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上，他是聚光灯照亮的男高音歌唱家；舞台下，他不愿坐在历史的观众席上，自己操起了改革的“手术刀”。
以歌唱家起步，先任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又到江苏省演艺集团任总经理，再到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任董事长，顾欣30多年几经变换身份，也从一个侧面勾勒出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历程。
57岁的顾欣头发渐白，清朗儒雅。谈到自己，他直率地用“矛盾”来形容：“作为艺术家，我非常感性激情；作为管理者和改革者，则非常理性。”
激情和理性是矛盾的，但在顾欣身上，好像有个开关能随时“换挡”，让他闯过改革中的一个个浅滩暗礁。
改革没有休止符
在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董事长办公室里，办公桌正对着一架钢琴。采访中，顾欣手一抬，一段优美的旋律就滑出指尖，让办公室顿时有了艺术的氛围。
因为管理工作繁重，属于舞台和音乐的时间渐少，但顾欣从没后悔过。“我现在做的都是我热爱的。只要投入地去工作，无论演出还是改革，都能做到极致。”顾欣一开口便是男高音浑厚明亮的音色，节奏从容，充满磁性和力量。
紫金奖、文华奖、梅花奖……舞台上的顾欣早已声誉卓著。
和舞台生涯相比，顾欣的改革事业同样精彩。
在他的经营之下，作为中国第一个转企改制的国家艺术院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去年演出超过400场次，演职人员年均收入超过16万元，均比改革前的2009年增长两倍以上。
去年，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和江苏省演艺集团双双成为中国演艺企业前三强，总收入均过亿元。在2001年转制之前，江苏省演艺集团的8个院团总共年收入就700万元左右。
如今，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每年都推出三四部新作，创作了不少优秀艺术作品，比如新近推出的舞蹈节目《天涯若比邻》已卖出100场，“还没演，就赚钱了”。员工面貌焕然一新，从“要我干”变成了“我要干”。
“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采访中，顾欣谈得最多的是未来的挑战，“我们现在虽然转企改制了，但组织准备、资金准备、文化准备、人才准备等都有不足。所以，明天的挑战更大。”
在顾欣的规划中，“东方”不仅要成为中国最好的演艺企业，还要成为最好的文化企业。随着股份制改造、上市的逐步实现，公司今后除了要在演艺、传媒、教育等领域大有作为外，还会延伸至旅游、主题公园、资本投资运作等方面。
在顾欣看来，中国文化产业是一个有待开发的“钻石矿”。
改革最大的障碍是观念
长期以来，中国国有艺术院团游离于市场经济之外。“政府是投资主体，领导是基本观众，评奖是主要目的，仓库是最终归宿”，这是对改革前状况的生动概括。
作为文化体制改革最早的践行者，顾欣深知旧体制的弊端。
“长期的计划经济观念，过度强调艺术作品的教化功能，而不是它的商品属性。”回顾历史，顾欣解释说，“事业单位不直接面对市场，人才无法流动，艺术生产力就不可能得到彻底解放。”
无论在江苏，还是北京，他上任后都雷厉风行：按现代企业架构重组资源，打破人事和工资体制，破除“铁饭碗”，推行多劳多得、能上能下。他甚至用“南郭先生怕竞争”这样的标语激励员工。
“改革最大的障碍是观念。”顾欣认为，这首先涉及作品“为谁服务”的问题：是为领导、专家服务，还是为观众、市场服务？其次，艺术家还需要转换身份：从灵魂工程师变成企业员工。“那时，大家都面临着重新定位和观念转换的问题。”
改革中，政府同样要转变职能和理念。在顾欣看来，旧体制中，政府习惯了政企不分、管办结合。现在深化改革就是要进一步厘清政企关系，政府该放的放手，该管的管好，该承担的改革成本要承担。
“企业更像一个市场主体，政府更像一个服务机构。”这是顾欣最想看到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让他看到了希望，“我们已经准备迎接更加激烈、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
改革是一种信仰
“改革不只是事业，更是一种信仰”，这是顾欣反复提到的话。
“信仰”背后藏着艰辛。早在江苏，院团转企改制方案出来后，为了得到员工的理解，顾欣一周开33个对话会，在会上被人指着鼻子骂。甚至，他还收到威胁信，里面装着子弹壳。
“只要改革的信念坚定，办法总比困难多。”顾欣说。
在现实中，改革总会伤害一小部分人。顾欣坦承，他本性温和善良，不喜欢得罪或伤害别人，但改革的事业注定要有取舍和决断，制定一个新制度总有人会不满意，总有少数人利益受损。
“本性和工作的这种矛盾经常出现。夜深人静时，我也常常感到痛心、纠结。”顾欣说。
“改革者只有心里装着多数人的利益，才能真正理性。”停顿之后，顾欣说出了自己的原则，“善良但不能没有原则。不改革，就会让多数人的利益受损。”
顾欣自幼喜欢哲学，练就了敏捷的思维和清醒的头脑。
在激情和理性之间，在舞台和办公室之间，在音乐声和责难声之间……顾欣一路高歌，步履坚定，因为他对事业的追求，就像他纵情歌唱的咏叹调一样，永无止息。
“我就是一个在矛盾的漩涡中‘猴气’‘虎气’都有的人。”最后，顾欣笑着这样概括自己。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报/作者： 章利新 刘巍巍 刘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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