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音乐的价值在于如何具有不可重复性

　　2009年9月有两件事情特别让阿兰高兴，一个是他过了他二十七岁的生日，另一个是他应话剧导演孟京辉的邀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堂吉诃德》一剧中担任吉他现场配乐。这个剧九月初上演，七月份他开始参与排练，时间其实有点仓促。整个剧中只有他这一个乐手，第一场时灯光师还忘了为阿兰给光，于是他就在一片既看不见琴也看不见手的黑咕隆咚中大汗淋漓地演奏，“还好没出差错，”他说。后面几场他有了光，也有了经验，和剧组配合得更加从容。

　　阿兰并不是专业吉他演奏者，也不玩弹唱，“他们那些民谣啊摇滚啊，都是要唱的，而我不唱，”他说。他玩的“指弹”，英文叫fingerstyle，专指以吉他作为主奏乐器来演奏乐曲旋律本身，这些乐曲，既包括古典音乐，又包括现代音乐，在演奏曲目和风格上跨度很大，风格多变，技巧要求也各个不同。

　　“美式风格，比如拉格泰姆那些，是不间断的强音，弹起来很耗体力，右手很累，因为需要提供一个持久性的机械动力。一般而言演出之前一个礼拜就要开始攒体力，基本上就是一个奥林匹克运动，”阿兰说。他弹了一首No. 3 Machine 和一首Jack Fig，“后面这首曲子弹完整个小臂都是酸的。”

　　“而弗拉明戈特别需要音的强弱交替，一个音要加特别多的装饰，对右手大拇指的要求比较高，还有扣弦，敲击琴板一类的技巧。它讲究音的清晰的颗粒感，哒哒哒哒，大珠小珠落玉盘，这和凯尔特风格是完全不同的，”阿兰接着演奏了一首《月光下的小路》。“像凯尔特音乐的爱尔兰风格，装饰音也很多，但是节奏非常乱，强弱节拍很复杂，音并不都在强拍上，强弱完全被打乱，这跟古典是完全不一样的，是非常现代的感觉。”

　　阿兰介绍说，弹弗拉明戈在国内有专门的演奏家和一批从业人员，而弹古典音乐的有音乐学院相关专业的学院派，他自己是弹凯尔特风格弹的最好，“不谦虚的说，演奏Pierre Bensusan的作品，我已经算是国内的权威了。”但是各种音乐他都喜欢，“也许某个阶段我会偏爱某种类型的音乐，但是不同的音乐背后是某种相通的感觉。就好像我喜欢吃水果，摆在面前有苹果、桃子、柚子、西瓜，再怎么喜欢也不会每天都吃西瓜。而演奏音乐的时候有时会遇到某种瓶颈，这个时候可能通过演奏别的音乐来使自己克服障碍。比如有段时间我弗拉明戈右手的强音出不来，表现力不够，这个时候我去弹别的，再回来弹弗拉明戈，可能就会理解得更深刻。”

　　不同的音乐不光需要不同的技巧，也需要不同质地的琴去表现音色和音感，阿兰拥有六七把吉他，常用的两三把。这些琴价格不菲，有的高达十多万人民币，“算是一种投资吧，有的也是过于奢侈，可能是对更好的东西见识的需要。”他的两把日本琴，一把是日本雅马哈公司负责乐器的总设计师江琦秀行1971年制作的，声音温润如玉，另一把是日本制琴大师和野贤的作品，背板用的是沿树的直径切割、质地最为致密的巴西玫瑰木，“木头纹路的细节像单反相机拍出来的照片，”声音清冽，“明显比江琦秀行那把冷，这个声音是撒着银色月光的那种，像钻石一样，”他说。当阿兰想换一种风格的时候，他有时会把一把琴全部换成新弦，“听那个声音我自己就很陶醉，就会忍不住不停地去拨它。”

　　弹起这些琴，对于阿兰来说，“就像见老朋友一样”。“比如说这把琴，我前段时间因为在弄《堂吉诃德》，弹弗拉明戈那些东西，很长时间没有弹它了。我再回来弹它的时候，就会发现，老朋友原来有很多新的性格在里面了，是我以前没有发现的。你再去弹，就好像重新认识了它们一样。其实会的东西越多，也是一种负担，有些东西会忘掉，会模糊。你需要经常回去见见你的老朋友，以免失去联系。”

　　阿兰有一米八高，是典型的北京孩子，说话带着强烈的卷舌音，语速很快。他记忆力很好，对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的细节都记得很清楚。从小到大被很多人夸“聪明”，和他一起玩指弹的一个师弟说如果自己的智商100的话，阿兰的智商有200。但是他自己却说，聪明本身没什么用处，他更倾向于使用智慧这个词，“智慧就是你知道怎么去发挥和运用你的聪明，来更好的安排你的生活方式。”阿兰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和少年，因为从小父母就不怎么管束他。小时候每年六月份要去玉渊潭捞虾，“活虾裹面直接炸虾饼吃”。中学的时候父亲对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要玩好。他每年暑假都斗蛐蛐儿，从小学一直斗到高二；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每年都要养蚕，“北方养蚕是不一样的”，因为桑叶长得晚，“要在蚕蜕第一次皮前去给它摘蒲公英，找茎掐开了里面流白水的草。”从农大到北大，哪里的蛐蛐好桑叶好，他一一道来如数家珍。

　　在人大附中念到高二，阿兰接触了吉他，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念本科的时候，他弹琴弹得“整栋宿舍楼都知道了。”说起他，大家就会说，“哦，就是28楼那个扎辫子弹吉他的人”。他说他上学的时候“很不正经”，就是“什么事情都瞎折腾的那种，老师可能也有些微词，不过他们都知道我只是顺便来学习的，态度都是祝你顺利毕业什么的，”他笑，说自己是一边弹琴一边“顺便”上了个北大，化学系的课程并不简单，但是“该过的过了就行”。时至今日，阿兰还留着一头及肩长发，但是他并不愿意被人称为“文艺青年”，“如果长发就是文艺的话，那文艺也太廉价了。”他说他一段时间内可能需要一些外在形式去寻找一种感觉和状态，但是一旦达到了想要的状态，就想把之前张扬的那一面收敛起来，因为那些反叛、边缘对他来讲都是手段而已，目的在于生活本身。“所以我在考虑把我的头发再剪短点，”他笑。

　　在北大上蹿下跳的经历让他迅速成熟，一方面他依旧痴恋着吉他，“听到吉他声音的那一刻，就好像和身外的什么东西融为一体，”另一方面，他开始探求让他的生活扩大的各种方式。他踢足球，游泳，和女朋友从昆明湖划船到玉渊潭再划回来，混迹于赛艇协会，参加全国漂流比赛去三峡漂流，卖玫瑰纯露，卖张学友演唱会的黑票，“就是好玩，不是为了挣钱”，因为他需要“多种方式让生活更加圆满”，他把所有这些都看作是使自我完整的途径。从大一起他开始和一帮朋友把北大吉他协会做成了一个“成熟的黑社会”。“说是黑社会，其实就是非官方，侠客那样，水浒里面梁山泊不就是一个黑社会嘛，”他笑。他说他们作为“开山的老大”，使得吉协变成了校内唯一具有独立盈利能力的社团，“差不多是一个有限公司，开班教课，卖乐器，一年可用经费大约两万到三万，都是自己挣来的。因为经济上独立了，所以吉协自己的文化才能传承下来。我们都是懂得怎么去实践自己理想的人，并不是光有一腔热情，而是比较靠谱。”阿兰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认识很清醒，“想发扬一种文化，首先想想怎么挣钱吧，经济必须独立，理想不能空中楼阁。”

　　毕业时，他没想过去找工作，当一个白领。他觉得生命的价值在于“以怎样的方式活过了”，对于他来说，不应该是“以每天上班这样的方式”。甚至参加《堂吉诃德》的话剧演出也是这样，因为“话剧作为一个谋生的手段，排练过程中可能能够有提高艺术修养的成分，但是真正演起来，跟你每天上班是一样的。”而指弹吉他“在中国兴起很晚，不到三年”，他现在走的这条道路，目前在国内还是一个空白，没有多少例子可以效仿。“弹琴本身肯定没有民谣歌手、摇滚歌手那样挣的多，吉他不可能完全靠演出，收入主要是靠教学和卖乐器，因为受众群体非常小，基本上是一个僧多粥少的局面。而作为一个先行者，你注定不能得到更多的呼应的。”

　　阿兰长年粘假指甲。“因为自己的指甲太软，”阿兰说，“要用它拨弦，很快就磨没有了。这些甲片大概十天半个月换一次，因为新的指甲会长出来。就好像有些人长年带眼镜一样，我长年弹琴，所以一直粘假指甲。”

　　对于阿兰来说，音乐的价值在于作为一种个人的生活方式如何具有不可重复性。他说如果需要给自己压力的时候，他会每天很苦的练琴，弹到手上起泡、不能再弹为止，但是总体来说，他并不愿意抱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态度去练琴。

　　“为技巧而练技巧是不值得的，那样你会成为曲子的奴隶。我现在有百分之四十的精力在弹琴，百分之三十的精力在演话剧，百分之二十的精力在足球，游泳等等，百分之十的精力在搞一些别的事情。其实做别的，比如说教课和话剧排练，一方面是收入来源，另一方面也反过来，使自己对演奏的技巧和音乐本身能够有新的认识和理解。音乐这个东西需要进到你的身体里面，然后再出来，需要不断吸收各种营养才能有情感。如果我总是一天八小时的练琴，我就没有时间来吸收精神上的营养了。”他的朋友老崔说他是“吉普赛人的作风”，“就是《百年孤独》里面挑着杂货担子的吉普赛小贩，在你面前一会儿掏出个这个，一会儿掏出个那个，叮叮当当五颜六色的那样，”他笑，“我觉得我骨子里像这么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