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作者：孙琳琳
“杀青！”《转山》现场制片大喊一声。导演杜家毅立即躲了起来，只让各部门自己吃饭，回来找剧组报销。杜家毅说，自己喜欢吃开机饭，但关机饭他从来不吃，“可以疯狂一点开始，但我喜欢冷静一点结束，其实人生也不过如此”。
开始的确是疯狂的。开机饭上，杜家毅喝大了，他告诫剧组：“从这顿饭之后，我不会再对大家露出笑脸，因为我们要开始工作；我也不会对你们说对不起，因为这不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这是很有煽动性的动员，接下来拍戏的日子里，剧组成员也渐渐感染了杜家毅的热情和癫狂。
杜家毅是谁？他是电影《洗澡》里那个高唱《我的太阳》的胖子、《麦田》里疯疯癫癫的“辄”、电影《梅兰芳》的制片人、后海著名餐厅梅府家宴的前老板。现在他的身份又多了一重：东京电影节入围影片导演。他只有小学学历，却在电影圈积攒了深厚的人脉，熟悉他的人会说，这哥们儿挺能喷的。
剧本、扎钱，一切顺利
电影《转山》是根据台湾谢旺林同名小说改编的，讲的是一个24岁的台湾年轻人，在寒意渐生的十月，独自踏上从丽江到拉萨的旅程。杜家毅说，男主角像极了他自己。
为了选景，杜家毅两次进藏转山。他将沿路感受写下交给编剧，七天后就有了剧本雏形，再加上后来的推敲打磨，也不过一个月。选景之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拍些样片回来“扎钱”。与很多青年导演的导演处女作融资困难不同，《转山》的融资非常顺利，杜家毅甚至拒绝了片方提供更多的预算。开拍前，杜家毅卖掉了自己位于后海的餐厅，不是因为需要钱，而是怕分心。
杜家毅与陈国富相识多年，此次《转山》虽然不是华谊出品，且投资成本不高，但杜家毅依然坚持请来酬金很高的陈国富担任监制。在杜家毅眼中，陈国富是一个在工作上很苛刻的人，“比如签约细节、酬金等方面，他不会因为认识你而‘友情照顾’，跟他合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职业生涯，之前我只能叫艺术生涯。”其实陈国富也是一个能说之人，面对如此能“喷”的杜家毅，陈国富经常对他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太相信你的话，但是我愿意配合你的梦。”从《心中有鬼》（杜家毅担任制片人）到《梅兰芳》再到《转山》，杜家毅说他与陈国富有一种互补型的默契，“我有点外扬四射，而陈国富则是一个‘稳定器’，好像每天都是四菜一汤，所以我也总是叫他‘斯坦尼康’。”接下来，杜家毅还将担任陈国富执导的新片的制片人。
男主角被折磨到崩溃
尽管多数时候在片场的掌控感令他欣喜，感叹“好像是天生做这个职业的”，但第一天的拍摄，还是让杜家毅犯了愁。“第一天各部门都是慌乱的，都在用自己的意见来组构画面，我急了，我说你们要做导演你们做，我不拍了，然后就走人了，一个镜头没拍。”现在回想起来，杜家毅坦言自己当时是有些不太自信。后来陈国富发短信大骂他不负责任，“我一直把这条短信留到拍摄结束，把它当做贴在我脑袋上的一道符。”
调教台湾新人、男主角张书豪是杜家毅的一大任务。开机前，他对张书豪说：“你有两个选择，第一，我们俩通过这部戏成好哥们儿；第二，拍完这部戏你恨死我了，但你拥有了一部属于你自己的电影。”张书豪当然选后者。于是，为了让他找到那种孤独的感觉，杜家毅要求全组人孤立他。偷偷跟张书豪说话或推自行车的剧组成员，都遭到杜家毅的痛骂，“我只是大骂工作人员，对张书豪一个字也不说”。剧组大队人马坐车，却让张书豪骑着自行车跟上来，“你跟不上来，就让全组的人等着你”。
诸如此类的“折磨”让张书豪十分崩溃，杜家毅说，“他完全疯了，当时真的觉得我是在故意搞他。我看到了他内心的愤怒，而他的这种反应让我窃喜，这正是我想要的真实的感觉，我不要你演，因为你根本演不来。”
有一次，美术师因为对道具车不满而向制片组发了火，但杜家毅却因为美术师是自己哥们儿而帮制片组说话，美术师急了，抄起酒瓶子就砸了过来，没砸着杜家毅却伤了自己的手，顿时鲜血直流。被美术师骂了二十分钟，一直没还口的杜家毅晚上去了他房间：“我就说了一句话，你骂我的我都接受，但骂我妈的我都不接受”。他转身走人，第二天正常开工。
整个剧组都疯狂了
全片深入藏区拍摄了两个多月，条件十分艰苦，“过了丽江之后，每一天都是危险的，最低海拔都在3000米以上，所有的路都是天路，常常是我们一边拍一边要躲着从山上滚下来的石头。”
有一次，剧组在海拔四千多米的东达山，夜里杜家毅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开门才发现半个拳头大的雪花正在急促飘落，剧组所有人都在往车上扔东西，跟逃难一样，制片主任在雪中大喊：导演来不及了赶快撤吧！没想到杜家毅却召集所有人开会，告诉大家“这是老天爷给了”，于是命令全组人边撤边拍。等剧组的车到达另外一座雪山时，地上已经结了一层冰了，全组的车胎上都要装上防滑链，杜家毅坐的车还险些滑下悬崖，“所以全组的人对我都是既爱又恨”。
杜家毅在调动积极性上的确有一套。在众主创的第一次会议上，杜家毅说：“你们谁是来帮我的请举手。”有些哥们儿举起了手，杜家毅则言，“你们可以马上不干了，因为我不需要你们帮忙。电影不是需要你们帮导演的，你们是在帮你们自己。”
有一次在雪山拍带有群众演员的戏份时，一喊“停”时工作人员都躲没了，因为实在太冷了，机器都冻住了，但当地的群众演员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杜家毅便狠狠地发了标，他拍着自己的脸问：“你们还有这个吗？我是没有了，因为被你们丢没了。”
杜家毅的疯狂也感染了整个剧组。片中有一场男主角张书豪摔落悬崖的戏，原本杜家毅是找了替身完成的，但张书豪却坚持要求自己真从悬崖上摔一次，虽然保护措施做得很好，但危险依然时时存在。让杜家毅更没想到的是，拍这场戏时，摄影组的一个工作人员为了保证镜头不穿帮，竟然跳到崖壁上一块狭小的空地上，直到镜头拍完，才自己摸着藤条爬了上来。制片主任一顿痛骂，杜家毅则偷偷地请摄影组吃了顿饭。
此外，片尾出现的经幡旗是找了7个工人花了三天时间在雪山顶上搭出来的，但拍摄的那天遭遇到十级大风，用铁管子做的旗杆都弯了下来，最后是全组人用大树把经幡旗重新立了起来，“旗帜被立起的那一刻，我觉得我的人生得道了，真的。”杜家毅说。
入围电影节“没感受”
《转山》入围今年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影片的消息传来，片方和其他主创都十分高兴，也纷纷向杜家毅表示祝贺。而这事儿在杜家毅看来，却是“一点没有感觉”。杜家毅说，回到北京，自己一下子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了，电影节对于自己来说有点晃范儿的感觉，“人大部分时间都是跟自己独处的，我觉得电影也是一样的。至于入围，我为电影感到高兴，但是跟我没什么关系。”
影片计划于11月初上映，对于很现实的票房话题，杜家毅的头脑十分清醒，“因为我做过制片人，所以对票房没那么幼稚。《转山》不是一部应景的作品，我想投资方太合也并不是只冲着票房拍这部电影的。其实我觉得好东西总是有一点超时或延时，只要完成它应有的，我们真的付出了，做出来了，我们就得到了。”
【导演前传】
混上海 哥们儿说，当演员去吧
杜家毅八九岁的时候，有一次随父亲出门，发现自家楼下的外滩一晚上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世界，父亲告诉他这是在拍电影，由此电影两个字在他的心目中就与神奇挂了钩。后来他才知道，那是斯皮尔伯格拍摄《太阳帝国》时在上海搭的外景地。再加上杜家毅的表姐在上海电视台做录音，小时候他经常去录音室看参考片和外片，所以对电影从小便不感到陌生。
其实，杜家毅只拿到过小学毕业证书：初中肄业，进入职业高中后因打架而被退学，之后又应父母要求去了一所医科大学的附属中专，结果学到一半又跑去考上戏和电影学院的表演系。杜家毅说，考表演系完全是受自己当年混迹上海弄堂里的一帮小流氓哥们儿的怂恿，“我们在弄堂里一起抽烟的时候，我往往充当的就是演员的角色。我们刚刚看完什么周星驰、曾志伟的录像，看完什么我就演什么，就是他们第一个跟我讲，你应该做演员。很有意思的是，多年后我演的第一个广告，也正是其中的一个哥们儿找我去演的。”
不过上戏和中戏杜家毅都没考上，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北京电影学院的表演老师谢园给他写下了没录取的原因：“我们需要十八棵苍天大树。”杜家毅一笑：“现在我懂了，我是草根嘛。”不过在这两个考场上杜家毅却结识了很多后来知名的圈内人，如陆毅。
虽然没考上，但杜家毅还是混迹在上戏的校园里，看人家怎么弄话剧，怎么表演。后来他经朋友关系进入了上影厂特技队，做拉威亚之类的工作，这让杜家毅很早就懂得了怎么拍动作戏。半年后张建亚执导《再生勇士》时跟特技队一块合作，杜家毅就被选进了导演组，给导演做助理。一个偶然的机会，上戏的老师推荐杜家毅出演刘国权执导的电影《天涯歌女》，这是杜家毅大银幕表演处女作，饰演的是戏份还不轻的皮鞋匠。
漂北京 蛋炒饭，总会有人埋单的
这部电影让杜家毅意识到想干电影还是要去北京。来到北京后杜家毅也经历了近一年“不堪回首”的北漂“血泪史”。颐和园附近的小屋月租20元，“为了进一部戏我觉得我总是在长途跋涉。”但最头疼的还是没钱吃饭，“实在受不了就出去骗顿吃的。”杜家毅笑言，“进到餐馆后我先叫盘蛋炒饭，然后选定一个食客就跟人家聊，聊到最后肯定是人家帮我埋单。”
之后杜家毅在飞腾影视接触了不少电视剧项目，而张杨的副导演找到他来演《洗澡》，打开了他电影之梦的另一扇窗户。这部戏让他认识了张杨、张一白、施润玖、蔡尚君、刘奋斗等一批当时的年轻电影人，而杜家毅在出演张元的《我爱你》等片的同时，也开始跟这些导演参与电影的剧本创作等很多工作，而这个阶段让杜家毅坚定了做电影的决心。
在陆毅等好友的帮助下，杜家毅在23岁时第一次担任了制片人，作品是电视剧《花样的年华》。虽然卖得不错，但杜家毅自己并不喜欢，“那部戏对我的考验挺大的，包括职业操守等等我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我只能说我是扛过来了。”但是杜家毅说自己是个今天的痛苦明天就忘了的人，所以做完这部电视剧，他就开始着手做《梅兰芳》。
《梅兰芳》 一把扇子敲开梅家门
其实做《梅兰芳》是源于杜家毅一次颇具戏剧色彩的经历。有一天他去长安大戏院的地下健身房健身，突然听到一阵掌声和喝彩声，这让他感到莫名的兴奋。台上演的是一个梅派的剧目，对京剧一窍不通的他至今也不知道演的是哪出戏，不过影片《霸王别姬》的片段却在瞬间浮现于脑海。于是杜家毅便立刻跑去买京剧方面的书籍，第一本挑选的就是梅兰芳的生平传记：“这好像是老天在突然间给我的一个灵感。其实我儿时的记忆中梅兰芳与一把扇子有关。我爷爷是做帽子的，临终前曾给我奶奶留下两样东西，其中就有一把扇子，我一直记得有人跟我说过，这是梅先生送给我爷爷的一把扇子。”于是，25岁的杜家毅登门拜访了梅葆玖先生，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便与梅家签订了电影《梅兰芳》的版权合约，并担任了影片的制片人。
熟悉杜家毅的人都说这哥们儿能说会道，杜家毅也承认自己很爱跟人沟通。其实小时候他是一个不爱上台发言的人，“因为我一上台就要念检讨，直到现在都心有余悸。”但因为从小调皮捣蛋，常常要被家长和老师拷问，所以杜家毅练就了一身编故事的本事。“我经常跟父母和老师编故事，谎话编得可谓天衣无缝，我甚至连模仿我爸的声音给老师打电话的事儿都干过。”不过杜家毅说，自己虽然很能说，但绝不会去伤人，“口无遮拦肯定是有，电影本身就是说谎的艺术，也是对话的艺术，但如果你成心骗人就会伤害到别人，这个是原则。就像我北漂时让人家买单，也是直说我没钱，能让别人甘心付钱，这真的是我的本事啊。”
闯纽约 四个单词“喷”遍美国
《梅兰芳》之后，杜家毅突然跑去了纽约，跟徐静蕾一起报了个班去学了两个月的英文。不过杜家毅说自己可当不了一个好学生，虽然英文很烂，但依然阻止不了他喜欢说的本性，“到了美国我也是到处‘喷。’其实相比之下，中国人太会说了，在西方能演讲是一种才华，会喷就能做总统。”在‘喷’的过程中，杜家毅总结出了四个英文单词，“这四个单词也是我在纽约听到最多的，分别是f**k、love、enjoy、exactly。这就是电影四项，也是人生四项，我发现用这四个词我就可以混遍美国。比如我经常跟人举杯说enjoy your life，其实我就会说这句啊，但是我一说这句，全世界的人都会跟我喝，最后还能喝大了。”
从纽约回来，杜家毅主演了何平的电影《麦田》，这个机会是周迅向何平推荐的。尽管毁誉参半，但杜家毅对此毫不在乎，“电影是我的梦，能参与其中做梦最重要，其他的都无所谓。”
C02-C03版采写/本报记者 孙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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