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人物|陈道明：留点余地，是给自己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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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狐娱乐（秦川玺/文 马森/图）

　　编者按：这是一次没有视频的采访。陈道明对搜狐娱乐的记者说，把机器收起来，好好聊聊——于是这可能是最接近陈道明内心的一次对话——他第一次展示出了，一个老派知识分子（他担得起这样的称谓），对年轻人占据的市场、当下媒体环境、影视行业、甚至这个时代的困惑与思考。

　　他要求看成稿，但并没有修改我们对他的“形容”或者“评价”，而是对自己的话进行了更准确的表述，并且圈出了几个错别字（没错，是用笔在打印稿上修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将文中的“埋头苦读”改成“埋头阅读”，“苦”是形容词，“阅”是动词，这个修改某种意义上表明，他反对夸张的表述；同时，也正应了文中对他的描写：他保留着这个时代少有的分寸感。以下为全文阅读——

　　不知从何时起，陈道明在记者们的眼中就变成了一个很难打交道的人，这点连他都颇感不解。在他看来，自己似乎被媒体“异化”得太厉害——走进采访间，还没等记者发问，陈道明就将自己的困惑表达了出来。

　　同样令他困惑的还有当下的文化环境，那些咄咄逼人的评论文章和爱挖坑的采访方式，“动不动就火冒三丈”的同行们，“唯我独尊的年代，谁都不能触碰，这样好吗？”陈道明不喜欢用极端的形容词，张艺谋在《归来》发布会上夸奖陈道明与巩俐是教科书级别的表演，坐在台下的陈道明特别想举手大声说“我不同意”。他在说话时还特别注重分寸感：“我喜欢在说话上给创作者、评说者和观众留点余地，留点余地的结果也是给自己一份面子。”

　　然而时代却已经不同，通过口出狂言而上位的明星越来越多，90后追逐的是个性与标新立异。陈道明点评，我们的影视文化有些幼稚。面对这样一个被年轻人这么占领的市场，陈道明说，的确有一些陌生。

　　PART1：近在眼前的陈道明

　　《归来》五月七日在上海站的宣传，陈道明刻意让工作人员取消了活动后的群访。在回答完主持人的三五个问题后，他在工作人员的陪伴下走进了一旁的休息室，准备接下来的三家媒体专访。“我这次跟丫头说了，不接受群访，因为群访是可以不负责任的”，他说这句话时抬起了下巴，身体往后靠了一下，浅色贝雷帽下面的那副深色眼镜后面，能看到眼神的犹疑。

　　一个习惯：有距离感的聊天

　　采访刚要开始，主办方的工作人员惯例性地说“咱们就只说电影的问题……”还没等这位“丫头”说完，陈道明就迫不及待地打断他说：“没事，我们就聊聊天。”陈道明拒绝了视频采访的请求，没有视频的约束令他更自由。两年前，他还曾与某报纸记者“约法三章”：不做概念性的采访，两人得找感兴趣的东西聊天；不能像审问；采访时一定要保持距离，距离太近会有逼迫感。

　　面对这个习惯，陈道明说，两个人在关系很好的时候就不用思考。如果要给思考腾出空间，彼此之间要有距离，留有余地。

　　陈道明的这种距离感不止体现在与媒体之间，事实上，与朋友之间、与整个圈子之间也是如此。有一年金鸡奖，颁奖礼结束后回京的飞机上几乎都是刚参加完典礼的同行，大家相谈甚欢，只有陈道明一个人捧着一本书埋头阅读。袁莉曾经在自传《正午时分》里写，拍戏遇到问题时如果要找陈道明，打电话很难找到他，都需要经历几番周折。袁莉自认为已和陈道明成了朋友，聊起天来，有时就会问问他对自己的看法。结果，陈道明总是一脸严肃，郑重说：“对不起，我对你不太了解。”袁莉写道：“他这一句话，一下就把人扔得远远的了。”

　　一句口头禅：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懂我意思吗”是采访中陈道明的口头禅，放在每一个需要你确认的观念末尾。说这句话时，他的身体还会前倾，看着你，直到你点头他才放心，说下一件事。

　　“这些记者，这边你问一句，那边他问一句，这些问题都是有坑的。其实这样不好玩儿，你懂我意思？”陈道明这样说。

　　这句话的起因来自于《归来》发布会后媒体的一些过度报道——陈道明身上的距离感，着实为他和媒体之间带来了一些小困扰——4月21日《归来》在京首映，陈道明出席发布会以及会后的小范围群访。第二天就有媒体写《陈道明与姜文同样喜欢教训记者？曾反驳主持人》、《陈道明受访爱“教育人” 批媒体提问主题不清》。类似这样耸动的标题网上还能搜出更多。

　　“朋友把这些文章传给我，问，你说了什么话了，怎么这些记者这么不满意了？”他看到朋友转过来的文章，里面写“陈道明问制片方为什么不给记者看电影”，陈道明不解，难道这不是在帮记者争取看片机会吗，为什么会有记者觉得这个人对制片方这么不留情面？“很多媒体语出惊人死不休啊，我特别想搞清楚这个问题。”

　　他继续说：“当你很严肃的回答问题的时候，他说你太严肃了。而当你开玩笑时说的话，他又觉得你怎么能这样开玩笑。很多记者说，陈道明不好打交道，不好采访，其实真的不是，我现在觉得是记者不太好打交道了。什么时候我们能坐下来，不像采访，不像找茬，像聊天、谈问题一样，这样的采访给读者的含金量就很高。其实作为一个记者，采访不同的人，我们应该用不同的方式。我又不是年轻人，你问我什么八卦，我就会说你很扯！”——说到这里，陈道明半开玩笑地说：“我说完了，你有什么指示？”

　　一个老派知识分子：分寸感其实是给自己面子

　　陈道明的话语间很少会出现其他同行们的大白话，说到现象，他喜欢用的词是“文艺批评”、“指示”、“检查”、说到对象，他喜欢用的词语是“创作者”、“评说者”，还有类似“物有所实，物有所指”这样文绉绉的句子。

　　张艺谋说，能演知识分子的演员实在太少了，幸好还有陈道明。陈道明自己说，陆焉识是他从影这么多年以来最接近他的角色。你能从他的话语中读出知识分子惺惺相惜的感觉，而作为知识分子的陈道明，最看重说话的分寸感。

　　他这样理解分寸感：“在创作问题上，我不太愿意用太极致的语言。我喜欢在说话上给创作者、评说者和观众留点余地，留点余地的结果也是给自己一份面子。为什么我不太认同导演给我们的夸奖呢，这让我们有些无地自容，因为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演员在所有观众里面都是一样好的，所以也要给自己留一点生路吧。”他觉得现在的媒体、评论、文章都太咄咄逼人，甚至连同行说话方式也变得“火冒三丈”起来。“这种文风不外乎是一种唯我独尊，谁都不能碰触。这样好吗？这样为中国的文化批评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陈道明打了个比方：“文革也是一种文风，其实，这是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的。”

　　一种孤独的分寸感：说话太直得罪人

　　陈道明身上的分寸感在当今这个媒体社会显得那么的孤独，孤独到他面对媒体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发声。

　　陈道明喜欢用精准的词语表达他内心的感受。他同样用这样的要求衡量别人。发布会上，听到主持人用“飙戏”形容他与巩俐之间在戏里的合作，他觉得这个词语不妥，解释道：“飙车是比谁开的快，那演戏能比谁快吗？你应该问我们默契吗？”

　　这样一种回答的方式，第二天的媒体标题可想而知，但在陈道明看来，他只是解释了一个词语的误用而已。

　　冯小刚曾在《我把青春献给你》里绘声绘色描述过陈道明做人的直接、端着、不会拐弯。他举过一个例子：葛优如遇违章被警察拦下，必是先摸着脑袋嘿嘿地笑，然后做出一副“哥们儿认栽”的诚实表情，令警察心生怜悯；而陈道明若是被警察拦下，可以想象，那表情一定是“要杀要剐您看着办吧”，结果也可想而知。

　　陈道明身上还有一些老派知识分子的习惯，比如从不迟到，这种守时精神甚至表现在与朋友间随意的饭局上，无论交通多么拥堵，他都要准时到。曾经在排练《喜剧的忧伤》时，导演徐昂因为排练迟到，还曾被陈道明教育过一次。

　　PART2：远在天边的年轻人

　　与年轻人的隔阂来自于“他们塑造了一个陈道明”

　　四月末的北京，陈道明在一次群访结束后走向我，问我这部电影90后真的会爱看吗？因为那时候我是现场少数几位看过电影的人之一。第二天，有媒体将我俩的谈话写出来，却变成了陈道明到处在问90后的人爱不爱看，“其实我就问了你，因为你说你已经看过了。他们讲这种花边的故事，没有什么意思。”

　　陈道明解释说，自己其实并没有那么关心这个话题，只是因为看见媒体到处都在说90后可能不爱看这个片子，于是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觉得，在媒体面前的陈道明和真实的自己一点都不像——“他们塑造了一个陈道明。”这个在媒体文章中被塑造出来的陈道明高不可攀，常常站在长者的角度俯视一切。

　　这种角度代表的是绝对的不可接近。在媒体与明星彼此需要的时代，陈道明与媒体之间隔着千山万水，到了自媒体时代，陈道明也选择了退隐的方式拒绝这种自我表达。他的形象，就如同他影视作品中常常出现的帝王、领袖、知识分子那样，被抬到很高的位置，年轻人都是怀着一份敬畏之情与他保持距离。

　　他觉得自己不能为了迎合市场为老不尊，“有这样的人，为了证明自己存在，去做一些以前自己根本不可能做的事情吧，其实就是为了刷一种存在感。其实没有必要，还是要尊重生理的规律。”

　　“这个职业有两种离开的方式，一个是你抛弃观众，另外是观众抛弃你，前者为尚。”

　　“如果90后觉得《归来》不闷，那将会是文化上的惊喜”

　　陈道明并没有觉得自己因为打入不到年轻人的市场就觉得有多可惜或者惶恐，“电影里也不都是年轻人啊。只不过问题出在，我们的文艺是年轻的文艺，我们的影视文化是幼稚的文化，我们美学的观念跟欧美的国家不太一样。”

　　所以他认为，如果那些90后认为《归来》不闷，反而有很多年轻人觉得这是一部好片子，“那我会意外。这会是一个文化的惊喜：它代表的深层含义是，很多中国电影不是这些小孩不爱看，而是我们没有拍好。”

　　“其实我私底下并不老派”

　　“说老实话，我对现在的年轻人群体比较陌生，因为终究跟这个群体打交道不是很多，对他们的想法，我只能通过社会的一些表皮的现象看到。但他们的性格、时代的色彩再重，也跑不了他们人的本性。”陈道明觉得自己并不老派，“如果你不是记者，在私底下你如果有机会了解我的话，你就会知道”。

　　陈道明曾推荐过张艺谋看美剧《纸牌屋》，因为他觉得这是讲故事的另外一种方法。他对于很多新潮的东西其实也有涉猎。他说，在年轻一点的时候，自己其实有稍微有些激进，但时间过去了，现在追求的是自在。

　　渴望年轻导演“打碎”自己，可惜“小孩觉得我是前辈”

　　陈道明说，现在所有有名的导演，都身背着所有重任，比如经济重任、利益集团的重任，他们负载行军。反倒来说，年轻的导演，他们是否能够创作一番新天地呢？因为他们负重少，他们或许有一种初生牛犊的闯劲。他觉得，现在20至30岁的年轻导演，他们必须得出来了。

　　另一方面，陈道明觉得他现在渴望被“打碎”，不想再继续去表现单一的角色。“我渴望你打碎我，但我这一辈人想打碎我有难度了，而且他们本身就对我有一种固定的认定，他们也不想打碎我。但你们年轻人没有，想把陈道明变成老顽童，他们有这个胆量，但跟我们熟悉的导演都没有这个胆量。”

　　陈道明一方面渴望能有年轻的导演打破他现在的既定印象，但另一方面的问题却在于，他很少能有机会跟年轻导演接触。“第一是我的原因，跟他们主动交流少，我的性格是喜欢跟熟人来往的。第二，很多小孩觉得我是前辈，也很不情愿跟我交流。这其实是有误会的。如果有年轻作品找我的话，我也会演啊。”

　　面对这个年轻的市场，一方面年轻人因为陈道明“被塑造”的地位而敬重他，另一方面，陈道明又渴望能有年轻导演打碎他的既定印象。但现实却是，老一辈与年轻一辈之间的沟通似乎被一条巨大的时代鸿沟所阻隔，看似难以逾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