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专访王小帅。 |
《我11》——王小帅精神历程的根
在杨澜问道《我11》想要带给观众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的时候,王小帅说,这是讲述一个少年因为一件小事,便好像突然进入了成人的世界,瞬间就长大了的故事。而在王小帅看来,每个人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历程的时候,都很难准确地知道自己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下,突然就意识到了自己的成长,突然就好像成熟了、懂事了。他说,电影里那些看似完全出自个人经验的细微情节,比如戏里父子一起喝酒、一起看“跟他们八杆子打不着的一个印象派”的画作的场景,实际是展现了自己成长的精神历程的根,所以说,将《我11》看作是王小帅半自传电影,是不无道理的。
“曾看着宿舍满地的灰嚎啕大哭”
王小帅的求学和工作都显得曲折而富有戏剧性,当年考入了中央美院附中的他,却在中学毕业后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而从电影学院毕业后,他又放弃留京的机会,去了福建电影制片厂。在谈到这段经历的时候,王小帅说自己也知道去福建“是个冒险”,原本以为在福建电影制片厂能有一番大作为的他,却一直无法实现自己做导演的理想,而当时又面临着自己的户口档案已全部从北京迁向福建的困窘境地,王小帅说自己只能每天听音乐来宣泄。当最后终于无法忍受等待,离开福建自己筹拍电影后再回到福建厂的宿舍之时,王小帅讲道,自己只看着宿舍满地的灰,就忍不住哇地嚎啕大哭起来,连脚都舍不得踩在那些灰上,他说,那些眼泪不是伤感和难受,却只反应了自己对这些年成长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深刻感触。
独立拍片时期 太“衰”的小帅
当谈到从福建电影制片厂回到北京之后的那段生活,王小帅说那真的是叫一种绝望,常常是连最初的筹拍资金都难以到位。而当主持人杨澜追问那时拍片遇到的最极端的糟糕状况是怎样时,王小帅讲述了自己在保定厂洗片时候的一个故事。二十年都几乎不会遭遇停电的保定厂,却偏在王小帅去洗片的时候突然停电,45分钟,泡着所有片子的洗片槽毫无动静,最后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所有的片子报废在洗片槽里,连保定厂车间里的工人们都忍不住说王小帅“太倒霉”。而对王小帅来讲,好像这样的极端困境只是他不止电影脚步的催化剂,他说,这样的事情过后,他就下定决心“不能再有第二次,一定要把它弄完,无论发生什么”。
“地下”小帅 VS “地上”小帅
在2003年中国电影开始产业化、市场化之后,王小帅说,他并没有觉得自己从“地下”转向“地上”是有多大的不同。他说,自己“拍电影的宗旨是一而贯之的”,并不会为了迎合市场化和商业化,就迫使自己去拍商业片,因此,在电影产业化之后,他迅速地筹拍《青红》,只因为他觉得终于等到了这样的时机。然而,当年的《青红》虽然在国际上获得好评,但在票房上的糟糕成绩却让王小帅不得不感到自己“遇到新的课题”。他说自己到那时候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电影遇到新的问题了,并且这个问题还在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大众对自己电影的评判标准。挣脱了体制的约束,却又面临票房的难题,杨澜就问道哪种困惑让王小帅觉得更难办,王小帅便坦言“我觉得更难办的是票房,困惑更大的是票房”。
“零票房”的坚持——精英主义的傲慢
对王小帅来说,他仿佛一直在一种矛盾中探索着,他看重电影的票房,却又不愿意为了票房而放弃自己对电影艺术的一些坚持,杨澜便开玩笑问道这是否是某种“精英主义的傲慢”在有意无意间引导着他。王小帅笑言自己无法诠释这种精英主义的傲慢,但他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每一点努力和每一部片子,能与观众有一种心灵间的感应。虽然杨澜也尖锐地指出王小帅的这些想法和行为其实都是很“奢侈的事情”,因为“电影是个花钱的事儿”,但王小帅依然坚持认为自己拍的是艺术片,不是商业片。他说,如果是拍商业片,他拿着投资者几千万一个亿的资金,他就会按照商业片的拍法,采用老百姓觉得认可的表演方式。“但是我做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坚持做“文艺”而非“商业”,这就是王小帅一直以来不可变更的理想。
“扎根电影,我一点都不寂寞”
做导演二十余年,王小帅身边的很多做当代艺术的朋友都已功成名就,名利双收,所以杨澜便问王小帅是否想象过如果自己当初坚持了绘画道路,现在会是什么样,而王小帅的答案却是,就算自己成为了画家,他也会对电影有奢望,会为了自己没能选择电影学院而感到遗憾。他说,虽然当代艺术已经取得很高的成就,但是对他来讲,电影是更难的事情,所以需要更多的人为之努力,而他愿意为中国电影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对王小帅来说,做电影不是生存的手段,而是一种享受,所以他在这样艰难的奋斗过程中也不会觉得痛苦,不会觉得寂寞,因为这是他自己经过思考之后选择的道路。在访谈最后,王小帅说自己的根已经扎在电影里了。找到了自己的根,王小帅便没有了那种漂泊感,所以他说做电影“是幸福的”。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上海东方卫视,2012年6月15日23:50播出的《杨澜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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