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方早报
 |
| 张经纬 电影导演、编剧，香港出生，祖籍广东深圳湖贝村。年轻时学习大提琴，后到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主修音乐硕士课程，最后主修电影制作、副修哲学毕业。 创作过《天水围》系列剧本，拍摄过纪录片《歌舞升平》；他的纪录长片《音乐人生》荣获第4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最佳音效 、最佳剪辑奖。 |
早报记者 黄小河
2009年，一部表现天才音乐少年的纪录片《音乐人生》斩获第46届金马奖，也让该片导演张经纬为人们知晓。10月17日，张经纬带着未完成的最新创作的纪录片《一围二城》来到上海，在上海电视台举行了新片放映和讨论会。
《一围二城》将镜头对准了香港的底层人，记录了香港“新移民”阿雪在香港争取生存保障的过程。该片还记录了回到家乡泉州的阿雪与朋友之间对家庭和人生的思考。张经纬在会上介绍，《一围二城》曾经在香港电影节放映过，这次带来的版本稍作修改。
在讨论会结束后，张经纬接受了早报记者的专访。他说，《音乐人生》的成功纯属“意外”，因为自己虽出生中产、学音乐出身，但创作重心其实一直放在底层人民身上。
新片拍“新移民”受歧视
东方早报：能否解释下你所理解的“新移民”？
张经纬：香港有很多这种像阿雪一样的“新移民”，她们来自福建、潮州、泉州等地的乡村，最早香港汇丰银行成立的时候，也来了大量的上海移民。
他们因为种种原因受到歧视，香港本地人会认为他们并不努力工作，靠着生孩子来换取政府的援助金。一个孩子差不多可以领到2千港币，但要知道，即使得到了1万块港币的政府援助金，在香港也还是会过得很艰难；同时香港本地人认为，自己交纳给政府的税和应该自己享用的那部分钱正在被“新移民”瓜分，当然他们会很有意见。
10年前的“排外”到现在依然存在，我觉得片子反映的不仅仅是“新移民”的个人小历史，也是中国的大历史。就像黄仁宇老师的《中国大历史》所展现的大历史观，个人命运往往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很难拍，我拍了两三年的时候，中间想到过要放弃，但很幸运，最终还是完成了。
东方早报：最早在香港电影节放映的效果如何？
张经纬：那个版本是仓促而成的。因为这个片子里触及的方面很多，像移民局、香港本地人、新移民、内地的乡村，我不知道…这部片子拍出来，任何人都会有不喜欢的地方，我只能说，片子如果太真实了，谁看了都不会舒服，大家都会对号入座。
东方早报：你对纪录片的真实性怎么看？
张经纬：没有真正的客观，我们在拍的时候，就已经不客观了。真实的东西，永远只存在于里面，镜头外的我们，只能是不断推进和探究。
在香港，确实有很多人不太喜欢《音乐人生》。我的一些朋友对我说，看过之前的《歌舞升平》再看《音乐人生》，他们觉得“很失望”，他们似乎更喜欢《歌舞升平》，觉得那才是我的风格。
我还记得当时在香港放，有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在网上留言。她说，“我看了这部片子，真搞不懂这是一部什么片，是剧情片？还是纪录片？或者叫做真人故事片？”这确实是很好笑的一件事，因为他们都觉得这部片子拍的太好看了。你看，黄家正（音乐人生的主人公）长得那么帅，琴又弹得那么好，他们甚至觉得拍的比剧情片还好看。但其实纪录片可以有很多种类，而纪录片观众也有他们的偏好。
曾拍过妓女但最终放弃
东方早报：你的片子里，人物似乎都挺矛盾。“阿雪”同“黄家正”一样，一边很相信宿命，同时又在不懈地追求。
张经纬：人性首先都是矛盾的。阿雪渴望着家庭，可她还是执意要留在香港，并且没有为了孩子与前夫复婚；黄家正的经历，似乎是一个特例。
曾经有人问我，黄家正和他家里人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我能怎么回答？道你没有说过你亲人的坏话？所以一定不能“断章取义”，就像香港本地人对新移民（的行为）不能“断章取义”。
东方早报：相比于《音乐人生》，《一围二城》似乎更关注底层人，将来你会更关注哪种人？
张经纬：我父亲是船长，我母亲是教书的，虽然我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家境还算宽裕。但是我小学读的是一所最糟糕的小学。我读的中学是一所公立学校，里边最多的就是黑社会。可以说我一直是和“底层人”生活在一起。
那个时候路过廉租房，我就想透过那扇窗，看看那破房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对半山上那些富人并没有什么兴趣！至于拍电影，我会跟着心里边的感觉。
我曾经拍摄了一部关于香港妓女的纪录片，名字叫《墨绿嫣红》。妓女们的生活窘迫，吸毒、堕胎时常伴随着她们。她们其实不阻止我去拍，她们唯一关心的就是，孩子打下来的时候，是不是绿色的；因为她们经常吸毒，就认为孩子打下来一定是绿色的。
可是后来我停止了拍摄的想法，我想，她们还都是小姑娘，将来拍出来，她们往下还怎么生活。我拍摄的内容通常是由心而定，如果这件事，能够触动我，也可以拍，我就会去拍。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