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默片明星命运 卓别林的寂静之光

卓别林

　　第84届奥斯卡，最终成为一次向电影致敬的盛会。获得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导演、最佳原创配乐、最佳服装设计的，是电影《艺术家》(《The Artist》)，这部电影刻意仿照1920年代黑白默片的形式，讲述默片明星命运。

　　影片上映，引起一片怀旧之情，也让人们开始思索，电影到底是什么，默片之美之魅在哪里，已经进展到3D时代的电影，究竟有哪些得有哪些失，声画日趋纷繁的同时，是不是也让我们丢失了一些东西。

　　不论是怀旧，还是回顾，抑或反思，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查尔斯·卓别林。这位默片时代的巨星，奠定了一种默片的话语方式，塑造了一种不会被错认的形象，最终成为上个世纪的人类记忆。当我们想起电影的黑白时代、沉默时代，想起上个世纪上半段的淡然和张皇，滑稽和悲愁，总会想起他。

　　狄更斯式成长

　　上个世纪的特征之一，是时代迅速进展，以至于让很多人的一生有穿越错乱之感：一只脚还在简·爱的悲苦中，一只脚却已经踩进了可可·香奈儿的香氛。卓别林的一生也是如此，他的青少年时代，几乎是狄更斯小说式的，笼罩着伦敦的旧日雾霭。

　　1992年，由小罗伯特·唐尼主演的电影，展现了卓别林的狄更斯式的人生：1889年4月16日，他出生于一个艺人家庭，母亲支撑这个家庭，养活他和同母异父的哥哥西德尼·卓别林，但这位母亲的经济状况和精神状况一样不稳定，五岁时，他就曾代替担任临时演员的母亲登台，此后，他和哥哥几度分离，并在童年几番进出少年感化院和孤儿学校。

　　母亲在精神病院去世后，他的履历表越来越丰富这可以解释他在日后为什么专注于扮演小人物，并对各种角色都得心应手：他做过各种小工，从报童到吹玻璃的工人。

　　艰难生活的副作用是，此后多年，他憎恨圣诞节，另一个副作用，是他始终劝告自己的子孙，不要从事文艺工作，尽管他们从不肯听他的。

　　1903年，西德尼·卓别林介绍查尔斯·卓别林进入一家英国剧团，九年后，他在纽约42街的美国音乐厅的演出，使他被电影导演麦克·塞纳特注意到，这位导演看出他身上的表演天赋，决心日后创办自己的电影公司，并雇佣卓别林。

　　1914年，麦克·塞纳特在好莱坞创办了Keystone(基石)电影制片公司，与卓别林签下演员合约，周薪150美元。1914年，卓别林首次出演了电影，这部电影叫《谋生之路》。此后十年，他逐渐成为全世界知名的喜剧演员。

　　他在美国的走红，使他可以在1920年把母亲接到美国颐养天年，到美国八年之后，这个来自狄更斯时代的女人，在美国去世。

　　卓别林式惊奇

　　1914年，在塞纳特的公司，卓别林拍摄了喜剧片《威尼斯小孩赛车记》，这是他为这家公司拍摄的第三部电影。正是在这部电影里，他开始以那个经典形象出现：小胡须、细手杖、大号裤子及皮鞋，以及垮垮的晚礼服，这个形象，暗示了“在儿童天真想象中的威严成人形象”。

　　卓别林的绿野黄砖路，从这里渐渐变得明晰，他随后为艾森那电影公司、共同影片公司拍摄了12部电影，片酬随着他影响力的扩大一路涨上去，到1917年，和第一国家电影公司签约的时候，他的片酬已经达到100万美元。

　　多年动荡，使得卓别林对掌控自己命运的渴望极为强烈。100万身价标杆确立后，他立刻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摄影棚，开始掌控自己的电影制作，从编剧、导演、主演到作曲，都由他决定，而第一国家电影公司，也给了他充分的自由。1919年，他和导演大卫·格里菲斯、大明星玛丽·壁克馥、道格拉斯·范朋克组建了联美公司。

　　此后四十年，他始终保持旺盛的创作力，他关注底层生活，他说尽小人物的悲喜，平民街区的景象和日常生活，时常出现在他的电影里，他对肢体的控制，他为“幽默”赋予深厚的生活内容和真实情感，这一切，让他当仁不让地成为这个时代的大师，让他的电影成为横跨默片和有声片时代的惊奇。

　　海克特式起伏

　　人总有起伏动荡，没人能够例外，对于那些身处时代风头浪尖的人，动荡常常来得格外猛烈。卓别林一生经历过两次动荡，一次因为电影，另一次还是因为电影。

　　1927年，光电管被发明出来，同年，第一部有声片《爵士歌手》问世了，默片的时代即将结束。卓别林意识到了危机，但他认为默片才是电影正宗，声音只会干扰人们欣赏电影，于是站出来反对角色开口讲话类似的一幕也同样出现在电影《艺术家》里。但有声时代是无法抗拒的，1931年，卓别林在《城市之光》中，也采用了音效与音乐。

　　保罗·奥斯特在小说《幻影书》中，写了一个默片时代大明星海克特的一生，他经历了默片的消亡，“电影现在会说话了，默片里那种闪烁不定的无声表演已成为过去……它们不过才消失了几年时间，但感觉上却已经成了史前的玩意，就像那些人类穴居时代曾在地球上四处漫游的古老生物”。一转眼，卓别林就已两世为人。

　　另一次动荡，还是因为电影。

　　卓别林的电影受到欢迎，与他“永远站在蛋的这一边”分不开，他同情工人，憎恨资本家。而在战后日益严苛的政治气氛中，他在电影中表现出的倾向，无疑让当局如鲠在喉。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代，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第一任局长埃德加·胡佛，一直把卓别林列为调查对象，手法不外“政治活动”和“生活作风”两项。《大独裁者》公映后，卓别林曾因其政治立场受到“北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指控，女演员琼·柏莉和卓别林的一场亲子鉴定官司，被联邦调查局用到尽，严重地打击了卓别林的声誉和影响力。

　　1952年9月17日，卓别林回伦敦参加自己的电影《舞台生涯》的首映式，胡佛当即与美国移民归化局联手，取消了卓别林的入境许可(他一直保留英籍)。他乘的船还在海上，收音机里播出了美国司法部取消他入境许可的声明。

　　卓别林从此长留欧洲，定居瑞士。陪在他身侧的，是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女儿乌娜·奥尼尔。

　　1972年，卓别林重返好莱坞，接受奥斯卡特别荣誉奖，现场观众起立鼓掌，长达五分钟。

　　1977年圣诞，卓别林去世。

　　他最后一部电影，是拍摄于1967年的《香港女伯爵》(《A Countess From Hong Kong》)，马龙·白兰度和索菲亚·罗兰主演。这是他最后一部影片，也是他拍摄的唯一一部彩色有声片。

　　【资料】

　　保罗·奥斯特在《幻影书》论述过默片的魅力：“在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时代变迁之后，他们的作品却仍像当初刚出现时一样鲜活，一样生气勃勃。那是因为他们对自己那套独特的语言已经了如指掌。他们发明了用眼神造句，他们创造了一套纯粹的肢体语言，除了影片背景中那些服装、汽车样式和古老的家具，那套语言永远都不会过时。大多数的喜剧默片甚至都懒得讲故事。它们就像诗，就像对梦的翻译，就像令人眼花缭乱的灵魂的芭蕾舞，也许是因为它们已经死了，它们似乎对现在的我们比对它们那个时代的观众显得更为深刻。 ”

　　安德烈·巴赞赞美卓别林的电影：“一个能够说明问题的现象是，卓别林最好的影片可以无限次反复观看，而且乐趣有增无减。或许可以说，某些噱头带来的满足感如此之深，以至于源源不竭，但这尤其是因为，片中的喜剧形式和美学价值本质上与惊奇感无关。惊奇感在第一次观看后便会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细腻得多的乐趣：对一种完美的等待以及重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