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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枫树林》剧照 陈曦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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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枫树林》剧照 陈曦摄 |
从开始采访，到写出剧本大纲和初稿，《枫树林》的创作用了很长时间。
2012年7月31日上午，我在北京江苏大厦见到江苏省文化厅领导，他们请我写一部关于村官的话剧。
2012年8月14日下午，还是在江苏大厦，江苏省文化厅领导跟我具体讲了一下他的想法，并向我介绍了近年来江苏推出的几个“村官”和他们的事迹。
2012年9月12日下午到南京。13日出发到常熟市支塘镇，与支书常德胜和老乡座谈，晚上赶到华西村。14日参观华西村，和吴仁宝老书记见面并听报告。15日到丹阳市，与村民们座谈，了解支书沈浩和张雅琴的事迹。16日到南京郊区六合区与村民座谈，了解支书李元龙的事迹。
2012年11月19日晚上，我和江苏省文化厅领导见面，讲了一些个人感受，比如，想写一个村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如何有一种生命的紧迫感……
2012年12月19日晚上，我又一次向江苏省文化厅领导汇报了这个戏的大纲。虽然是第一次向他们讲述这个戏的基本情况，但在我这里，这个大纲已经是第六稿了。
2012年12月21日，玛雅历法中重新计时的“零天”，表示一个轮回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被一些人称为“世界末日”，这一天，我开始写剧本初稿。
2013年2月23日，这个戏的剧本从初稿一直到四稿基本完成。
回顾上述日程是为了说明这个戏的创作的确很难。
难在何处？难在我们的现实主义传统已经根深蒂固地影响了戏剧创作，这种现实主义的传统（我叫它“生活化”）自从被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归纳总结之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几乎人尽皆知，任何人都可以对你说：你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所有人都懂得这一法则，也同时拥有了评判的权利和资格。
因此，在创作之初，我想我不能单纯地以真人真事为原型，去表现典型人物的事迹，而要更注重摆脱这种很容易让人们去评判它的思维方式，虽然不少成功作品采用过这种方法，比如《郭双印和他的乡党》、《村官李天成》、我自己写的《黄土谣》等。所以，这次创作之难，还难在我有一个非常态的创作定位：即不要完全的生活化，而使用一些“陌生化”效果。在我看来，所谓的陌生化，就是个性化，就是“这一个”。只不过，“这一个”的产生过程，并非《讲话》里讲的只有一种形式：从典型环境到典型性格，从普遍到提高，然后就是更集中、更概括、更全面等。我理解的“这一个”，是一个没有普遍意义，没有集中概括能力，却真实、独特的“这一个”。他用自己的方式看待世界、对待生活，尽管有时候可能会显出一点犹豫、一些迟疑、一种背叛，但我在努力寻找着，寻找着那份潜藏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激情，那团曾经燃烧过我们的火焰，其实，那就是我终生追求的“陌生化”（“这一个”）。
具体到剧中，通过张一丁的眼睛，也就是我们的眼睛，习惯的、平常的、宿命的眼睛来看待张一丁的陌生化（他是引领观众的桥梁），进而通过张一丁的眼睛来看待向南（虚构人物）的陌生化……最终，我们希望所看到的仍然是那个我们熟悉的“这一个”（回到生活原型的典型人物）。
于是，在剧中，我们看到了一片枫树林，看到了一个从小就生长在这里后来成长为支书的一个人，看到了他生命的最后90天，看到了他生命的危机感，看到了他这个时候独特的意识，即对亲人和家人的愧疚，也看到了他力图在生命结束之前去弥补、挽救心灵和情感的缺憾，最后，我们还看到了他对个体生命中最基本的问题的质疑，即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何处去……
其实这只是视角上的小小调整和变动，但在创作上却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其中重点是对人物的解释，对塑造人物选用的事件、语言、行为的把握，对人物情感和精神世界的理解。当把这一切综合起来时，人物形象的最后完成就可能会出现与过去通常意义上表现此类人物的区别。当然，我也意识到，当这种区别一旦超出我们通常的经验范围，就可能会产生疑问：我们的支书怎么会是这样？这个人物是我们要宣扬的那个人吗？这样写行吗？
我还是把这个疑问留给观众和读者吧，请你们判断并裁定。即使你们对此种创作方法持有不同意见，或者全部否定，或者即使我们努力去修正各自的偏颇并希望达成一致，然而在努力之后我们仍无法达成一致……我仍尊重各自的判断和感觉。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报/作者： 孟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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