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家叶小纲：“中国故事”，也是我的故事

叶小纲近影

1986年叶小纲在电影《湘女萧萧》外景地采风，他曾为这部电影创作主题音乐

叶小纲20多年来一直坚持西藏题材音乐创作，图为他在西藏萨迦寺与喇嘛席地交流

　　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美国纽约林肯艺术中心音乐厅将举办叶小纲个人交响作品音乐会。这也是新中国成立64年来，首次由美国主流交响乐团专门为一位中国作曲家举办的专场音乐会。这场音乐会，由教育部、国务院新闻办、中国文联、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北京演艺集团与底特律交响乐团共同主办，其规格之高，为近年来所罕有。

　　叶小纲为音乐会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故事” ，美国之行将是其用音乐“讲述”中国故事的第一站。北京演艺集团日前与叶小纲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将在未来5年间，用商演的方式运作叶小纲“中国故事”交响作品音乐会的全球巡演。其起步点，便是纽约林肯艺术中心。9月22日，著名美籍华人指挥家胡咏言将领衔执棒美国底特律交响乐团、纽约合唱团，携手享誉世界的小提琴演奏家林昭亮、加拿大女高音歌唱家Meash a Brueggergosman，中国歌唱家石倚洁、袁晨野等国际著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届时，美国纽约各界知名文化人士及社会友好人士将出席并观看此次演出盛典。

　　纽约林肯艺术中心是世界音乐舞蹈艺术的标志性舞台，也是美国最高级别的艺术演出场所，历来为世界音乐家所向往；时至今日，出现在这个舞台上的中国艺术家并不多。在这个舞台上展示中国音乐作品和中国文化，其对于中国文化软实力展示、中华文化世界传播方面的意义不言而喻，同时也标注了作曲家叶小纲在国际音乐界及学术界的重要位置。

　　早在2005年，叶小纲就携自己的《大地之歌》（第一版）在林肯艺术中心首度登台，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2009年起，他的《羊卓雍错》 《马九匹》《纳木错》等作品陆续由美国茱莉亚乐团在林肯艺术中心进行演绎。此次叶小纲的音乐将再度在中心的艾瑞费舍音乐厅登台，包括《最后的乐园》 《大地之歌》和《喜马拉雅之光》等。作为专场音乐会最重要的曲目，大型交响序曲《喜马拉雅之光》还将于林肯艺术中心举行世界首演。这部作品曾于去年荣膺美国古根海姆基金会音乐大奖，而叶小纲则是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籍音乐家。值此美国行前记者专访了叶小纲。

　　“我的音乐表达了一个中年男子尚存的一丝对世界的勃勃雄心”

　　记者：从《最后的乐园》 《大地之歌》再到《喜马拉雅之光》 ，从创作时间来讲是从先至后，而从演奏规模来讲也是从单乐章到大体量，从中国朴素的农村生活经历的讲述到走向世界看万象所获得的心灵启示的深度与广度，这是不是您创作以及选曲时的一个思考？

　　叶小纲： 《最后的乐园》创作于1993年，是我受香港市政局委约，以中国农村为题材，为小提琴与管弦乐队而创作。创作的本意与我的生活有关。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我与我的家庭几乎从来没有过幸福的时光，那是中国的“文革”时期，不仅我与家人都受尽屈辱，甚至为了一块饼、几把蔬菜，我也要天不亮就去排长队购买，很多时间是无功而返。我从童年开始就从来没有认为生活是幸福的，人生就是受苦，这个概念从来没有在我脑海里消失过，至今如此。我青年时代曾在安徽农村生活过一段时间，并从事艰苦的劳作，中国农民生活的困苦远远要超过我的经历，当他们死亡后，全村人仿佛庆幸亡者终于逃脱苦海，为他的新旅途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白色丧服的送葬队伍有时有几里长，行走在莽莽苍山之中。我想我的一生也会如此，把痛苦留给尘世，最终应该一身轻松，迈向幸福而未来的天堂之路。这部作品是将中国本色音乐与西洋管弦乐队结合，详尽地描绘了中国农村的时代面貌与作曲家本人的心路历程，有浓郁的民族地域色彩。

　　记者：马勒的《大地之歌》在全世界范围享有盛誉。它的歌词主要基于德译本的中国诗词，是诗人贝特格根据唐朝几位大诗人的诗歌的“再创作” 。您的《大地之歌》灵感源于何时？又是怎样一种不同的表达呢？

　　叶小纲：我从小喜爱诗词，其美丽深邃的中文表达从小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知道马勒用的是这些唐诗做的《大地之歌》时，音乐感觉与我儿时对诗歌的印象完全不同。几十年后，当我有能力为这些原诗来作曲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原诗用中文演唱出来时的旋律语调应该是什么样。这几首诗歌的表达意境完全不同，第一首充满潇洒的人生豪情，第二首表达了少女的羞涩情愫，第三首是一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控诉，第四首表达的却是位有钱的公子哥对世界的玩世不恭，第五首是男性对人生庄严的世界观表达，最后一首，是对人生的大彻大悟。我想我与马勒不同的是，对我而言，马勒的音乐充满了对人生的幻灭和对神秘天堂的憧憬，而我的音乐则表达了一个中年男子尚存的一丝对世界的勃勃雄心。

　　记者：再谈谈这次将全球首演的《喜马拉雅之光》 。其实从《地平线》开始， 20多年来您一直坚持西藏题材的音乐创作，这其中的历程可否与我们分享一下？

　　叶小纲：我去过西藏5次，包括一次去尼泊尔的释迦牟尼出生地蓝毗尼。我从1985年就开始做西藏题材的音乐作品，我要为西藏的九大圣湖都做一首室内乐，现在已经完成了6首，分别来自世界各地的委约。我还为西藏历史上著名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写过一部舞剧，描绘了他传奇的一生。另外还有两首管弦乐作品《地平线》和《西藏之光》以及几首描绘西藏美丽的经幡与冰川的室内乐作品。西藏之美是没有到过那里的人永远无法想象的，雪山如此静寂，湖水冰凉清澈见底，碧蓝的天让人相信天堂会存在。西藏的古典音乐充满了庄严和神圣，藏族群众的生活方式是安详而非娱乐性的，他们祈求未来的虔诚精神令我致以一生的敬仰。 《喜马拉雅之光》正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切入主题，深入探讨了生与死、精神与物质、瞬间与永恒以及生命的本源与终极意义，强调精神与心的力量，也是在追问人类的精神家园和对生命的深切关怀。

　　“似有一条金色坦途通向遥远的水晶宫，那里最美的人生在召唤”

　　记者：您的父亲叶纯之与李瀚祥、胡金铨并称“香港三大才子” ，一生创作了100多部音乐作品，还参与创建了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美学教研室并出任主任。他的《音乐美学导论》是国内第一部音乐美学专著。出任香港音乐专科学校校长后，又在香港作曲及理论界发挥了重要作用。可否谈一谈父亲对您从事音乐以及作曲事业的重要影响？

　　叶小纲：我父亲的一生遭受了极大的不公正待遇，但无论作为一位父亲还是作为一个优秀作曲家、音乐教育家、翻译家或知识渊博的学者，他都是一个伟大的人。他几十年忍辱负重，为国家事业和家庭都做出了伟大的牺牲，我父亲为人善良，音乐那么温暖，教育如此循循善诱，心念天下，魂系苍生，体现了中国知识界最优秀的个人品质。他永远是我最敬仰的人。

　　记者：您出生在音乐世家，但是成长经历挺坎坷，在“文革”时下放农村，回城后又在工厂里做过6年钳工，即便在那样的环境里，都没想过放弃音乐吗？

　　叶小纲：音乐有时候真需要你有干这一行的天赋，还有就是在那个贫瘠年代，我心里非常清楚，只有做音乐，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和人生。我自小就梦想以音乐为职业，展示自我，表达世界。“文革”期间，家里特别困难，钢琴也被抄走了，好不容易弄回来，因为练琴吵，当时家人为了让我弹琴，都只好到阳台上去做事。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中央音乐学院第一届大学生，记得特别清楚我当时参加作曲系考试的作品叫《风景画》 ，也许有特殊气质，老师二话没有就把我招上了。当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在上海只招5个人，却有500多人报名，全国当时预备招10个，但最后招了31个人，因为实在太多人了，整整十年，耽搁了太多。

　　记者：应当说77、 78级在整个中国教育历史上都值得重重书写一笔，因为实在涌现了太多的人才，这些人才后来都是社会各界的中坚。从1981年首次举办个人作品音乐会开始，您的音乐生涯逐步走向辉煌， 1987年，获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奖学金赴美留学，至此开始接受世界各地的委约及参加各类型的国际性艺术活动。您最重要的专业积累是不是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的那段时光？赴美后为何选择回国发展？

　　叶小纲：其实5年大学的积累也是很长，很丰富的，可以说沉淀很多，坦率地说，现在看那时的作品很不成熟，但当时整个文化太贫瘠，所以比较容易出来，沾了“出名要趁早”的光。留学对于我们“文革”后第一代大学生很重要，因为我们缺了太多，所以留学不光是专业积累，更是人生积累，经历成了宝贵财富。许多留学回国的人现在几乎都成了社会中坚，这是由于“中国特色”形成的。现在的留学生我相信他们将来很多人会选择回国发展，因为这里毕竟是你的国家。我的情况有点不同，我回国20年，从10年前开始又陆陆续续在美国音乐界形成自己的影响，现在又再回去杀一把“回马枪” ，开这样规模的音乐会。

　　记者：大学时代在您心中现在是怎样的记忆呢？

　　叶小纲：我看自己大学时代的照片，眼神特别清澈，表情特别单纯。尽管那时很清贫，但精神上相当愉悦，似有一条金色坦途通向遥远的水晶宫，那里最美的人生在召唤。那时天空特别蓝，洁白云朵在天空飞驰，心中荡漾着要写的音乐，这当然是人生最灿烂的时光，这是每个充满理想的年轻人应会经历的。前一阵为了拍音乐会广告，我拍出来的照片简直没法看，那么沉重与沧桑，想装都装不出来。这说明现实中的丑恶确实影响甚至伤害了我们每个人。

　　“我只是把握音乐创作的规律，音乐有它自己的抽象走向”

　　记者：北京现代音乐节在您的推动下已走过11年了，非常不容易，每一年都在努力做一些尝试和创新，尽量保持它以学术为基础，对现代音乐的推广和解读，犹如北京国际音乐节，您对于北京现代音乐节，对于在中国推广现代音乐还是有很多思考的。可否谈一谈您对音乐节未来发展的思考？

　　叶小纲：坦率说感觉心力交瘁。每年办完我心里都对自己说，明年再办，我就是个大傻瓜、王八蛋。然而到了来年，因为身不由己，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办下去。大家觉得这个音乐节很成功，为中国音乐发展作出了贡献，培养了一大批音乐爱好者与青年音乐家，为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做出了努力，功德无量，等等。但谁也想不到我要遇到多少障碍和艰难险阻，简直是一场人生抗争，觉得自己快要坚持不下来了。也许这一天快到了，就是我宣布：“再也不干了” 。

　　记者：北京现代音乐节“青年作曲家发展计划”很有意义，国家大剧院这两年也开始青年作曲家扶持计划，但是为什么现在很难看到好作品也很难有年轻的优秀作曲家跳出来，难度在哪里？

　　叶小纲：我在教学过程中希望学生能够意会到我的一些“暗示” ，这种暗示有时候用语言是无法形容的。记得我当学生的时候，经常会给老师惊喜，这是实话，而现在的学生给我的惊喜却不多。社会喧嚣，人很盲目，与我们那个时代差别很大。当然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不能说现在就比过去差，我只是希望年轻人能多花时间学习，想些哲学问题、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问题、社会本质问题。我觉得有时网络上对国民整体素质状况的批评是有些道理的。比如前阵舆论形成“80后”一说，意思是“80后”会是我们社会发展的一种希望和担当。但是多年过去了，我觉得“80后”这一代沉默了，很遗憾。我没有看到太多出色的“80后”在推动社会全方位改革，和在文化、教育、科技、艺术、法制建设、经济建设、思想理论建设等全方位领域的人才丰收，那么“90后” 、“00后”呢？我国全体公民能有机会看好他们吗？当然，我有些悲观，我希望是自己的眼界狭窄了，宁愿是自己落后于时代。

　　记者：您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在创作上冼星海和丁善德对您影响最大，为什么？

　　叶小纲：真正对我影响大的是贝多芬、瓦格纳、巴赫、勃拉姆斯。他们是音乐至圣，人类精神世界的至高无上。冼星海对我的影响，主要是他在西洋作曲技法中国化的成就。从广义看，贝多芬、瓦格纳、冼星海是民族的，他们所表现的民族英雄主义的悲怆、壮丽、愤懑和倔强却是全人类的。我是期望自己能对贝多芬、瓦格纳英雄主义和冼星海旋律主义有些继续，只是期望而已。我国当代音乐家的前辈们都是经历将西方音乐风格、技巧引入自己的创作，结合民族音乐的魂魄，最终形成自己的特点。

　　记者：如何表达叶小纲的创作风格？

　　叶小纲：或许是成长历程和多元文化背景使我的音乐有些特别之处。我的音乐创作，一般不会把个人情绪放进去，我只是把握音乐创作的规律，音乐有它自己的抽象走向。听众不会觉得我是一个愤懑的人、浪漫的人，不会觉得我是一个愤世嫉俗、呼天抢地、对时代心怀不满的人。音乐就是音乐，她有发展的自我规律，她是美丽的、美好的、天真的、励志的、温暖的，能滤去世间的尘埃，将撕裂的心胸抚平，缝合滴血的创伤，把人世间的悲伤稀释，为绝望的灵魂重塑信心，让我们的心胸变得宽容与仁慈，永远鼓舞人心。我希望自己的音乐能凛然绽放于中国文化的天空，发出高质、独立、有担当、无愧于历史与时代的声音，为后人留下时代美好的记忆与特色。

　　记者：最后谈一下您对这次赴美音乐会寄予什么样的反馈与期望？

　　叶小纲：我不会寄予什么反馈与期望，或想怎么着。美国专业乐评人对我的介绍写得非常好，我很感动。美国音乐界很公平，好的就表扬，差的就批评，人人都有独立观点，直言不讳，这是我最喜欢的状态。我个人很随性， 20年前突然决定回国，现在又大张旗鼓回美国开音乐会，都是一霎那灵智闪念。我第一次在林肯中心留影时一丝念头闪过：“总有一天我会来这里开音乐会。 ”那是1978年的事了。我今年初在大都会看一部英国新歌剧，这部歌剧的宣传可了不得，但我看了却很失望。当时想，我的歌剧一定会在这里成功。看这个预感将来能否应验吧？我的预感常会成真，多年前我在上海街边偶尔买了海岩的《玉观音》 ，其实我从来不看流行小说，那天却一口气看完，看后想，这故事要是拍电视剧，导演不找我写音乐，那一定是傻瓜。果然，两个星期后，导演真找来了！还有就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尽管从来没人找我写音乐，因为组委会有无数选择。但我内心觉得不可能把我绕过去。到离开幕式只有几个月了，组委会果然找来，让我写郎朗弹的那段《星光》 ，导演一听我写的草稿，就对我说：小纲，你介入最晚，但最靠谱！要说我听了这话不高兴，那是瞎说。现在这两部作品都成了我的代表作，今年我参加美国方面举行的一个活动，我一推门进去， 《玉观音》的音乐轰然而起，让我感动异常。我感谢所有帮助我实现理想和多年热爱我音乐的朋友们。

　　（来源：中国艺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