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果画报》之欧阳星凯：人民路“四平米”

　　文《芒果画报》周凌峰

　　长沙，人民中路790号，现在是一家有着鲜亮标识的商务酒店，每天上下班之际，我都要经过这里，高峰期甚至被拥挤的车流堵上好久，但从未过多留意，直到遇到欧阳星凯和他的系列摄影作品——《人民路》。

　　这组完全写实的摄影作品，记录了人民路790号改造之前，多位农民工租住在这里的生存状态，在刚刚过去不久的平遥国际摄影节上，斩获摄影节最大奖项，成为摄影界的焦点，作品以对现实的全景呈现，征服了评委，也征服了每一位观看过作品的普通人。

　　在锅碗瓢盆里找角度

　　2011年，完成洪江系列作品拍摄的欧阳星凯忙着找新的选题，他开车四处转悠，发现人民路立交桥下居然有个劳动力市场，不少农民工每天带着工具在这里聚集，等待雇主。欧阳星凯直觉这里头“有戏”，他观察了好几天，带着照相机就上马了。

　　起初并不顺利，有人回避，有人甚至警告他不要拍，说到这里，欧阳星凯模仿了一遍那个架势——看得出来，农民工对这位拿相机的“外来者”并不欢迎。欧阳星凯改变了策略，每天六点起床，半小时准时驱车到立交桥下蹲点，“他们什么时候上班，我就什么时候上班”。他揣上几包烟，换了个不起眼的卡片机，和农民工聊天、交朋友，两三个月下来，人们开始接受他了，“他们可能觉得，我这个老头也还不讨嫌（不讨厌）。”

　　熟悉之后，有农民工约欧阳星凯去家里坐坐，他如约而至，看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场景：门牌号为人民中路790号的这栋4层楼房，一层被改造成商铺外租，二至四层则被承包商用五合板之类的建材，分割成4平米大小的隔间出租，众多从事装修、风炮、泥工工作的农民工们，就租住在四平米的狭窄空间里。

　　4平米的空间，刚好够放一张小床，加上一个制作简陋的木坯桌子，即便作为临时居所，也会让很多人难以忍受，然而在这栋楼里，4平米往往得住上一家几口，没有独立的厨房卫生间，除了风扇、电饭锅之外，少有其他的电气设备，更谈不上隔音效果，唯一的好处是便宜，一间房月租260元，如果使用水电，则另加60元。

　　细心的欧阳星凯发现，这里共有190间房，意味着整栋楼在高峰时期居住着将近190户人家，人群密集度之高，让见多识广的他也为之惊讶。

　　这里，随即成了欧阳星凯的工作地点。

　　怎样全方位表现狭窄的“四平米”是个技术问题，反复尝试之后，欧阳星凯选择了用鱼眼镜头，为此还受到朋友们善意的告诫：用鱼眼镜头拍摄此类题材，是摄影师的一个禁忌。但他有自己的考虑，鱼眼镜头足够囊括四平米之内的所有对象：一张狭窄的床，木头柜子，锅碗瓢盆，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居住在这里的人。

　　“一个社会学样本”

　　对一位摄影家而言，拍摄本身不是难事，欧阳星凯功夫在诗外，他和拍摄对象之间的交流之深入，够得上称为社会学田野调查样本。

　　拍摄之前，欧阳星凯做了扎实的准备工作：对拍摄对象做摸底调查。他设计了一份表格，举凡家庭基本情况、收入水平，无一不包括在内，农民工大多详详细细地填完了这份表格。

　　交流越深入，欧阳星凯关心的话题也越来越清晰：每一位农民工背后，都对应着一个不完整的家庭：他们的孩子都成了留守儿童，谁来照顾？他们老家抛荒的田地谁来耕种？农民工进城之后，医疗社保问题怎么解决？

　　这些问题，一一列入了调查当中，拍摄照片，反而成了民生调查活动的一部分。

　　为了搜集更多的素材，欧阳星凯架起了摄像机，把自己的工作过程原原本本记录下来，他向记者展示了一个十九分钟的短片，短片中，被拍摄的农民工们，面对镜头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一位叫刘结章的28岁民工，很早失去父母，一直在外打工，因为收入有限，孩子只能寄放在兄长家里，由于待在一起的时间太少，孩子和父母之间十分隔膜，“知道我是爸爸，但是不肯叫”，说起这个寄养在兄长家里的孩子，刘结章泪流不止。这种情况，在欧阳星凯接触的农民工群体中并不少见，另一对夫妇在外打工多年，家中一大一小两个孩子先后溺亡，这对年近半百的夫妇不得已又生了一个孩子，生活的艰辛，将他们的表情刻画得格外“坚硬”。

　　在被这些拍摄对象所打动的同时，欧阳星凯决意用更为理性的方式，呈现他所了解的一切。他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发掘出了民工出租楼的变迁历史，并以此为样本，透视出城市发展过程中农民工“交错两栖”的生存状态，从而提出一连串现实的叩问，引发大众对于农民工群体的关注，有评论者这样说，欧阳星凯“努力将摄影这一现代性的表达媒介脱离开唯美艺术的窠臼，积极发挥其便捷、直接和实证性强的社会话语特点，来发表他对社会问题的看法。”

　　惟其如此，欧阳星凯和他的《人民路》系列作品，在当下中国的现实情境中，就有了记录与超越记录的双重意义。

　　“我习惯把一件事情做到底”

　　《人民路》系列作品拍摄时间从2011年6月延续到2012年1月，就在他拍摄期间，人民中路790号因为消防隐患等问题，开始进入拆迁，新的投资人将把民工房改造成商务酒店，欧阳星凯熟悉的农民工，也在逐渐搬离这里。他得赶在“样本”消失之前留下尽可能多的照片，他把自己这段时间的工作，比作“抢救式发掘”。

　　拍摄工作历经酷暑寒冬，年届六旬的欧阳星凯丝毫没有将个中艰辛当回事，他执着于了解这些农民工背后的故事，在他看来，光有照片，还不足以体现农民工的真实生存状况，他把调查表整理成文，这些质朴的话语，后来成了最直观也最实在的图说，与照片浑然一体。

　　实证性的调查，使得欧阳星凯对农民工群体的了解，超过不少似是而非的专业人士。他告诉记者，其实有一技在身的农民工，无论是薪酬待遇还是工作时间，都不比其他行业差多少，“很多农民工每天只上几个小时班，月收入在4000到6000元，超过刚参加工作不久的硕士研究生”，但是他们的生存压力，来自于城乡间因各种历史和社会现实因素造成的隔阂，教育、医疗，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缺失，才是农民工群体面临的最大难题。

　　为了验证自己的话，欧阳星凯取出厚厚一摞《拍摄对象基本情况汇总表》，他指着表格对记者说：“这里每一个电话都可以打得通，你随时可以去调查。”

　　另一个很能体现欧阳星凯性格的例子，是平遥国际摄影节上展厅布置的一个细节。为了还原农民工的真实生存状况，他将两间民工房里的全部物件，原封不动地从长沙拉到平遥，布置成两个“四平米”。原本拍摄刘结章一家的时候，屋子里挂着一个书包，他布置展厅时，书包已经被带回老家，他硬是派人专程去取了来。“原生态”的两间民工房里，所有的物件都和拍照时一模一样，只缺了一只鞋，“那只鞋不知道丢哪里去了，怎么也找不到了。”

　　记录真实，还原真实，摄影师欧阳星凯，用自己的方式，将容易被漠视的真实世界呈现在世人面前，因为真实，《人民路》，也就拥有了最接近人和人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