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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无葬身之地》剧照（资料图） |
时隔17年，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剧作家萨特的经典剧作《死无葬身之地》 ，日前被国家话剧院复排后再度登上舞台，冯宪珍、王卫国、徐卫、韩童生等人组成的黄金阵容悉数回归。作为一部带有政治色彩并蕴含存在主义哲理的极限“境遇剧” ， 《死无葬身之地》审视了人们在极端境遇中的“抉择” 。亲情、爱情、信任、背叛、恐慌、绝望，这些元素在极限环境下萌生出各种选择的可能，是当“英雄”还是“懦夫” ，每个角色内心深处的灵魂在瞬间抉择。该剧导演查明哲说，萨特的原剧作满载着对哲理的审视、人性的透析，对话冗长厚重，充满哲理思辨的艰涩枯燥，而少有舞台色彩和人物性格，他在二次创作中，力求增加丰润流动的色彩、鲜活灵动的性格和严谨有力的节奏。
原作只有两处场景，除了阁楼就是审讯室，而查明哲把剧中人的生活做了延伸：一开始观众看到的是一群自由快乐的法兰西青年在塞纳河畔唱歌、跳舞，每个人都不乏情调和理想，连他们的快乐也是平常自然的，陡然突起的一阵炸耳刺心的机关枪响后，舞台暗转开始了阁楼上的一幕。
“序幕的增加，使观众由欣赏的平常心态同剧中人一齐跌入面临酷刑和死亡的囹圄，接受对自我的深刻剖析，经受痛苦和死亡逼近的体验。 ”查明哲说，他力求使个体生命里隐藏的生命动机显现出来，让观众感受血液的流动甚至灵魂的颤抖。
保留剧目是剧院立身的“生死线”
“演出盛况可谓一票难求。戏散场了，全场观众没有一个退席，而且楼上两排后面的观众都是站着看完了整出戏，然后站着和我们一块交流。 ”国家话剧院院长周予援在近日在京举行的《死无葬身之地》专家研讨会上表示，这次演出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演出行为，这是国家话剧院建立健全剧院保留剧目制极为重要的一环。保留剧目制，是国家话剧院从去年开始启动的一个计划，保留剧目包括新创剧目、合作剧目和国外经典剧目，常态化地在国话自己的剧场里进行轮换演出，在剧目积累、传承尤其是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死无葬身之地》这个戏做到了老中青相结合，其中有两位演员就是我们从今年的应届毕业生里招募过来的。 ”周予援说，除了《死无葬身之地》的复排上演，下面还会有《萨拉姆的女巫》 《玩偶之家》等国家话剧院几十年的优秀剧目，剧院将一年一年地分别恢复和建立起来。“国际上的大剧院都有这样的机制，靠剧目滚动来建立整个剧院完整的剧目形象和跟观众常态的联系。一个剧院的风格定位、评价和书写是由剧目渐进累积起来的。 ”周予援表示。
“剧本是经典，但根据剧本演出的剧目却不一定是经典。 《死无葬身之地》是剧本和演出的双重经典，看这样的演出是一种幸福，一种奢侈的精神享受。 ”戏剧理论家谭霈生认为，像《萨拉姆女巫》 《纪念碑》 《死无葬身之地》这样的经典剧目一定要多演。“一个剧院的口碑不是靠吹的，也不是靠炒作的，更不是靠评论家们捧起来的，而是靠你演出剧目的水准和不间断的赓续积累，保留剧目是剧院立身的‘生死线’ 。 ”谭霈生同时担忧，频繁的剧目演出不能替代遴选剧目的眼光，国家话剧院要演出原创剧目一定要精挑细选、去芜存菁，如若平庸之作泛滥就会把经典淹没。
要讲究科学的演戏方法
“现在的不少剧组氛围实在很差，别说研究剧本、深入角色、反复修改打磨，很多演员，尤其是青年演员根本不屑于对词儿，说我们这是老一套。有些演员一到片场，就问我演好人坏人，我跟别人什么关系，之前从不做功课。 ”年逾七旬的著名演员李法曾拿自己在剧组排戏的亲身经历说，这涉及一个科学的演戏方法问题，谁都不能上来就演。
李法曾表示，剧院一定要重视表演，要对演员在表演上严格要求。“为什么《死无葬身之地》能成为精品，您到这个场子里来不做功课，不去读剧本，不去研究人物关系你都进不来，没法发言，要求非常严格，有的时候可能还有点过，演员开始还受不了，但事后会感谢剧组。 ”惟有秉持严肃认真的排练态度，形成互切互磋、互琢互磨的良好排戏氛围才能出精品。
“这台戏的演员在导演的指挥下从始至终在状态之中，难就难在这儿。演一个角色怎么才能较好，首先要了解时代背景，充分理解这个角色的性格以及性格形成的原因，如果你没有生活的积淀，没有丰富的知识，没有深刻的理解，你怎么能深刻地表现出来。 ”李法曾认为，演员既要会说话，更要会听话，舞台上的一笑一颦、一举一动，哪怕是无言的沉默，都得做出戏来。而现在社会上培养了一批低俗欣赏习惯的观众群，只要让他们笑就行了。“这其实对演员的潜心表演是一种挑战，科学的演戏方法不是跳出人物性格或人物关系做一些哗众取宠、谄媚观众的低俗取乐。 ”
弱化革命英雄主义的叙事
《读书》青年编辑卫纯说：“为什么存在主义这样一个上世纪80年代在国内很热的东西到今天仍然有生命力，为什么这部戏在17年前演出后，到今天主要的观众群体都换了一茬后依然会被打动，这是个很值得玩味的事情。 ”
其中有一点很值得注意，这部戏在实际上弱化了革命英雄主义的叙事。“这次演比上一次更弱一些，没有像第一次那么强烈，同时萨特本人的存在主义、人的选择问题等方面却更加强化了。 ”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教授丁涛说，这样的变化和我们国家30多年来人们自身的变化也息息相关。我们都是受革命英雄主义的影响长大的，戏里有为了事业不出卖同志的，也有严刑拷打甚至亲手杀死自己最爱的亲人的。但另外一部分是我们陌生的，就是萨特所提供的，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情境当中人们的选择问题，是成功还是失败，我是谁，是生还是死，死有意义还是生更有意义，这是一个哲学命题。“但没有说教，没有刻意拔高，和每个人现实当中的可能性完全结合到了一块，这些动人心弦的内容在这30年越来越变成为每个人心中现实的东西。这不只是话剧界，影视创作界甚至整个文化界都应该深思的一个问题。 ”丁涛说。
“中华民族最史无前例的命运本该产生远比萨特更不朽的、更壮阔的、更丰富复杂的、更气象万千的、更具格致的、更具高贵品格和位置的作品，但我们没有，而且我们无论是表现英雄人物或者说正面人物都始终没有跳出一个枷锁，即一元化的思维方式，非黑即白，非此即彼。 ”文学编辑岳建一感慨，人性的深刻与复杂，人物的立体多维多面多层次又如何展现出来呢？萨特的戏有个特点，他不会出现无意识或者潜意识，他始终带着强烈的目的性：追问的就是我到底为什么，你不要说我为了什么正义，你到底内心深处想的是什么，这才能决定我是什么，我要做什么，所以这是非常深的。我们国家和民族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折磨和战争，那么到今天如果我们从新的时代开始，在有了全局的认知之后，个人该怎么办，在这方面或许从剧中能找到从每个人真实的生存和历史的发展当中共性的东西。
（转自中国艺术报/王新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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