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明：愈合历史留下的斑斑伤痕

陈道明：愈合历史留下的斑斑伤痕。

　　对我们来讲，绝对不能忽略《陆犯焉识》这部小说第一页的第一句话：据说那片大草地上的马群曾经是自由的。黄羊也是自由的。狼们妄想了千万年，都没有剥夺它们的自由。

　　小说相当于《归来》有一个一共500页纸的小传，我们只演它的460页之后，但小说的每一句话对我们都有用。

　　电影和小说精神上是一致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坚持，一个普通妇女的坚守。

　　不是在控诉，没有怨言。这是一个愈合的故事，愈合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斑斑伤痕。

　　从小处说，是纪念我的父亲；往大里讲，是致敬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陈道明

　　张艺谋看美剧《纸牌屋》，是陈道明推荐的，推荐并不是因为有多好——甚至他觉得第二季剧情“有点离谱”，推荐是因为他觉得这可能是故事的另外一种拍法。

　　和《纸牌屋》的主演凯文·史派西一样，陈道明也是舞台剧出身，无论面对影视作品的镜头，还是面对南方周末的采访镜头，陈道明都保持着自己的舞台节奏，这是一种难以攻破的气场。

　　影片《归来》，是陈道明和张艺谋的第二次合作，上一次是《英雄》——被认为开启了中国大片时代的标志性电影。也是从那部影片起，人们开始用另一种姿势“批判张艺谋”。

　　“批评一点问题都没有，一个好的批评家，他笔尖的酸刻和温度任何人都能够体会到。但是你现在上网，看到的那些留言，但凡不合他心意的人与事，不管与他有没有关系，真是如有杀父之仇一样。”陈道明一直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一个词的重要：愈合。

　　“明明知道这个东西坏了，一点一点粘接它，愈合它，这会产生感动。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需要这个。”

　　今天的陈道明，受到两个人影响：一位是他父亲，一位是钱锺书。

　　1989年，陈道明面临两个选择：拍《围城》，还是做《正大综艺》的主持人：“《正大综艺》第一期找的就是我，那是我第一次面临职业选择。按理说那个节目利益大，知名度也大。”

　　众所周知，陈道明选了《围城》，此后也从未涉足过电视节目；姜昆做了《正大综艺》第一期的主持人，这个节目后来捧红了杨澜。

　　1990年代演完“方鸿渐”，陈道明处于浮躁之中，他去钱锺书家三次，至今记得钱家惟一响的东西就是药罐子，在钱家能闻到的是书香。他感觉到，在文化面前自己“什么也不是”。

　　有一段时间，知识分子在中国“也不是什么”。

　　陈道明的父亲陈宗宽，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来一直在天津医科大学教英文，然后运动、牛棚、五七干校……和所有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经历过“文革”的这些“标准程序”：“我很清楚地记得，‘文革‘抄家最凶的时候，晚上十点，‘哐、哐、哐’我们家大门响，就听见我母亲说了两个字：‘来了。’你知道他们每天在等待什么吗？不定什么时候你就会被剃成阴阳头了，你们家所有的东西就从窗户扔到马路上了。”

　　陆焉识是和陈道明距离最近的人物：“我看到我父亲的那一声叹息、那种发呆、那种回来的紧张、那种待人的惶恐……”他给陆焉识画的第一幅画，就是类似父亲的脸——戴着同样的眼镜。

　　“没有怨言、没有回忆、没有控诉。陆焉识和冯婉瑜一直在愈合，愈合历史上给我们留下的斑斑伤痕。”陈道明说，《归来》能和观众“说点事儿”。

　　陈道明始终认为：人这一生，不一定要去做多少好事，只要不做坏事，天下就可以太平。 （南方周末记者 何立斌/图）

　　“我经常能看到‘仇恨’”

　　南方周末：我们从“批判张艺谋”开始。

　　陈道明：张艺谋一定也有不好的片子，我就在咱们《南方周末》上说过，我说逼着张艺谋都去拍“三枪”了。我也觉得他不应该拍出这样的电影，但是我不觉得该让他如临重锤。

　　我们的社会确实宽容度不够，所谓的尖锐和犀利，往往是基于生理的释放，不太考虑释放完了以后的结果是什么。

　　南方周末：不是改变吗？

　　陈道明：有的是不改变，有的是更差。我陈道明演了很多差片子，说实在很差，并不是我不用心，也不是我用功，创作作品有时候是可遇不可求的。你觉得这个片子不应该这么差，但它就是这么差。

　　南方周末：为什么“就是这么差”？

　　陈道明：我归结为能力。第一不能赖编剧，第二不能赖导演，第三不能赖团队，就是你自己解读人物的能力不行。你有没有解读这个人物的本事，包括体现人物的能力。

　　作家写文章，也不能说字字珠玑，谁都不能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态度，看待一个事情的态度要大于他所谓的能力。我们太结果论了，说这个片子不好，这个人就是王八蛋了，这个人就是无能了，这个人就阳痿，谁又敢说自己在行业中，事事是光彩，件件是标准呢？

　　我首先看他执行这个片子当中是不是认真了。如果他根本是在玩忽职业，开骂，一点问题没有；如果他很认真、很用心，但是效果不好，我们是不是该采取另外的方法呢？

　　南方周末：比如什么方法？

　　陈道明：讨论式的、提醒式的。现在我经常能看到的是“仇恨”。对于一个作品，批评一点问题都没有，一个好的批评家，他笔尖的酸刻和温度任何人都能体会到。但是你现在上网，看到那些留言，但凡不合他心意的人与事，不管与他有没有关系，真是如有杀父之仇一样。我特别奇怪，这些人的戾气从哪儿来？而且挥之不去，互相感染着，激发着，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

　　拍一个坏片子，对我们演员来讲，对一个导演来讲，都是有职业代价的。你拍了一个坏片子，下次请你的时候人就含糊了，说给你投资8000万，人说你有这个能力给我赚回来吗？给你投4000万吧。这都是代价。

　　对陈道明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他父亲，一个是钱锺书。一段时间，他们都曾是在中国“什么也不是”的知识分子。陈道明给陆焉识画的第一幅画像，就是一张很像自己父亲的脸——戴着相似的眼镜。 （陈道明画作/图）

　　“来了”，你想吧

　　南方周末：剧本《归来》什么东西打动你？

　　陈道明：原因就两个：我们写知识分子的电影很多，《人到中年》、《太阳女人》……很多很多，包括《芙蓉镇》，但我始终觉得没有一个有典型性的知识分子形象出现。陆焉识是新中国知识分子在运动中比较典型的；另外一个原因，他跟我的生活有相当契合的东西，我的父亲。我看到陆焉识，我给陆焉识画的第一幅画就是……

　　南方周末：一个背影？

　　陈道明：不是，背影是另外一个。我第一幅画是一张脸，像我父亲的脸。陆焉识的造型里，有几副眼镜，我挑了最像我父亲当年戴的一副眼镜。

　　张艺谋在找我之前，我就看过《陆犯焉识》，他一来找我，我就说，那个人物形象我有。

　　南方周末：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画人物的习惯？

　　陈道明：从开始拍戏就有这样的习惯了，这也是我的一个创作习惯，我演的人物，看完剧本的时候，我就会先勾画这个人物的基本轮廓。我觉得这个人物应该穿长衫，这个人物坐的时候是这样的，形体应该是这样的；我演的时候，会复原这个人物的文学形象和我想象中的画面形象，把他们结合起来。这种方法对我很有用。

　　笔最勤的时候是我在学员队里，虽然我只是群众演员，但我会把全剧的角色都画出来，比如说《霓虹灯下的哨兵》，赵大大应该是什么样的，童阿南应该是什么样的，春妮应该是什么样的？特别可惜，那些画现在找不着了。现在画画其实很功利，只是用时才提笔，非常荒芜无力了。

　　南方周末：说说你当时认为的陆焉识，应该是什么样的？

　　陈道明：当时一边讨论剧本我就一边在想，这个人物到底从哪儿入手为上？

　　借用形象、借用细节、借用情绪、借用想象力……在形象和文字中间磨来磨去，琢磨出来一个我想象出来的陆焉识和我父亲的结合体，此乃画中人。

　　我只有通过我经历过的、体会到的，从小记事以来能够想起来的，在各种运动面前我看到我父亲的那一声叹息、那种发呆、那种回来的紧张、那种待人的惶恐……这是谁都不会代我体会的。

　　我创作这个人物的时候心里特别瓷实。陆焉识是我演过的数十个人物中，跟我生活距离最小的，我想起陆焉识，就能想起我的父亲。不管是《围城》也好、《末代皇帝》、《康熙王朝》、顾维钧，角色其实离我生活挺远的。我只能是照猫画虎描着来，唯独这个人物是我可以体验着来。满目皆是陆焉识。

　　从小处说，是纪念我的父亲；往大里讲，是致敬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这都是通的。这个人物我没有觉得在创作上给我造成剥离感，没有距离。一部电影不可能去还原历史、解读历史、认定历史，但一个电影可以记录历史当中典型且永恒的一瞬。

　　南方周末：你父亲的命运如何？

　　陈道明：还算庆幸，起伏不算很大。我父亲的经历也蛮丰富的，还是我父亲相对老实吧。命运多舛有时候跟自己的性格有关，他还好，起伏属于丘陵式的，不像陆焉识是悬崖式的。我父亲的焦虑、恐慌可能大于苦难，没有太多具体的非常苦难的过程，当然，“五七”干校、牛棚，这是很正常的。

　　南方周末：焦虑和恐惧大于苦难，怎么理解？

　　陈道明：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你不焦虑吗？你一听见敲门，是不是抄家来了，你不恐惧吗？我很清楚地记得，“文革”抄家最凶的时候，晚上十点，那时候睡觉睡得早，“哐、哐、哐”我们家大门响，就听见我们母亲说了两个字：“来了。”这个“来了”，你想吧，正是抄家开始的时候，就说了两个字“来了”。你知道他们每天在等待什么吗？不定什么时候你就会被剃成阴阳头了，你们家所有的东西就从窗户扔到马路上了。

　　反正我把苦难当经历，把经历当财富了。这是我们转换基因的一个最好方法。

　　把历史的伤痕一点一点地愈合，这里头有悲悯的东西，观众明明知道它愈合不了，这个人还在愈合。这个电影你不能很概念地去给它扣一个什么样类型的电影，但希望从此你对张艺谋电影的看法能有所改变。

　　“一个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大度”

　　南方周末：《归来》的开篇，是那个特定年代里，亲人的背叛和出卖，但是几笔带过。

　　陈道明：背叛和出卖，只是情节的增递，情感的一个交织，它形成不了一个层面。我也跟导演讨论过，我们到底拍一个什么样的电影？

　　每个电影都期待感动别人，其实感动是一个最终的结果，感动的目的是想改变别人，改变别人的思维方式，改变别人的情感状态，改变别人的人物关系。比如说看完电影出去，对别人好了，对别人善良了，哪怕是一时的，也都算改变。

　　我跟导演说，所谓的眼泪有三种：第一种叫喜极而泣，我们就不要做这个梦了，现在中国电影从剧本到演员，一直到导演都没有这个能力，我不是妄自菲薄，做不到喜极而泣，太高级了；第二种叫伤心的眼泪，比如说《苦菜花》那种，特别惨，把挺好的东西弄碎了，哭啊，伤心啊；还有一种叫愈合，叫感动，明明知道这个东西坏了，一点一点在粘接它，在愈合它。这种会产生感动，也是眼泪，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需要这个。

　　南方周末：而不是告诉大家，这个东西是怎么被砸的？

　　陈道明：告诉别人一个东西砸了、坏了，很简单；但是我们把别人砸了的东西，缝上，把它愈合好，这很难，也很伟大。

　　陆焉识和冯婉瑜一直在愈合，愈合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斑斑伤痕，这是陆焉识最大的坚持。我们这个电影没有怨言、没有回忆、没有控诉。

　　有场戏，女儿跟我说：爸，是我告发的你。我当时就琢磨这个应该怎么表演。按通常的表演，会很丰富：这是一个很大的事件性事实，女儿终于跟我说我有罪了，是我出卖你了。但我跟导演商量，我说我什么都不想演，你不要给我脸，你拍我的背影就行了。

　　最后这个镜头就是我的侧后背，她跟我说完了这件事后，我稍稍一扭头，这事我知道，很平淡。任何表演都没有，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对于过去历史的大度。

　　还有一个细节，我去我的同学家，去找大卫的照片，他的太太告诉我，大卫自杀了。按照一般的状态就是：“啊，自杀了？”会突然间很悲天悯人的那么一种状态。我的处理就是：“哦。”完了，连头都没抬，都没看对方一眼。为什么我这么处理？陆焉识见过太多的死人了。他已经是“曾经沧海”的一个人了，他到底怎么表现这个？我用的是减法，陆焉识只考虑明天该怎么办，昨天的事情一概不记得。

　　南方周末：忘了昨天？

　　陈道明：过去说张艺谋的电影，或者我们很多在国外得奖的电影都是靠抖弄自己的破烂，抖弄自己家里那些三寸金莲，来博得外国观众，这个电影——不是！这个电影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坚持，表现了一个普通的女人她在坚守。在任何国度、在任何制度下，他们都是伟大的先辈。

　　有些文章说，张艺谋又拍过去的电影，其实这个电影根本不是。

　　完全不是在控诉，连怨言都没有。你看陆焉识念信，我为什么这么处理？很美！我一点没处理他是苦的，而是很平淡的，我近乎于播音速度来处理这段戏。什么叫播音速度？就是理性速度。我觉得我们这个戏的创作，累就累在这些细节上。

　　“这个问题是不是太沉重了？”

　　南方周末：有一场比较激烈的戏，当你终于知道，谁害了冯婉瑜，你去他家找他，身后拿一个锅铲。

　　陈道明：知识分子的懦弱，还是心灵上的那种。不管怎么着，二三十年的这么一个经历，对于他来讲会造成一定不完整、不健康的性格和心态。到底怎么处理，才能体现知识分子的这个侧面，也是花了一番功夫。他理直气壮地去找对方算账，结果发现这个人也被关了起来，自己被这人的老婆臭骂了一顿。谁也没有想到，害我的人最后也是一个受害者，这是命运多舛。

　　要说体会这个电影，你可以体会很多，这个电影有很好的文学基础，选择的角度有一定的哲学思辨，又有社会观照，又有人文关怀。

　　《归来》一定也是给年轻人看的电影，它不是一个特定环境才能产生的情感的简单表述，它写了一个通古的人们的精神，没有年龄差异。

　　南方周末：这个通古的东西是不是人性的力量？

　　陈道明：对。一个人情感也好、信仰也好等等，坚持何等可贵？知道有结果的坚持可贵，知道没有结果的坚持更可贵，因为那叫信仰。

　　南方周末：但人性真有这么大的力量吗？

　　陈道明：这就是电影和生活的区别。不管哪个电影，它都要对生活在还原的基础上进行精神上的扩大，或者是力量上的扩大，或者是情节上的扩大，或者是表演上的扩大，这就是一个电影所应该做的事情。

　　电影不是纪录片，电影一定要提高、集中，形成一种别人觉得“没有这么可能大的力量”。

　　南方周末：你自己也是一位父亲，如果你身处那个年代，你女儿背叛了你，你也会像电影之中那样原谅自己的女儿吗？

　　陈道明：最好不做这种假设，我不去体会这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种事情会叫你心情不好，我为什么非得假定我的女儿出卖我？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南方周末：你和你父亲都经历过“文革”，你们当时亲历或者眼见过什么记忆犹新的出卖和背叛吗？

　　陈道明：太多了，我们家没有，但是我见过，包括同学的家里都有。正常吧，只能这么说。他出卖了他哥，那个出卖了他爹，还用什么深刻吗？已经很深刻了。事实已经摆在那儿了，你不平静又怎么样呢？这是人性的一部分，就像鬼子来了还是有汉奸，对吧？如果真的再来这么一次运动，还有没有人出卖自己的亲人？我相信会有，只不过可能出卖的方式不一样，出卖的角度和后果不一样。

　　不能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中国的历史不能再是循环史了，希望永远都是发展史。

　　南方周末：在你真实的“文革”记忆之中，有像影片这样坚持、坚守的吗？

　　陈道明：我相信有，而且我相信为数不少。那时候人们的风骨要比现在硬朗，不然“文革”当中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自杀？自杀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算是风骨吧。

　　南方周末：自杀是风骨还是熬不下去？

　　陈道明：熬不下去他完全可以妥协、完全可以投降、完全可以出卖、完全可以背叛，他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自杀？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勇气的。不能简单地说，他为了逃避现实，为了解脱。这个问题是不是太沉重了？

　　砸烂简单，粘合太难

　　南方周末：现在中国的影视作品，反思类的越来越少，愈合类的越来越多。

　　陈道明：我爱看这样的，尽管我觉得那句大标语还在我脑子里，“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是作为我的文化期待，我还是希望愈合为主。这个我不强求别人，有人就愿意看血淋淋的，有些人就愿意看花前月下，没有对与错。

　　南方周末：你自己都主动愿意看愈合型的东西，是不是说明，大家不愿意拍反思性题材，跟市场有很大关系。

　　陈道明：不是，愈合的东西说实在的，挺难拍的。你仔细想，撕开的东西好拍，比如说这一家子我们想办法让他们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来，好写。从父亲、母亲打，然后到子女打，再到邻里之间打，把好端端的人物关系弄得支离破碎，靠这样的故事吸引观众不难；但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重新愈合，这个可就难写了，砸碎一件东西容易，要把砸碎的东西一片一片粘起来，还原——尽管它完全还原是不可能了，但是还有人坚持去努力地还原，恢复到一点痕迹都没有，是难上加难。

　　南方周末：调查、指正，谁把这个花瓶砸烂了呢？

　　陈道明：那是另外一个电影，或者说不是我们这个作品要承担的使命。

　　南方周末：同样的问题我也问过张艺谋，现在中国现实题材少，到底是政策上不允许，还是市场不允许？

　　陈道明：我不觉得一个好电影跟审查有绝对关系，它是相对的，这方面是有影响的，我不否认，但不能找一个其他的理由给自己的无能当挡箭牌。就像我没演好戏，不能怪导演、怪编剧。

　　南方周末：喜剧的忧伤？

　　陈道明：确实有它的条框在那儿。但我觉得很多人是拿这个来当说辞。国外有很多好看的电影，是人性的主流电影，跟意识形态没什么关系。当然，放开了可能会题材更广博，但是就我们中国的历史故事、民生故事、不牵扯到敏感问题的故事，能不能写出感人的、好看的东西呢？问题是我们不会写，我们写不好，于是乎怎么办？我们得找一个挡箭牌。

　　我这个人一点都不保守，但在这个问题上，我有我自己的看法：不能全躺在一个理由上给自己做挡箭牌。

　　南方周末：你最近有没有收到过现实题材的本子？

　　陈道明：有。

　　南方周末：你没有选择，为什么？

　　陈道明：只能说跟我的喜好相左。我还是希望给我送来的，是一个好的文化作品，能够和观众说点事的东西，不是让观众纯粹拿生理来看电影，哭、笑……出门，没了。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一个作品符合自己的观念很重要。符合自己的观念的时候，你拍起来会很顺利，你会心悦诚服地接受这个剧本的基本理念，并传递给观众。跟自己相悖的时候，你就会去提出很多跟剧本相对立的想法。我现在一看着剧本是在我的美学范畴、文化范畴、情感表达范畴的，我继续看下去，如果不是，我就不看了。

　　南方周末：你的审美观是什么？

　　陈道明：比如刚才我说的“三种眼泪”，我选最后一种，感动的眼泪。你现在给我一个特别惨的电影，叫人哭得能把眼珠子哭掉了，我不想拍；那些胡闹的，比如说现在那些打日本人的戏，所谓的神剧，我也不可能拍，已经超出我的范畴了。这些戏不能怪编剧，因为公司需要；公司为什么需要？因为电视台需要。至于观众需不需要，我不知道。只有那些演员是值得同情的，他们演得越认真就越可笑。

　　南方周末：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你一定熟悉杨绛。《围城》讲述了1949年之前的知识分子；《洗澡》讲述了1949年之后的知识分子精神史；《干校六记》讲述了“文革”中的知识分子精神史。在我们当前的语境中，杨绛的作品有可能被电影呈现吗？她的故事都不是“尖叫式的”。

　　陈道明：我都看过。你要说从精神内核，从文学角度来说，我觉得没什么不可以。但是它变成故事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我就不知道了。不是所有好的文艺作品都是好电影坯子。

　　第一，从文学到电影的适应性，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很适应的表现形式，不知道；第二，从众性，作为一个电影去展现那些知识分子的时候，变成人物、变成故事、变成人物关系交织的时候，是不是能够编织起让观众注意的东西。因为我们拍任何东西，目的就是要让人看，你这个东西才有价值。

　　我手里有一个夜明珠，世界上除了我知道，我太太、我女儿知道，谁都不知道，这夜明珠就等于没有意义。我们要做有意义的事，通常讲叫有价值的事。不管这价值大和小，但是要有。

　　南方周末：你说的愈合的力量，人性的力量，这当然是很好，但是像杨绛那样很平静地讲述那个残酷年代的故事，那个东西是不是会更有力量？

　　陈道明：也很难说力量的大和小。所谓的力量感，这力量感冲击角度不一样。你说打脸疼还是打胸疼？很难说。打胸能把人打死，打脸巧了也能把人打死，你说哪个力量算大呢？

　　“别吹，实事求是”

　　南方周末：很多中国演员看了《纸牌屋》后都在感叹，自己别演了。

　　陈道明：那也不至于。如果我们编出这么一部戏来，我们再有这样的制作环境和制作经费，我们也未必一定拍不出来，真是未必。首先得有这样的一个好剧本，可读性的剧本、可观性的剧本，再有这样的经费，有创作的相对从容。当然还得有一批捧场的观众，因为不是所有好的作品，观众都是捧场的，反而国外一些很扯的作品，观众会去捧场。我们的创作其实很不从容、很慌张。

　　南方周末：慌张是市场造成的吗？

　　陈道明：因为钱，那还不容易吗？更多的是因为名和利。所以创作本身只有疲劳，兴奋鲜于快乐，真的鲜少快乐。

　　南方周末：你曾经说过，跟钱锺书接触的时候，他改变了你的文化观和处事态度。

　　陈道明：1990年代之后，有一段时间我确实挺浮躁的，后来我跟钱老先生一共聊过三次天，突然发现了自己特可怜，在学问面前，你特别可怜，你的自信也突然间特别无助。让我想了很多问题，我跟我父亲也聊过这个问题。我父亲当时不愿意让我干这一行的，但我当时如果不干这行，是必定要上山下乡的，于是就这么着干了这一行。

　　明白了这个职业，你的存在可以老实一点，这是一个夸张的职业，你的优点容易让人夸大，你的缺点一样容易让人夸大。你惟一的方法就是既不求人表扬你，也争取叫人家少批评你，你做到平稳，别没事总坐过山车。

　　钱老先生他们家，你知道惟一响的东西是什么吗？他们家没有录像机，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话，惟一响的东西是药锅子。煎药的药锅。你可以在他家里闻到书香，在他们家可以感到安静，你在他们家也同样可以看到从容，真实。你突然感觉，你在文化人面前狗屁不是。我是那个时候开始学会思考自己在这个职业当中，到底应该怎么存在才算是正常人。

　　南方周末：现在从容吗？这么多年来。

　　陈道明：比那时候从容多了。从容不从容其实并不重要，你少了一些焦虑。

　　我们的焦虑大部分都是自找的。你在马路上、你在单位里、你在饭桌上、你在歌厅里头，一天到晚听着一些不该听的事，跟你无关的事情灌到你脑子里，这些垃圾你总得消化。你看我们现在饭桌上谈一些东西很多都不是美好的，你一天到晚这样焦虑，自己能好得了吗？

　　我女儿跟我说，网上说我在海南打球输了三千万。我说我特别想见见这个人，跟他聊聊，你怎么知道的？还有人说陈道明拍广告耍大牌、迟到，说我耍大牌，这行，但是你说我迟到首先就是错的。我这个人痛恨迟到，甭说拍广告，我跟别人打球吃饭都不迟到。我如果真是迟到了，我一定会很郑重地跟人道歉，而且一定是有原因的。他们基本的都不了解我，就敢造这个谣，你说他是不是成心制造焦虑呢？不要理他，一笑了之。有太多哗众取宠的闲人了，这是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年代。

　　南方周末：作为一个演员，你一直被看作是一个大家所敬爱的演员，而这个敬爱……

　　陈道明：里头有想象。

　　南方周末：敬爱多过于热爱。

　　陈道明：就这种敬爱也是有很多想象的，在替我完美。我没有这么完美，我也没有这么大本事。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也有我的情绪，别给我想得太好，只是别把我想得太糟就行了。我始终认为，人这一生，不一定要去做多少好事，只要不做坏事就可以让天下太平。

　　你要往好了说，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我不会造成任何人的伤害和危害，对别人没有威胁，我也不想威胁别人。至于给别人有多大的帮助，我尽我的能力，于人、于家、于社会都是这样。

　　南方周末：我理解的敬爱更多的是从你表演的角色来看，大家能够记住每一个你，而多过记住角色。

　　陈道明：包括演得不好的。我的孩子，我也知道有些很丑。但别人一说丑，有时候我心里面不太舒服，就这么简单。我自己可以说我孩子丑，你说我孩子丑的时候，虽然你说的是实话，我心里还是别扭。我有很多丑孩子，或者是不完美的孩子，就是非常完美的孩子里头也有短处，就像我们的《归来》，我们说得天花乱坠，里头一定有疵点，一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定有叫观众觉得做得还能更好的地方。别吹，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