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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台北金马影展举行了一次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回顾展，西奥·安哲罗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与台湾诗人、导演鸿鸿做了一次访谈。谈话最后鸿鸿问及：你喜欢作为一个导演的生活么？这位希腊导演这么回答：“有首诗说，上帝给予人各自的死亡，每个死亡都有其必然性，有其节奏，有其感觉。如果有幸能选择自己的死亡，我愿意死在电影拍摄的过程当中。”
谁也不会料到，这句对电影炽热的告白会一语成谶地成为一个充满宿命感的预言。2012年1月25日，正值中国的农历新年，人们沉浸在热闹的团聚氛围中，或许还漫不经心地开着关于“末世”的玩笑。一大早，遥远的巴尔干半岛却传来安哲罗普洛斯意外去世的噩耗。当地时间上周二(1月24日)，在靠近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港口城市，安哲罗普洛斯被一名下班的警察骑摩托车撞倒，导致脑部大量出血，送往医院的几个小时后宣告不治离世。而就在事故发生地的不远处，便是他正在拍摄的电影《另一片海洋》的取景地。彼时，他正兴冲冲地赶往电影制作的旅途中……
这一天，无疑成为当代电影界的“日全食”日，这种戏剧性的、略带荒诞甚至讽刺的离开方式，对于全世界正期待着安哲罗普洛斯即将完成“希腊三部曲”的影迷来说，显然很难接受。
在不幸发生的第二天，为国家救助中心工作的急诊工作人员透露这样一个消息给一私立电视台，表示车祸后赶往事发现场的急救车刹车出了问题，被迫当场更换，因此耽误了送病人去医院的时间；但随即希腊健康署发布的公告驳斥道，当时安哲罗普洛斯根据自己的意愿找的私人救护车送院，救助中心的救护车只是到现场提供急救而已。这蹊跷的质疑与苍白的解释无疑又为大师的死蒙上了一层迷雾。
1月27日下午，雅典的天空阴沉，希腊人为安哲罗普洛斯举行了国葬。数千人自发前来为这位伟大的导演送行，其中大部分是崇敬他的影迷，以及来自文艺界和政界的重要人士。希腊国有电视网出资对葬礼进行了直播，曾出演《永恒和一日》的女演员Helene Gérassimidou在现场致辞：“他是一位时间与历史的诗人”。在传统的希腊东正教仪式中，安哲罗普洛斯下葬，从此真的“一日永恒”地与时间长眠。
“我是战争的儿童”
在安哲罗普洛斯76年的生命和40多年的电影生涯里，除去早期一部未完成的故事片和最后拍摄了一半的遗作之外，一共创作了13部剧情长片和2部纪录片。行云流水般的长镜头、迷人的场面调度、希腊北部阴霾的冬日、浓得化不开的雾中风景、永远处在旅途中的主人公、静如止水的时间和诗画叠加的空间、沉重的希腊历史与深邃的自我放逐，甚至一段空白的胶片、一只从海上升起的巨大雕塑的手、轰隆向前的火车，这些都可以成为解读安氏电影的关键词。
然而，了解这位导演的成长经历始终是解开他电影之谜的最有效的密钥。正如安哲罗普洛斯本人所言：“一个人不可能不受到生长环境和文化的影响，在成长时期尤其如此。”深受古希腊哲学、神话、诗歌与文学熏陶的安哲罗普洛斯，始终将他的电影美学根基深埋在这片生养他的广袤土地里。他的忧悒、痛苦、沉思与希冀都源于构建“另一个希腊”的乌托邦式的愿景。
西奥·安哲罗普洛斯1935年4月27日生于希腊雅典一个中产家庭。父亲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商人，母亲则是一个尽职的家庭主妇，一心只想照顾好他们兄弟姐妹。童年时期，家庭并没有给安哲罗普洛斯太多的文艺启蒙。同那一代希腊人的命运一样，动荡的战争岁月成为他儿时挥之不去的梦魇，而这些关于苦难的支离破碎的回忆，也成为日后电影创作中随处可见的魅影。
安哲罗普洛斯出生的第二年，梅达萨斯将军发动政变，建立独裁专政。安哲罗普洛斯曾经自称是“战争的孩子，记忆中的第一个声音就是战争警报声，而第一个画面则是纳粹军队侵占雅典的场景”。1940年，墨索里尼的爪牙深入希腊境内；1941年，德军开始了对希腊的疯狂侵袭。这一幕后来成为《塞瑟岛之旅》(1984)的开场戏：在哈德良拱门边指挥交通的年轻德国士兵，被一个路过的孩子碰了一下肩膀，这个小孩随即跑入纵横交错的窄道深处，士兵在后面追赶……“从某种角度说，我们总是陷入残存的回忆之中，试图挖掘与重温我们亲身经历的某些特定时刻。我的作品中尽是童年与青年时的生活片段，还有我那时的情感与梦想。我相信这唯一的源泉，我们的全部所作所为都在这里。”
1944年希腊内战爆发，许多家庭因党派纷争而分崩离析，安哲罗普洛斯一家也难以幸免。在被称为“红色十二月”的某一天，极左激进组织“解放希腊人民军”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安哲罗普洛斯的父亲，而举报者即是他父亲的堂兄弟。安哲罗普洛斯在后来诸多的作品中对这种政治斗争而导致的家庭悲剧进行了反思：《猎人》(1977)里的激进分子伊亚尼斯与身为企业家的同名表兄因为不同阵营而反目；《哭泣的草原》中的双胞胎兄弟因隶属不同军队，竟在同一个战壕里互相厮杀。《流浪艺人》中的剧团和《塞瑟岛之旅》中的村民亦因为类似的缘由而分裂。
重建“另一个希腊”
父亲被带走之后，绝望的母亲甚至一度带着孩子们在尸横遍野中寻找丈夫的尸体。对于安哲罗普洛斯来说，9岁那年失去至亲的恐慌是童年时期内心深处最深刻的烙印。父亲失踪几个月后，又突然回归。安哲罗普洛斯这样描述和父亲的重聚：“我和其他孩子们一起在街上玩耍，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向我们走来。我知道那是父亲，于是立刻跑去家里通知母亲。她走出去迎接他，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然后我们一起回家，我母亲对父亲开口说的几句话让我震惊，她问他是不是想吃点东西。于是大家围桌而坐，父亲在静默中缓缓地喝着汤，我们互相对视，强忍着眼泪，什么话也没说。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被关在希腊中部的某处。当他被释放后，徒步穿越了半个国家的旅程才回到家里。”这段难以磨灭的记忆后来成为了安哲罗普洛斯第一部长片《重建》的第一幕。父亲斯皮罗的名字也成为多部作品男主人公的名字。
《重建》用冷峻的黑白影调讲述了发生在位于希腊北部最贫穷、落后的伊庇鲁斯地区的一件情杀案。故事来自于真实的新闻报道：一个村妇伙同她的情人，谋杀了从联邦德国回乡探亲的丈夫。不同于好莱坞20世纪四五十年代常见的犯罪类型片的表现手法，安哲罗普洛斯并没有停留在制造悬念的表面，而是把它看做阿伽门农悲剧的现代版本，凶手是谁一开始便十分明了，但是在情节的推动中，观众和主人公一起接受着内心焦灼的拷问：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谋杀，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为了深入故事背后剖析整个事件的社会起因，安哲罗普洛斯曾经亲自到事发地和村民交谈，与嫌犯的家属交谈，甚至在开庭前和被告的律师交谈。
《重建》里这个军事专制土地上被遗忘的角落，成为“迷失的希腊”所有村庄的缩影。北方浓密的云和阴冷的雨，古老的民谣，这些影像好像嵌入了作者的潜意识，奠定了安哲罗普洛斯日后所有影像的基调。这部片子里初见端倪的对于现实问题和历史背景的关切与沉思，也从此埋下了一颗追问的种子：琐碎的小故事反映出宏大的历史，同时历史也决定了这些故事的命运。安哲罗普洛斯自己也曾表示：“《重建》囊括了日后所深化的所有题材，后来所有一切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变奏。”像他钟爱的瑞典大师伯格曼一样，安哲罗普洛斯一生都在执迷地在拍着同一部电影。
文艺实践始于诗歌
安哲罗普洛斯最早的文艺实践始于9岁那年，父亲被带走之后，他第一次开始写诗。16岁时就已经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作品。希腊诗人赛菲里斯和卡瓦菲的诗歌都对他有莫大的影响。除此之外，他几乎看遍了当时市面上能找到的所有翻译过来的国外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最钟爱的作家，年少时的安哲罗普洛斯曾经谎称生病逃学在家，就是为了读《卡拉马佐夫兄弟》。同时，他也喜爱法国作家司汤达，即便成年后，《红与黑》与《巴马修道院》仍然是他最爱的小说之选。后来，他也深受萨特和加缪的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
音乐方面，和许多爱乐者一样，从莫扎特开始入门，最后钟情于巴赫和维瓦尔第。古典乐之外，希腊的民族音乐也是他的心之所系，手风琴则是最爱的乐器。安哲罗普洛斯的音乐修养体现在他对电影配乐的把控，在与御用配乐师艾连妮·卡兰德若长达22年的合作中，音乐的重要性从不亚于影片的任何环节。两个人从电影拍摄初期便开始配乐的创作，卡兰德若不看剧本，而是用录音机录下安哲罗普洛斯对故事的想法，根据导演讲话时选用的词汇、停顿的方式、沉默的空间来体会安哲罗普洛斯本人对主题的理解。
在电影《雾中风景》原声带的前言中有这么几句希腊田园诗：“你在水边恸哭，低吟着悲歌苦调。蔚蓝海面上的海鸟呻吟，也没有你悲凉。”因此，凝练了巴尔干民谣曲风而显得更为内敛深沉的慢板式的挽歌，几乎成为安氏电影原声的主要风格，好像他的电影一样承载着历史的沧桑。然而，并非所有的创作都只有悲情的涌动，在《永恒和一日》的合作中，卡兰德若刚刚经历了丧父之痛，因此创作显得尤为忧悒。安哲罗普洛斯说：你的曲子很美，但不是我想要的。这部电影完全是对生活的邀请。随后，卡兰德若开始弹奏一些原先准备放弃的曲子，安哲罗普洛斯立刻决定就要那首，这也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安慰了无数观众的影片的主题曲。在《尤利西斯的凝视》中，安哲罗普洛斯选用了他最热爱的手风琴作为主要的乐器，即是片中“当巨大的列宁石像在多瑙河上驶去时听到的音乐”。
曾因“过于成熟”被劝退
虽然安哲罗普洛斯8岁时第一次看了迈克尔·柯蒂斯的《一世之雄》，但是真正对电影产生兴趣是高中毕业之后，他开始经常流连于电影院里，看了大量当时风靡一时的侦探电影。1953年到1957年间，他遵循父母的意志在雅典大学学习法律，全家都期望他毕业后能接管律师叔叔的家族公司。大学期间的安哲罗普洛斯接触了当时朝气蓬勃的法国新浪潮运动，听到了阿伦·雷乃和戈达尔的名字。在一家只有男性观众的商业影院，他观看了戈达尔的新浪潮开山之作《精疲力尽》，并且为之深深着迷。同时他也开始阅读大量电影书籍，包括电影史家萨杜尔的电影辞典。
但即便如此，大学毕业后的安哲罗普洛斯仍在前程的选择中徘徊犹豫，直到11岁的妹妹乌拉突然患病去世，这个来自家庭的打击让他真正为自己的人生做出了决定：毅然放弃了法律，投身电影。为了纪念早夭的妹妹，《雾中风景》里的主人公小女孩便取名为乌拉。
1959到1961年，安哲罗普洛斯从大学退学，开始两年的兵役生活。在此期间，一方面他利用空闲准备出国求学；一方面，他参加了一个为训练新兵而环游希腊的流动任务，借此机会第一次走出雅典，从祖国的一头行走到了那一头。退伍后，“拍电影”的念头已经迫不及待，朋友们左拼右凑地捐赠了他一张火车票，这个除了满腔热情其他一无所有的青年就此踏上了寻梦之旅。
到达法国之后，安哲罗普洛斯做过夜间搬运工，卖过地毯，甚至在希腊人夜总会里做过歌手。他一边勤工俭学一边学习法语，先后学习了人类学和文学研究。之后，他报考了世界著名的法国高等电影学院，虽然物理、化学成绩都不及格，但是却以历史、文学和艺术学科的最高分被录取。在学校里，安哲罗普洛斯也认识了任教的萨杜尔，并且深受其赏识。凭借多年对电影的积累，很快，安哲罗普洛斯在学生中出了名，被同伴赞誉为“新的雷乃”或“罗西里尼第二” 。
不过，这位锋芒毕露的青年人和因循守旧的传统电影教学却始终格格不入，在一次课堂教学中，教授让学生交一个短片的镜头脚本，迟到的安哲罗普洛斯走进教室，问同学要了一根烟后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圈。教授问：这是什么？安哲罗普洛斯答：这就是我的脚本，一个360°的全景镜头。教授极为不满地说：你不是来学习这个的。安哲罗普洛斯回答：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实验，如果学校里都不能实验，那还要去哪里？教授最后怒不可歇：滚回你的希腊去贩卖你的才华吧。这场冲突后，安哲罗普洛斯被学校以“过于成熟，无法适应教学”而劝退。虽然萨杜尔和欣赏他的同学为此抗议，仍然没有改变学校的决定。
1995年《尤利西斯的凝视》在巴黎上映时，当年的那群老同学一起回来与安哲罗普洛斯重聚，一群人一起喝酒，去戏院重温当年年轻时看过的电影。“不幸的是，在那么多同学当中，只有我成为一直坚持拍电影的人。”安哲罗普洛斯回忆道。
独树一帜的长镜头美学
1962年，安哲罗普洛斯参加了法国“真实电影”鼻祖让·鲁什在夏约宫人类学博物馆的电影课程，学会了如何手持摄像机，拍摄时如何调整呼吸，并且创作了一系列纪录片。其间，他还和原来高等电影学院的朋友们一起拍摄了一部16毫米的黑白短片，讲述一个被追杀的男子四处逃逸的故事，名字就叫《黑与白》，但因资金问题并没冲洗。多年后，他从当初合作的摄影师朋友那里得知，电影底片后来得到了冲洗和修复，一直存放在法国LTC研究室里。类似的“寻找底片”的情节多次出现在安氏电影里，《尤利西斯的凝视》中，哈维·凯特尔扮演的主人公导演长途跋涉寻找丢失的马纳基兄弟拍摄的电影底片；《雾中风景》里，小男孩从暗夜的雪地里捡到一段不知名的胶片；《时间微尘》中， 威廉·达福扮演的导演同样是从资料馆里保存的斯大林时期的旧电影底片中探寻历史的真相。
在法国的日子里，安哲罗普洛斯一边打工一边继续海量地观看电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浏览了众多风格流派的电影之后，很早就在内心自动形成自己的风格偏爱，他并没有沿着爱森斯坦那套蒙太奇理论走下去，而是一头陷入对长镜头运动的美学里。安哲罗普洛斯深受沟口健二、安东尼奥尼、茂瑙的影响。对横移镜头，固定镜头和360°全景镜头，及镜头内切、景深手法和平行叙事极为迷恋。
与古典好莱坞传统里将电影高潮依赖于与时钟的竞赛不同，安哲罗普洛斯反对将真实的时间压缩成一堆碎片，仅仅关注每块碎片的高潮，将每个镜头开始与结束时的呼吸消除。他讲究在完美的场面调度中获得迷人的叙事效果：“我喜欢安东尼奥尼对长镜头的控制，比预期稍长一点的长镜头攫住了呼吸。我所拍摄的第一个镜头就已经是全景镜头了。” 1975年执导的第三部电影《流浪艺人》标志着安氏独树一帜的长镜头美学的成熟，片长230分钟的《流浪艺人》全片只用了80多个镜头。长镜头由此成为安氏影像的标志之一，也为其在国际上赢得了大师级的赞誉。
1976年，美国影评人皮特·帕帕斯评价：希腊电影史将以它作为分水岭划分为“前《流浪艺人》”和“后《流浪艺人》”两个时代。安哲罗普洛斯本人曾表示：在头两部的《重建》和《36年的岁月》中，自己深受“布莱希特间离化”叙事风格的表达技巧，学着用一种带有距离感的审视、低吟甚至迂回的方式来讲述军事专制下的政治化题材。而《流浪艺人》带来了他个人“布莱希特时代”的终结。
踏上心灵放逐之旅
早期的“希腊近代史三部曲”(《36年的岁月》、《流浪艺人》和《猎人》)回望了从1935年梅达萨斯专政前后混乱无序的社会动荡，到1952年内战结束，右翼凯旋，以及1970年代末，右派势力专制，民主却仍未实现的一段希腊近代史。在此之前，人们几乎都认为安哲罗普洛斯的政治倾向无疑站在左翼的阵营，即便安哲罗普洛斯自己也说过《流浪艺人》是他个人“最马克思主义”的作品。
然而，1980年的《亚历山大大帝》上映后，正式宣告了安哲罗普洛斯早期明显左倾立场以及革命怀旧情绪的结束。在这部史诗电影里，安哲罗普洛斯以冷静的理智反思和解析了左翼的政治实践，仿佛预见了苏联共产主义的瓦解。在完成了对斯大林主义的清算之后，怀着一颗正视人类苦难的良心，艺术家重新踏上了心灵的放逐之旅。1980年代，他接连拍摄了“沉默三部曲”：《塞瑟岛之旅》、《养蜂人》 、《雾中风景》，将目光落在了历史风雨下的个人际遇上。“漂泊、寻父”成为旅途的关键词。其中尤以讲述两个小孩寻找父亲的《雾中风景》承上启下地开启了对于“边界”的探讨。这篇影片是安哲罗普洛斯为自己孩子拍摄的电影，因此尽显温情，甚至因为女儿的建议而改动了原定的故事结局：旅途终点，两个孩子穿过迷雾看到了一棵葱郁的树，超越了死亡获得重生。如果说，之前的安氏电影因为复杂的政治历史背景而多少显得晦涩难解，那《雾中风景》则无疑是把观众带进他内心世界的桥梁之作。
进入1990年代后，安哲罗普洛斯拍摄了《鹳鸟踟蹰》、《尤里西斯的凝视》和《永恒和一日》(被称为巴尔干三部曲)从探讨国土意义上的边界问题过度到对生死界限的追思。最后一部《永恒和一日》讲述年迈的诗人在生命最后一天里的“追忆似水年华”。该片被看做是安哲罗普洛斯一生电影生涯的总结。影片中主人公不停在追问：明天是什么？妻子给出了一个简洁而隽永的回答：是永远再加一天。
不肯消失的电影幽灵
《永恒和一日》之后，安哲罗普洛斯一度宣布息影。这段时间，他忙于接受来世界各地的“终身成就”的嘉奖，他曾自嘲说这些荣誉是给死者的安慰。正当人们以为他就此告别影坛时，暌违四年，安哲罗普洛斯又带着“希腊三部曲”的宏伟构图回归。接受采访时他说：“这几年来，我逐渐成为展示自己的博物馆，到处是我的回顾展和各种锦上添花的荣誉。电影在我的生活中一点一滴失去了重要性。但我希望提醒新一代人重新发掘电影，我要像一个不肯消失的灵魂，站在电影院不肯消失的银幕前面，呐喊着提醒人们：电影仍然存在。”
在已公映的三部曲之《哭泣的草原》、《时光之尘》两部影片中，安哲罗普洛斯将原定第三部的故事跨度也已讲完，他说，第三部《永恒回归》将是留给未来的一部电影。最终，安哲罗普洛斯仿佛以这种神秘的告别兑现了他的诺言。虽然没有陪伴我们走完旅程的最后，但我们仍要感谢他“将时间的流逝变得如此甜美”，他将对未来无限的沉思留给了我们。
在1月27日这位大师的葬礼上，影片《重建》里那首古老的民谣再次响起，令人想起安哲罗普洛斯生前改写艾略特的诗句描述自己的一生：“每一次在一团模糊的感觉中开始新的冒险，向无法言说的事物发动袭击，去寻找那已经失去的东西，一旦找到又重新失去，循环往复……结束，就是我的开始。”
推荐书目： 《尤利西斯的凝视》，诸葛沂著； 《发现安哲罗普洛斯》 Michel Ciment/Helene Tierchant合著； 《西奥·安哲罗普洛斯：访谈》，Dan Fainaru编著
安哲罗普洛斯作品年表
1965年 《福尔曼故事》(Forminx Story)(未完成)
1970年 《重建》(Reconstruction)(首部长片)
1972年 《1936年的岁月》(Days of 36)
1974年 《流浪艺人》(The Travelling Players)
1977年 《猎人》(The Hunters)
1980年 《亚历山大大帝》(Megaleksandros)
1981年 《一村，一村民》(Chorio ena, katikos enas)(纪录片)
1983年 《雅典，重返卫城》(Athens, Return to the Acropolis )(纪录片)
1984年 《塞瑟岛之旅》(Voyage to Cythera)
1986年 《养蜂人》(The Beekeeper)
1988年 《雾中风景》(Landscape in the Mist)
1991年 《鹳鸟踟躇》(The Suspended Step of the Stork)
1995年 《尤里西斯的凝视》(Uly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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