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娱乐
“我是个老学生，这之前我对北京曲剧没什么了解。”说起把兰晓龙的电影文学剧本改编成北京曲剧《歌唱》的过程，原战友话剧团团长、剧作家翟迎春强调说：“我是一边学一边写，这个本子改编成了我也学到了很多北京曲剧的知识。”翟迎春称，这次改编对他而言有三难。据悉，该剧首轮演出将于8月29日、30日晚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演出。
这一难是，虽然他在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担任过10年编剧，成功创作出了《梁红玉》等不少京剧剧本，又在战友话剧团当了10年团长，写出了多个话剧，影视剧本，可对北京曲剧很是陌生。北京曲剧的演唱和表演程式与京剧有很大区别。为了完成这次改编，他先上“入门课”，看了大量北京曲剧的文字资料和影像资料，对北京曲剧音乐有了点儿初步了解才敢动手。“我是一边向北京曲剧作曲家戴颐生老师请教，向曲剧团的演员们请教，一边写。写一节磨一节。比如唱词用什么韵脚辙口，唱段用哪种句式才能适合表现人物怎样的情感。包括男女声伴唱的巧妙运用都是强化曲剧感染力的玄机。”
二难是，如何把兰晓龙本里的电影手法改变成适合舞台剧的表现手法。此前，已由林蔚然改出了一个曲剧本，但还有大量的细节和唱段需要他们丰富和充实。比如，电影本中陪着王同志从天津到北京买乐器的赵管子，为满足老婆让家里能亮堂起来的愿望，在北京买的是一大块玻璃，并因这块玻璃生发出许多“幻景”和情节。而玻璃这个道具在舞台上很难表演，更难以显现出电影才能产生的艺术效果。他们就琢磨出了大红床罩这个在舞台上既好展示，又颇具象征意义，还能造成王同志的“幻象”产生出灵感的绝妙替代品。再比如，电影本中，王同志在天安门广场被撞得摔了一跤，产生了许多“幻象”，眼前出现了战争年代的一幕幕情景，这在舞台上表现需要很大一个团队，还要有繁杂的服装、多变的场景、灯光等等配合，但却未必能达到电影蒙太奇的效果。他们就把这段戏改为，王同志摔倒后蒙眬中听到的是那年代北京城常能听到的、又象征着新中国和平和自由的鸽哨声，看到的是大红床罩化成了红帆，少先队员的乐队、舞队正在行进，一面硕大的国旗迎风招展……“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随之流淌而出。
参加过1964年全军侦察兵大比武的翟迎春和兰晓龙扯闲篇儿，说那时连队有首“吼歌儿”：“蒋匪帮啊，一团糟啊，一团糟……”结果兰晓龙就把这歌儿写进了电影文学剧本《歌唱祖国》里。改编成的北京曲剧，强化了赵管子时不时就吼这个调儿的情节，使得这“吼歌儿”的旋律和王同志一直在找寻的“五星红旗”的旋律不断地在“打架”，凸显了该剧的喜剧氛围。
《歌唱祖国》在我们国家所有的重大活动中你都能听到，13亿人，人人都会唱，所以被人们称为“第二国歌”。以这首歌的诞生过程为题材，观众是会有共鸣的，13亿人的共鸣。一般人都会以为，这就是一个演一位大音乐家、一位艺术精英艺术创作的故事。而实际上，电影文学剧本把这首歌的创作者“王同志”描写成是地地道道的布衣平民，他的故事也只是个普普通通老百姓的故事。“我们改编北京曲剧，正是在这个基点上进一步演绎和发挥，让今天的观众深切地感受到是那个时代的氛围、是人民的心声孕育了这首‘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所以，改编本中的‘王同志’也没有完全按照这首歌的词曲作者、著名音乐家王莘同志的真实身份、真实情况去刻画，而是描写成一个总是惦着儿子快要出生了，为老婆去排队买便宜小米的基层文艺工作者，让他多接地气，这种独特的视角使剧情更具人情味儿。”翟迎春说。
翟迎春的第三难是“出新”。北京曲剧是个开放型的年轻剧种，包容性很强。由于《歌唱》题材的特殊性，翟迎春很想在保持北京曲剧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对舞台呈现有所创新。但又担心自己刚学走就想跑的冲动会违背这个剧种表演的内在规律，适得其反。没料到他“出新”的想法和曲剧团艺术家们的追求完全合拍！既是写音乐家的戏就一定要在音乐上做文章，但音乐家的创作灵感由何而来，舞台上还没人表现过。大家从生活出发提炼出拨打算盘的嗒嗒声，火镰敲击火石的咔咔声，甚至婴儿在母腹中的胎音……这些都和王同志心底萌发蓄积的旋律产生了共鸣。于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国旗于风中的猎猎之声越来越响，迸出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一个个音节。对性情泼辣的王同志媳妇的刻画，特别强调了在王同志因苦苦追寻的旋律得而复失、沮丧万分时，她挺着临产的大肚子表现出的温柔体贴，拿出她珍藏着的丈夫十年来的创作手稿鼓励他，深情地唱出：“莫忘记充满旋律土窑洞……更期盼‘五星红旗’新歌声。”十月一日，儿子降生的那一瞬间，“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旋律回到了王同志的脑海中，那是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极具浪漫主义色彩。那旋律跟着婴儿的啼哭，变为童声演唱，变为女声——男高音——男低音——多声部合唱……那歌声越来越雄壮，一直唱到了今天。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