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剧作家》评论：寻找的，消逝的

　（文/周泉）如同作者所说，《寻找剧作家》是向曹禺先生“交作业”；其实看起来更像是一本精心剪裁的活页教案，教案的标题应该是“曹禺先生：他的生活和他的剧作”。呈现在舞台上的片断，是反复遴选，沉潜思索后捧出的一些节点。就像曹禺先生的创作，同他所做的那些浩繁的素材的收集和整理，人物小传和分析，创作的札记和感悟比较起来，剧作仅仅是冰山之一角。作者陈小玲在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学习和执教十多年，对于中国话剧的狂热和对于创作的痴迷，作出了一次比较有意义的探索。

　　这种探索既是教学的余事，剧作本身就具有学院派的色彩。作者将其定义为“文献剧”，是因为素材大部分见之于中国话剧史的记载，“经得起历史拷问”。从剧作的结构来说，《寻找剧作家》具有叙事剧的色彩；将剧作家曹禺先生早期创作的成熟期和后来无奈的缄默、修改直至枯竭的两个时间段落交织起来，看似散乱实则一脉贯穿。早期的创作成熟期以生活中的女性为原型，巧妙地运用曹禺先生的代表作中的场景予以再现，生活与创作的这种相互指涉使熟悉或者不熟悉曹禺先生作品的观众都有一种索引的愉悦和考据的快感；这种“坐实”看起来大大简化了曹禺先生创作的丰富想象，实则在反思之余更佩服曹禺先生的点石成金之笔：那些平凡的人生在剧作中为何就具有如此的力量？

　　面对曹禺先生跌宕起伏的人生、昙花一现的创作生涯和纷纭多彩的作品，作者反复追问的是究竟为何出现创作的枯竭？为何在戏剧的想象世界如此意兴湍飞而在现实中却一筹莫展？两条线索的交织和对比，答案并非不言而喻。最为简便的途径就将之归结为历史情境和政治原因，主创人员显然有比较充分的讨论和成熟的思考： “有才华的创作者的个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性格的隐忍与顺从”；在某种程度来说，这种揣测也是“性格决定命运”的一个便宜的注脚。对既往历史的马后炮式的追问都必然带有主观的色彩，人们还在为究竟是《雷雨》还是《北京人》是曹禺先生的压卷之作争论不休；就像逼问一个母亲更偏袒自己的哪个孩子？如果从曹禺先生的创作来说，我们可以认定的是，他所追求的是：变。引起轰动的《雷雨》“太像戏”应该抛到脑后，《日出》的政治不正确似乎也可以置之不理，《北京人》人物纷纭、场面支离而太没有“戏剧性”了……我们当然无法复现曹禺先生的心灵世界，但在这些琳琅满目的变化中可否找到一种相对恒定的风格。从这种意义上说，那个“北京人”的象征不正是《原野》的前奏吗？历史此时给予曹禺先生的时间并不多，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原野》的尽头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这种探索既激动人心又如履薄冰。剧作家的创作风云际会，人情的体认、世相的描摹，跌宕的情节，缤纷的女性……一个旧时代不正是在这样的笔触中土崩瓦解了吗？出于人道的同情，曹禺先生为之唱响一曲无尽的挽歌。借助于丰腴的想象和精准的笔法，将之精彩地定格在文字中。而他青春韶华所寄居的时代一去无返，那些人物也消逝在历史的烟尘中；从这种角度来说，《家》的改编既是一次成功的改写，何尝不是一次累人的重复。

　　与曹禺先生剧作中的那些精彩的女性形象比较起来，男性形象则乏善可陈。也无怪乎作者以女性形象一以贯之，在提到那些精彩的女性形象之后，不情愿地提及“还有那些男的”。还有哪些男的呢？“虚伪”而饱受良心谴责的周朴园，逾矩而始乱终弃的软弱的周萍，遵守丛林法则的潘月亭、李石清，优柔而不谙事务的文清……也许只有在周冲和方达生身上有点亮色。男性形象，要么是同流合污、沆瀣一气，要么是软弱无性格的软体动物，要么就在污浊中毁灭。这个形象系列即使精彩，也唤不起道德的同情；在唤起道德同情之时，也就是消亡之日。设想如果对这个系列做索引和考据的话，那又是一个怎样精彩的现实世界？

　　一个剧作家去写作另一个剧作家，虽然怀有崇敬甚至膜拜，其基质总是同气相求，借他人之酒浇心中块垒。无论是浅吟低唱，还是长歌当哭，相对来说是比较私下的事情，小剧场似乎是个更恰切和探索性的空间。《寻找剧作家》原来是在小剧场排练演出，现在挪至大剧场，不可避免地带有原有的痕迹。一旦扩展了空间，置于强烈的聚光灯下，无疑改变了格局，有一些呈现还需假以时日予以磨练。

　　记忆中曹禺先生好像没有写过喜剧，即使是喜剧场面也很少，看他的戏，经常让人透不过气来。紧张之后是同情怜悯，唏嘘感叹；如果说风格就是人本身，他应该是一种忧郁的悲观，深沉的悲悯；虽然对未来总是充满着希望——“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希望无所谓有与无，更准确地说：正因为没有希望，希望才给予我们。马克思说历史形态可以重复，一次作为悲剧一次作为喜剧。那么再往后呢，可能是闹剧。在一个闹剧的时代，有人严肃地寻找一个严肃的剧作家，我内心充满了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