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陈国富的电影资本论：陪你们赌 责任我来担

　　当初以影评人的身份进入电影业，经历了台湾电影的风云际会，陈国富问过侯孝贤，我们小时候看的都是通俗电影，虽然他是看了艺术电影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么宽广，但他毕竟还是看《小飞龙》、李小龙、张彻才迷上电影的。“当你手上终于握有资源和工具以后，怎么能完全背弃主流观众呢？”

　　任何行业起伏都要看回本质。陈国富不想做闷死大众的电影。“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好故事。”我的律条就是有没有尽全力，敢不敢相信自己的直觉，能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分钟、一秒钟，我觉不觉得没有把电影做好是一种耻辱。”

　　电影行业的“变态”在于，它往往是妥协的产物。导演与投资人、艺术与商业、演员与市场之间不断的张力，构成了电影的火光和遗憾。监制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他得调和投资方、出品方、导演、营销、院线的多方意志，在对抗中找到平衡。

　　青春残酷游戏。自己做过导演、监制，陈国富体验了很多阴暗面

　　2002年拍摄《双瞳》时，有一次拍了14个小时，只完成三个镜头。他用近乎残忍的理性，压抑自己，冰冻他人。男主角梁家辉一度需要心理治疗，在电影首映后大哭。扮演小女孩的演员被CUT次数太多，流着眼泪委屈地说“不拍了”。这一切，陈国富浑然不觉，直到看拍摄花絮才了解。他说，“没有办法调节。最多晚上回家打开电视机，调成静音。”

　　这部投资近1亿元新台币的大制作，刷新了2002年台湾票房纪录，也影响了两个新锐导演戴立忍、魏德圣，两人在片中分别是演员、副导演，后来分别获金马奖最佳导演（2009年，《不能没有你》）、最佳影片（2011年，《赛德克-巴莱》）。

　　相比在片场统帅上百号人马，陈国富做起电影监制来更得心应手。他认为导演才是赋予一步电影风格的人，“在没有欲望之前，摄像机不该启动”。《双瞳》之后，他再没执导筒，心甘情愿为他人做嫁衣。

　　今年8月，《太极》在曼谷做后期制作。工作间像个超豪华家庭影院，漆黑一团，只有正前方银幕播放《太极》样片的光影，耳边传来震耳欲聋的电影原声。导演冯德伦和混音师完成了上百个轨道的声音效果。这一天，他们要接受陈国富的“检验”。每看完一段十来分钟的样片，陈国富就会从椅子上站起来，拿着写下许多建议的纸片，走到混音师旁边，用流利的英文交流。这间光线黯淡的小屋如同一个隐秘的洞穴，把焦虑暂时隔离，让他获得了片刻宁静。

　　深夜11点，他们从音效棚转移到另一个工作间，做最后的冲刺：海报的字体、颜色不断修改；预告片改出了20版，光河南话配音演员就找了10个人选；意大利文字幕也已翻译，为远赴威尼斯电影节做准备……凌晨2点，陈国富发现演员的面部画面还有些瑕疵，离开时嘱咐修片师，“要坚持到最后一秒”。

　　几乎就在同时，陈国富还遥控着其他几个分战场：当天北京有一场《太极》发布会，现场素材等他过目；微电影《伦敦魅影》第二集的脚本需要确认；徐克导演的下一部戏《狄仁杰前传》剧本尚待完善……

　　“电影拍摄涉及很多合作方，局面乱糟糟，意见太多，没有实质性的推进。”华谊市场部总监杨君说。有一年，陈国富把华谊的营销团队带到长城脚下的公社，用一天的时间讨论如何屏蔽杂音，为创意负责。“他是我们的定海神针。你不用说服那么多人，陈导能平衡各方的意见。只要你能提供好的建议，他就能帮你贯彻到底。”她补充说，但一定要有好的创意，“你糊弄，他一眼识穿你。”

　　《太极》出奇制胜：他们包下整个国贸地铁站，在上映前8个月做地面宣传；与凡客合作，推出“蒸汽朋克”涂鸦T恤；还借着伦敦奥运会的人气，花费重金制作微电影《伦敦魅影》。在来曼谷之前，陈国富彩排了首场发布会。那天晚上，他又细心地发现电影海报有一处褶皱。

　　演下去，直到穿帮

　　恨陈国富的人与爱他的人一样多。新生代导演们视他为心理医生、技术顾问和精神导师。《太极》拍摄时间长达一年半，冯德伦经常每天给陈国富打45分钟电话求教。《转山》导演杜家毅说，“他又能聊又能干，还能指导，这就要了命了！”老牌导演们反抗、漠视他，认为监制损害了导演的尊严和对作品的掌控权。高群书公开说，《风声》上映的版本，不是我的是陈国富的。”陆川助理说，“哪个导演愿意找来一个凌驾于自己之上？”

　　但陈国富不予理睬，他知道时代潮流在他这边。在中国电影的商业化进程中，他宣告：新一代主流电影作者诞生了。“新一代导演的优势是可以把自己放下，很愿意集思广益，向各种有经验的人讨教，搬救兵。这并不损及导演作为电影作者的思路。过去中国导演把无差别坚持自己的意见当作树立权威的方式，是把两件不同的事情搞混了。”

　　关键的问题，不是2D与3D的差异，不是好莱坞进口大片对华语电影的冲击该如何应对，不是电影审查制度，而是新一代主流电影作者带来的新的“电影资本论”：新的生产关系解放新的生产力。以前华谊尝试过签约导演制，与路学长、姜文、陆川等导演合作，但往往止于一部作品。王中磊说，“导演与投资方之间，如果没有沟通和妥协就难以合作”。“陈国富监制”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切。

　　入戏越深，灵魂越不安。冯小刚问陈国富，“你自己到底拍不拍？”他说，“我要拍。”他希望很快，他想拍关于人性深处的东西。几年前，他给王中磊写邮件，问自己的角色是当好导演，还是当好项目监制，还是整体团队规划？后者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带团队。

　　陈国富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希望2013年自己能减量，专注于一两个项目，更偏重个人价值而不是平台利益。但也许只是希望而已。在华谊的娱乐圈产业链里，他仍然是核心的重量级武器。王中磊在发布半年财报时说，“华谊的发展更趋于一家综合性公司，电影收入所带来的业绩、比例正逐渐见效，但电影是华谊标志性的品牌，电影带给我们的绝不仅是财报上的数字。”

　　他又在纠结。“我不是一个真正的制片人，也不太懂行业的基本运作，不太有兴趣经营公司或人事管理。我之所以进入电影的策划开发或营销，都是为了让一个作品准确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我不能光拍或是光写剧本，我就逼着自己成为一个能够更多元地去影响这个行业的人，就要把上下的链条抓住……但是终究我的源头是电影，如果我失去了想象，我就什么都不是。”

　　这多像浮士德式的忏悔。“我最怕别人问我，监制应该做些什么？也许我就应该放弃质疑自己，凭我的直觉继续走下去，直到有一天彻底穿帮为止。”

　　只有那五分钟的邓丽君短片，和一张黑白合影照片（侯孝贤、杨德昌、吴念真、詹宏志），把陈国富最初的电影快乐保存了下来。后来，在法国导演、《电影手册》编辑、张曼玉前夫奥利维耶-阿萨亚斯拍的纪录片《侯孝贤画像》里，陈国富幽幽地说，“我愿意拿任何东西来换回那段岁月的经验”。

　　8月29日凌晨，威尼斯影展，《太极》的首映式即将开始。争奇斗艳的女明星、西装革履的男演员、时装设计师、娱乐记者们都在等待这场午夜电影。天上飘着细雨，一个清瘦的身影从侧门走出来。陈国富一言不发地走在街上，他从来没有在作品上映后再看一遍的习惯，“因为看到的只会是蔓延的遗憾”。他远离喧嚣，坐渡轮回酒店。他想起二十多年前和侯孝贤第一次参加法国南特电影节，路过威尼斯的情形：他们在地摊上买廉价围巾，准备戴着上台颁奖，在说笑中走过红灯区，目睹了毒品交易……那些回忆想想都浪漫。

　　本篇内容摘自《商业周刊/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