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网-每日新报
著名资深电视节目主持人，阳光媒体集团、阳光文化基金会董事局主席，名列2010胡润女富豪榜第20位。出生于1968年3月，从北外英语系毕业后进入央视，与赵忠祥搭档主持《正大综艺》，1994年获得首届主持人“金话筒奖”。同年辞职赴美深造，1996年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加入凤凰卫视，制作并主持《杨澜访谈录》的前身《杨澜工作室》。2000年创办阳光卫视。第一次婚姻失败后，在1995年与吴征结婚，育有一子一女。
继14年前的《凭海临风》之后，入行20年的杨澜在今年出版了个人传记《一问一世界》，细述自己的“提问人生”。从“没有初恋，只有第一名”的海淀区尖子生到北外的全优生；从给央视荧屏带来一股清新之风的主持新人到常青藤院校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校董；从高端访谈节目的知名主持人到阳光媒体集团、阳光文化基金会董事局主席，那个曾因自己不够漂亮而沮丧过的青涩女生，早已成为各种荣誉加身、身家几十亿的女性楷模。在外人看来，似乎杨澜在人生的每个转折点都能洞察先机、转换自如，因为说话太多以致声音嘶哑的杨澜却苦笑道：“我的生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没有完美。有的人说杨澜你一直很顺利，我都只是无奈地一笑。我没有办法跟每个人去解释我的艰辛和失败。从2000年到2005年，长达5年的时间，我都曾经处于这种状态。”
学英美文学的杨澜是偶然通过央视公开招聘而成为主持人的，如今入行20年的她直言：“我所受的教育以及我的个性等很多人生储备，其实都是为这个职业准备的。”她采访过的精英人士有500多位，不过震撼极大、印象最深的仍是王光美，“通过做她这期节目，我真正确立了一点我做节目是为了记录人和时代的关系，我希望以采访人物的方式来记录历史。”
新报：采访了那么多精英人士，对自己而言会有什么新的领悟？
杨澜：我们生活在一个渴望成功的时代，一开始我跑遍全球去寻找那些成功的人，然后问他们有什么成功秘诀。可是采访了那么多人后我开始在想：到底什么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样？为了所谓的成功，很多人忘记了自己的初衷和内心真正的渴望。如果我的节目还停留在讲述人们的所谓成功故事，我们也失去了对人性更深层的了解和体会，最终归于浅薄。所以能否让一次访谈带有更多人性的温暖，就成了我和团队有意识的追求。我觉得成功就是能够做自己、做更好的自己，如果能在追求个人成功的同时一起推动社会变得更开放、更公平、更温暖，就更了不起了。
新报：从10年前到现在，作为职业提问者，你的提问方式也有了很大变化。
杨澜：刚开始唯恐自己问出蠢问题，于是希望能问出一些深刻的问题来接近嘉宾的认知水平，当然这也能换来对方更有诚意的回应和深入的谈话。可是最近这一两年，我会在做好功课的基础上用直觉来发问。从追求复杂到喜欢简单，变化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所探知的真相应该与我的观众有关。《杨澜访谈录》不是学术大讲堂，节目的观众不仅仅局限于嘉宾所属群体，更多的是喜欢“有趣”远胜于“深刻”的大众。带上观众，回归常识，于我而言不是退却而是前行。
新报：10年来高端访谈节目也有不少，如何避免同质化呢？
杨澜：我的优势在于嘉宾人物比较多元，这种广泛性对陈伟鸿(微博)、芮成钢而言却是约束。盖茨第一次来中国上了陈伟鸿的《对话》，我特别有挫败感，这说明我的节目竞争力还不够。但是克林顿来中国只接受了我的采访，也让我很有成就感。《杨澜访谈录》也在改变，会更符合年轻观众的欣赏口味，我们增加了微博互动，把更多网友的意见带到采访中来。访谈节目的收视率的确跟娱乐节目相比不容乐观，我并不认为收视率是万恶之源，只不过我认为收视率应该放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来对比。访谈类电视节目生命力很强，我有信心把这个节目做好。
去年，杨澜和自己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著名歌星席琳·迪翁联手创办了内地首家高端定制珠宝品牌LAN珠宝，并担任创意指导，已经43岁的杨澜笑言：“40岁，我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真的觉得人生到了40岁的时候，很多走过的弯路、跌过的跟头都成为一种智慧和财富，对于自己是谁、能做什么、不擅长做什么都有了更加明确的了解。”
新报：你事业成功、家庭幸福、有财有貌，这是不是传说中完美女人的完美生活？
杨澜：我的企业、我的节目我说了算，没必要按别人的需求来塑造我自己，确实很好。不过，没有人是完美的，我既不是最美的也不是最聪明的，事业和家庭的平衡，其实也做得跌跌撞撞，只能说是在不断走钢丝。春节前，家里的阿姨要提前回老家时，我们家里就乱套了。我父母身体还好，会帮我打理家事，有时也替我开家长会，所以说一个好的支持系统很重要。其实无论职场还是人生，我都走过很多弯路，只不过我不喜欢抱怨，会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我想更理想的生活状态就是比现在懒散闲适一些，不像现在这么忙，嗓子能充分休息、不这么沙哑。
新报：似乎你的人生每个节点都把握得非常好。
杨澜：我也不是擅长预见未来的人，要做重大决定我也有夜不能寐和痛哭流涕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年轻的时候都不肯为梦想冒一次险，那四五十岁的时候就更输不起了。我比较有耐力，一件事可以比较努力地做上很多年，吴征常说我固执。创办阳光卫视的始末，让我非常挣扎和痛苦，也有极大的挫败感，大概用了三四年时间才平复，我的精神胜利法就是不停地工作。其实我在骨子里更像一个战士而不像一个商人，但是我偏偏选择做文化和商业相结合的事。用一种比较合理的商业模式实现文化理想，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和缓慢的学习过程，说实话我不觉得自己这方面有太高天赋。
新报：这次挫败带给你怎样的反思和改变呢？
杨澜：我的文化理想冲动远远大于我的从商水平，我很庆幸那时才30岁，还输得起。我至今也不觉得阳光卫视是一种文化上的失败，毕竟之后才有了央视和地方台的各种纪录片频道和人文频道出现。如果说我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被螃蟹夹破了手的话，那我希望有更多资源让我们的频道更加多元化，特别是有人文价值的频道能好好存活。其实，我骨子里的东西从来没有改变过。当然这些年多了一些世故，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多了一些见识，也更淡定。
杨澜最常被问也最烦被问“作为女性你是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的”，她很疑惑：“谁规定只能二选一的？”杨澜不觉得自己是女强人，在家中她会处处示弱，“在我的眼里，男人的气度跟心胸最重要。”对于被外界指她的婚姻更像是和吴征事业上的强强联手，杨澜并不在意：“这都是婚姻的附加值，没有这些我们照样生活得很幸福。”
新报：你父亲是英语语言学专家，你很感谢父亲为你选了英语专业。家庭对你成长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杨澜：父母非常恩爱，给我创造了非常温暖和充满爱的家庭环境，父亲一直鼓励我要独立。作为英语语言学专家，父亲从我上中学开始就拒绝辅导我的英文，他认为我应该跟其他同学一样有问题去问自己的老师，而不应该吃小灶。大学毕业时，父亲也拒绝为我托关系，他说父母已经完成了对你的义务，你应该自己闯荡世界。当时我还觉得挺委屈的，因为很多同学的家长都去找门路，但是现在回头看就非常感谢他。我现在给孩子灌输的也是这种理念：等到妈妈把你们上大学的教育费付完以后，你们就要靠自己了。
新报：身为人母有什么特别感受？为孩子做什么规划？
杨澜：一个母亲只要更快乐地做自己，教给孩子什么是有价值的生活，不给孩子带来母爱的负担就足够了。当孩子遇到困惑的时候，我希望能作为朋友为他们出谋划策，不过最终要靠他们自己做选择，哪怕这种选择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一些麻烦和挫折。作为母亲我最大感触就是，一方面自己清楚，父母只是有幸把孩子带到世上来，同时尽可能为他们提供好的教育和宽松的环境，让他们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但是另一方面，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也未能免俗地逼过他们学钢琴……让我高兴的是，两个孩子都有着良好的学习习惯，而且不是那种迷恋物质、喜欢炫耀的人，在班上人缘也特别好。
新报：那作为妻子呢？
杨澜：我非常感谢我的丈夫吴征，他的支持和鼓励，是我最重要的支柱。他的爱情给了我很大的一种力量，在事业上，他是牺牲自己来成就我的，比如当时他在美国有比较成熟的事业，但因为我要回国，他就把公司关了、把房子卖掉跟我回来。后来我要做阳光卫视，他也是把自己做得很好的公司交给商业伙伴打理，全力帮我，为此他也受到很多委屈，比如被人说特别爱搞资本操作，其实当时他是为了帮我拯救阳光卫视。
本版撰文 新报记者 宇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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