》可能是一个积极正面的例子，那不仅意味着观众会被阮玲玉的表演所打动，同样的，电影所抛出的问题，依然会引发观众的思考。这是一个人的错，还是一群人和一个社会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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