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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时空》主创元老孙玉胜（前排左一）、敬一丹（前排左二）、崔永元（前排左三）、水均益（前排右一）、白岩松（后排右二）等人聚会合影 |
我觉得中央电视台目前还是国内做新闻最好的平台，离开它，去哪儿？
《东方时空》初创时期，官员面对镜头那种惊慌失措和坦诚，现在正被越来越多的经验取代。
看过《纸牌屋》吗？两个调查真相的新闻人，佐伊地铁惨死，卢卡斯进了监狱。
“很多政府部门，智商不断提高，情商依然很低。”当着国新办和各部委新闻发言人的面，白岩松没客气，“任何政策出台，如果已经感知到受众会有怎样的感受，不去冒犯他们，就不会产生冲突。”
白岩松经常要参加这样的“座谈”，实际上，是针对政府发言人的媒体素养培训。但更让他尽心费力的，是奔到高校去，培训年轻人。
这两年，他隔三差五到高校做讲座，搞了“新闻私塾”，办了“东西联大”——从北京东边的中国传媒大学，到西边的人大、北大、清华，招收11名一年级研究生，每个月上一天课。
上课的教材和教案都是白岩松自己备的，演讲的内容都是亲身经历：讲工作后八次租房的故事，谈“蜗居”、“高房价”，谈“拼爹”和“富二代”，也谈“北漂”与“逃离北上广”。
“回想我的大学时代，有很多讲座开拓了视野，不一定是接受演讲者的观点，而是因为反对，才有了收获。”白岩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希望自己最终能走到一百所——哪怕是五十所高校，“讲讲人生，讲讲新闻，也可以讲讲音乐，影响很多年轻人。”
在央视，“超越我们这批人”的年轻人还没有出现，也让白岩松很着急。
二十年前，他们那一代人开创了《焦点访谈》。而现在，“《焦点访谈》一股独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白岩松觉得这是必然趋势。
“现在舆论监督无处不在，报纸、电视、互联网，舆论监督常态化了。《焦点访谈》的优势和垄断地位没有了，这很正常。它不可能回到当年的鼎盛时期。”白岩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过去打的是苍蝇，除非现在可以打打老虎——从体制、机制、民主、自由，这些大方向推进，那可能还会有更大的影响力。”他觉得，只有当机制有了新的变革，年轻的一代才可能真正得到成长，“但很难走到这一步。”
2014年4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白岩松新书《一个人与这个时代》。白岩松在书中回顾了电视生涯二十年：从《东方时空》谈到《新闻1+1》，从记者、主持人、制片人到评论员，谈论自己四种角色的转变。
另外355天，只有200份提案
南方周末：2013年你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关于宣传和沟通、给记者采访权的发言，引发新闻界共鸣，到现在还在传播。
白岩松：2013年那次会议，是内部沟通会，不对外开放，又有领导在场，我更觉得要坦诚，要有勇气和领导谈真问题。当时现场的效果都不错。我用的是建设性词语，想给管理部门提供新的想法、方法。
我也不知道发言怎么会流传到互联网上去，我也没办法控制。当它单独存在时，一下子显得很刺眼。后来，我也因此感到很多无形的压力。
南方周末：什么压力？
白岩松：不用细说了。话题在闭门会议上发生，流传到社会上，语境不同，会有很多解读，产生很多问题。
但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心平气和，学会聆听不同的声音。作为政协委员，说是你的责任，你不必强求别人必须立即回应，但每个人都会听到，会去想，这就够了。
我在今年政协会上，讲关于方向与方法时，那天在座的领导，就非常感慨地回应我说：“现在有很多人经常表真心，但是不忠诚。”很有意思。
南方周末：你对去年的提案，结果满意吗？
白岩松：我去年的两个提案，一个是建议国务院各部委办局和全国省市自治区每个月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
国务院推出新闻发言人制度后，各部委新闻发言人中，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与媒体互动最多，尽心尽职，结果下场都很惨，最后都被免职调离。到了2013年10月，国务院出台制度，各部委和地方政府新闻发布会每季度最少要开一次。我觉得一季度太长，我明年还会提案，希望变成一个月一次。但也不能着急，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下面要巩固一下根据地，再往前走。
另一个提案是希望城市里的自然景观公园，都能免费、拆除围墙。北京的玉渊潭等公园，占地很大，如果没围墙，上班就可以穿过公园步行，生活方式就会发生改变。很多无家可归者，不会因为几块钱门票，进不了公园。把围墙都拆了，城市就真正是开放、通透的，会更加美。我对这个提案的回复结果，不满意。
南方周末：为什么？
白岩松：这个提案涉及两个部门，公园拆墙归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票免费归发改委。发改委给我的回复很客气，态度非常好，但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些理由，都不成为理由。脸好看了，事依然不办。就跟做新闻一样，不会立刻解决问题。我明年会再提这个提案。我觉得全世界代表议员们，恐怕也都有这种苦恼，不是说我今天提出来，明天就会解决。
南方周末：你在审查“关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和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时，在电视里表态说，看不懂预算报告，不一定会投赞成票。节目播出后有反馈吗？
白岩松：2013年是我作为政协委员，第一次看“关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和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这是个大事儿，国家每年挣多少钱、花多少钱，怎么花，往哪儿花，太重要了。
详细看的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2012年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是16.2%，2013年增长9%，下滑了7.2个百分点；中央财政的收入增长是由9.4%变成了7%，也下滑了。
中央每年的钱30%重新划给地方。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下滑得那么厉害，中央财政增长下滑并不是很大，可是转移支付又没增长。地方的日子渐渐变得会难过，尤其是他们的支出并没有减少，甚至还在增加。
问题就出现了：土地财政管得住吗？地方的欠债问题管得住吗？地方上玩儿命发展的欲望管得住吗？为什么2013年会有十多个省份区的经济发展目标超过10%？它要发展，要把盘子做大，才能抵消收入增长的下滑。地方现在欠债率多高？土地财政泡沫怎么办？
我就在2013年3月12日的《两会1+1》节目里把这个疑惑说出去了。我说，财政部今年强调我们的预算报告好懂，这里有很多的预算图表，但是你让人看懂的是表面现象，没人解答表面现象背后的困惑。而我要投赞成票还是反对票，你要先能够解决我的困惑。
第二天，财政部的新闻发言人和预算司副司长来到我的办公室，跟我解释。他们压力也很大，那边人大代表正要投票呢。去年的投票通过率是80%，那就说明有20%是投反对、弃权票的。那就是准确地看出了这个问题，扎在他们的腰眼儿上了。
南方周末：以前，你是一个“两会”报道者，现在成为政协委员，感觉有什么不同？
白岩松：我从不会这么去划分。我不认为我做新闻记者的时候，就不是参与者。基本上两者效果一样，除了回复的渠道不一样。你的视线和思考的问题，没有因此发生改变。
南方周末：你2014年的提案是什么？
白岩松：一个是建议增加节假日，设立医生日等等。现在医患关系到了这样紧张的地步，动不动就拿刀伤害医生。我旗帜鲜明地反暴力，必须在遵守法律的基础上去看待医患问题。有很多条路去解决这个问题，其中一条是：要用尊敬去形成约束，形成一种社会氛围，尊重救死扶伤的医生。各种职业里，后面带德字的就两个：一个是师德，一个是医德。但我们有教师节，没有医生日。
另外，我希望国家领导人，能够每年上一堂中小学的体育课。我也想把它变成一份提案。
一年365天里，政协委员都可以提交提案，但大家大部分都是在两会当中提，可两会上提交的建议提案近6000份，剩下的355天提交的仅有200份，很少人在这个时间交提案。
南方周末：在医患关系里双方不对等，医疗事故发生后，患者通常是弱者，也没有公平解决问题的机制。
白岩松：一个社会永远不能用你嘴里喊着的某种正义，去纵容暴力突破法律的边界。必须要旗帜鲜明，患者拿刀砍人怎么还能有合理性？我反感这样的事，号称为了某种正义的目标，就可以采用不正义手段。
当年“文化大革命”，某些目标也不是恶和灾难，但最后的结果呢，彻底的大恶大灾难。中国人心里永远会有种阴影，“文化大革命”会不会再来？别看我们已经改革开放了，从我们的某些思维方式、社会问题上可以看到，“文革”长长的影子还存留着。目标要正义，过程也必须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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