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报》：民族器乐怎么才能流行起来

民乐乐器

观察当代民乐事业，各地参与学习民族乐器的学生此起彼伏，乐观者认为此现象为民乐事业的欣欣向荣

　　当前的民族器乐曲创作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好像不用变化音体现不出作者水平；不用无调性跟不上时代潮流，其实已经脱离了欣赏现实。　　

    好乐曲需要有好乐队演奏成好声音，然后播放录像、发行音响，还需要加强评论，引导欣赏。通俗小曲可以多演，高难大作可以选段演奏，这样能事半功倍地达到认识某一作品，理解某一作品的目的。从小处着眼，从精处着手，把新乐曲中最优美的篇章进行推荐介绍，容易使乐曲接近听众，达到宣传乐曲的目的。

　　目前乐坛上的伴奏基本都采用事先录音的方法，甚至采用根本不用乐器演奏的电脑音乐，所以使一些乐器人才"英雄无用武之地" 。很多乐器人才，年轻时曾经考过了十级，但到了社会上基本束之高阁，日渐荒废。

　　器乐曲相对于声乐曲而言，民族器乐曲相对于西洋器乐曲而言，其鲜明的标志是运用民族乐器，演奏出具有民族风格的乐曲。观察当今乐坛，应该说器乐曲的发展弱于声乐曲的发展，民族器乐曲的发展弱于西洋器乐曲的发展。如要评述当代民族器乐的成败得失，可以分别从面、线、点三个层次切入，从中可获得民族器乐曲从大“面”到小“点”的现状概况，简单的结论是：当代民族器乐的存在状态喜忧参半，在大繁荣的背景下，也存在着某些发展“瓶颈” 。

　　>>褒贬不一的“面”状

　　观察当代民乐事业，乐观者认为欣欣向荣，表现在学习民族乐器者众多，举办民族乐器赛频繁；悲观者认为危机重重，主要表现在没有抓好创作和推介这两个重要环节。乐坛上存在着对民乐事业褒贬不一的对立观点。笔者倾向后者。

　　作曲家的水平高低要靠作品的影响力来衡量。音乐家的旋律只有扎根于民间，才有存在的价值。被冠于世界级的作曲大师只因他们的旋律深入人心才有口皆碑，讲起贝多芬就会想起《月光奏鸣曲》 ，讲起莫扎特就会想起《土耳其进行曲》 ，讲起柴科夫斯基就会想起《天鹅湖》 。国内著名作曲家的创作影响也如此，如刘天华因为有《良宵》而出众，瞎子阿炳因为有《二泉映月》而闻名，贺绿汀因为有《牧童短笛》而蜚声。欣赏者对这些乐曲大多能随口哼上几句，甚至还能奏上几段，这些乐曲当然世代传承，成为经典作品。

　　但当代创作的一些民族器乐曲难有印象，更谈不上能流行了。如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次评奖活动，推出了徐景新的《飞天》 、刘锡津的《丝路驼铃》 、饶余燕的《骊山行》 、阎惠昌的《水之声》 、何训田的《达勃河随想》等，应该说这些乐曲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优秀作品，但30年过去了，却很难流行起来。

　　当代创作的民族器乐曲不流行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优秀的民族器乐曲应该让人知其名、知其调，甚至能和唱、能演奏。但很多器乐曲名奇、调怪、旋律艰涩，难以记忆，让一般的欣赏者不知所云，让一般的演奏员束手无策。

　　改革开放后，先进的作曲技法传入中国，于是“新潮”作品不断涌现，令乐坛惊艳，令世人瞩目。但中国的国情还是偏爱传统。一些经典乐曲崇尚用民族乐器演奏不容去说，一些交响乐团也热衷演奏一些贯穿民族音调的乐曲，如《红旗颂》 《梁祝》 《春节序曲》 《北京喜讯到边寨》等，这些作品都传递着传统的信息、民族的神韵，让人如痴如醉、百听不厌。

　　当代作曲家为了显露才华、追求新意，大多将民族器乐曲的旋律处理成：模糊调性——频繁地出现变化音；新奇节奏——较多地出现摇滚性：怪异音响——无论从音色组合，乐器组合都别出心裁地独树一格。虽然设计新颖，听觉新鲜，但大多缺少旋律性，而影响了乐曲的传播。

　　发现了问题，找出了原因，就要去寻找解决的办法。这就需要抓好两个环节：

　　一个是创作环节。应明确作曲家设计的旋律首先是写给国人聆听的。为了追求好听，就要了解国人的审美趣味，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欣赏习惯，国人历来喜好旋律美，只有优美的旋律才能打动听众。中华民族崇尚传统，也并不排斥创新。但是创新应谨防怪异。当前的民族器乐曲创作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好像不用变化音体现不出作者水平，不用无调性跟不上时代潮流。其实已经脱离了欣赏现实，可以说追新猎奇的创作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一个是推介环节。好乐曲需要有好乐队演奏成好声音，然后播放录像、发行音像，还需要加强评论，引导欣赏。通俗小曲可以多演，高难大作可以选段演奏，这样能事半功倍地达到认识某一作品，理解某一作品的目的。从小处着眼，从精处着手，把新乐曲中最优美的篇章进行推荐介绍，容易使乐曲接近听众，获得知音。音响、乐谱的出版也应及时跟上，只有让欣赏者多听音乐，多读乐谱，才能达到宣传乐曲的目的。如由于反复出版《春节序曲》 《喜洋洋》 《花好月圆》的音响，自然扩大了传播面，扩宽了普及面，这条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

　　>>参差不齐的“线”状

　　如果把整个民族器乐演奏的现状看成一个“面”的话，那么合奏、重奏、独奏的表演态势可以看成三条“线”形，只有三线强劲，才能撑起一个稳定的“面” ，才能形成民族器乐健康发展的局面。但是，当代乐坛上合奏、重奏的线状严重萎缩，基本不成规模，而独奏形式一花独放，表现出线状越来越膨胀的态势，使乐坛发展严重失衡。

　　演奏合奏曲需要编制齐全的民族管弦乐队，由于人员多、成本高，所以大多地区难有条件拥有大型乐队。由于民乐队减少，乐谱需求量也不看好，所以少有出版机会。优秀的乐曲一定要反复“亮相” ，才有可能万众追捧。如“文革”时期的器乐合奏《丰收锣鼓》《打虎上山》等，由于强势推荐而深入人心。目前，新作品的合奏机会太少了，而且很多是一次性“消费” 。音乐是时间艺术，只有多听新作，才能逐步走近。如果缺少演奏机会，那只会制约乐曲传播。

　　重奏能使音色互补，在长期的演奏实践中，形成了许多既简单，又和谐的组合。自古以来就青睐重奏，如琴箫重奏、笙管重奏、丝竹重奏都是源远流长的组合形式，但现在已鲜为人见。原因是重奏作品凤毛麟角，而且当代乐人大多“各自为政” ，懒得寻找合作伙伴，致使重奏难觅踪影。唯见冯晓泉、曾格格的新唢呐和新竹笛的重奏经常活跃在晚会的舞台上，因为他们是夫妇，能方便合作。

　　二十多年前，上海音乐学院曾尝试“丝弦五重奏”的演奏形式，由于得益于作曲家胡登跳教授的量身订制和演奏家的细腻演奏，所以立刻风靡乐坛。但近年来已逐渐冷却，使本来炙手可热的乐种，又快掉到了“冰点” 。

　　相比之下，独奏的“线状”在不断粗壮，真有扩展成“面状”的强劲趋势。因为独奏基本是个体行为，需要丰满时可请一人伴奏，再需要加强表现力时，可附加小乐队伴奏。只有凤毛麟角的协奏曲才用得上大型管弦乐队烘托气氛，如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 、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等，由于得到大乐队协奏，使独奏曲锦上添花，魅力无穷。

　　改革开放后，民族乐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通过乐器考级和从中央到地方的演奏比赛，一大批演奏高手脱颖而出，使民族乐器的演奏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推出了一大批具有时代气息和当代水准的新作品。

　　但是，不能不看到当代器乐曲离民族风格和乐器特色越来越远了。聆听当代乐曲只为新技法、新音响而感到新奇，其他如旋律韵味，乐器风味已逐步淡化。有些作者在创作乐曲时，恨不得将小提琴上的高难度华彩炫技全部用到二胡上，将长笛上高难度半音技巧全部用到竹笛上。

　　还有一种现象也制约着民族器乐的发展。因为目前乐坛上的伴奏基本都采用事先录音的方法，甚至采用根本不用乐器演奏的电脑音乐，所以使一些乐器人才“英雄无用武之地” 。很多乐器人才，年轻时曾经考过了十级，但到了社会上基本束之高阁，日渐荒废。为了使民族器乐后继有人，有些演出、有些比赛还应强调运用民族乐队伴奏，从而能形成学有所用的实践氛围，如果长期坚持，就能涌现出一大批领衔各地乐队的领军人物。

　　民族器乐的“线状”虽然参差不齐，但应该看到当代独奏领域人才济济，只要强化建设，重点扶持，那么重奏、合奏的线状也会逐步壮实起来。

　　>>明暗不均的“点”状

　　民族器乐的乐种十分丰富，组合成五彩缤纷的民乐百花园。如果把每个“乐种”看成一个“点”状的话，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有的“点”状是闪烁光彩的亮点，有的“点”状是濒临熄灭的暗点。即使都是亮点，由于生存状态不一样，其亮度也有差异。江南丝竹和广东音乐都已进入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由于同属丝竹乐，容易比出“亮度” 。

　　江南丝竹和广东音乐是以丝乐器和竹乐器为组合演奏的音乐。丝乐器抒情，竹乐器流丽，丝竹搭配，珠联璧合，使音色更丰满，旋律更迷人。江南丝竹流行在江浙沪一带，以上海为中心，乐队组合以二胡和曲笛为主；广东音乐流行在岭南一带，以广州为中心，乐队组合以高胡和洞箫为主；两者都属小型规模的乐队，表演的乐曲大都轻巧、细腻、华丽、优美。

　　一百多年来，这两种丝竹音乐在两地乐人呕心沥血的打造下，社团涌现，行家辈出，曲目琳琅，终于传承至今，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相比较而言，当代广东音乐更有活力，而江南丝竹显得有些老态龙钟。

　　广东音乐追求轻盈、轻细的风格，突出高胡音色，其他则作穿插补充，常表现出热烈、喜庆的情绪。由于旋律风格蓬勃向上，特别合拍于当代的快节奏生活。如《旱天雷》能引发激动， 《步步高》能激发愉悦。而江南丝竹追求幽雅，将减慢速度、加花旋律做到了极致，成为江南丝竹惯用的展开手法。一首传统的《老八板》通过加眼再加眼，演变成《花六板》 《慢六板》等“同宗乐曲” ，曲调虽委婉，但难以迸发激情。所以，江南丝竹应该适当减少雅趣，再不能定格在分拆音调、加花旋律的老手法的运用上，应适当融合广东音乐中的各种轻巧手法，为江南丝竹增添活力。

　　广东音乐的曲目比较丰富，而且能与时俱进地不断涌现，这得益于广东音乐的作曲家不断地奉献新作，如不同时期的创作高手严老烈、何柳堂、邱寿鹤、吕文成等，他们都有叱咤风云的代表作，源源不断地积累起一份丰厚的音乐遗产。而江南丝竹的曲目却屈指可数。也缺少为之呕心沥血的创作人才，因此削弱了乐种的创造力。所以，江南丝竹应重视新作品的创作，使江南丝竹贴近时代脉搏。曾有聂耳根据《倒八板》改编了《金蛇狂舞》 ，上海将同名民歌改编成《紫竹调》 ，都为江南丝竹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可惜，这种短小的新曲太少了，甘为江南丝竹奉献新作的作曲家也太少了。

　　此外，广东音乐的创新意识始终贯穿于全方位，不但注重曲目创新，而且还注重乐器改换，弦材更换，定弦变换等方方面面，使音色不断优化、更新，也非常值得借鉴。

　　为使民族器乐的百花园能姹紫嫣红，有关方面就应采取相应措施，使亮点更亮，暗点增亮，使大多“点”状乐种都能绽放光彩。

   （文章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杨瑞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