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作曲家周龙：国内大师可能连音都不准(图)

2011年6月4日，周龙、陈怡夫妇在北京广电国际酒店（姜晓明）

　　普利策音乐奖揭晓前一周，陈怡接到底特律室内音乐节的邀请电话。听说要自己开车，她忙不迭地推脱：“我不会开车，周龙会！”对方马上说：“我们知道周龙也是著名作曲家，那我们也演他两个作品，你们一起过来吧。”

　　周龙从纽约捧回普利策奖之后不久，底特律音乐节的新闻发布会召开。网络和当地媒体的报道赫然写着“驻团作曲家，普利策音乐奖得主周龙”。

　　作品就是我们的孩子

　　1983年大学毕业前夕，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班内，班主任宣布，从现在开始，满30岁的人可以结婚了！陈怡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旁边的周龙。当时与他俩同坐一个教室的，还有谭盾、刘索拉、陈其钢、瞿小松、叶小纲、郭文景等。若干年后，这个班被称为“大师班”。

　　事后周龙和陈怡两人商量：“要不，我们就去领证呗。”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发奋读书比谈情说爱重要得多。陈怡是小提琴和作曲双专业学生，周龙总是拿着自己的曲子安静地等在陈怡的琴房里，“等她空闲下来，就演奏我的作业。”

　　“周龙的所有曲子我都拉过。”身材憨胖，笑容憨厚，58岁的女人脸上竟然洋溢着小女孩的纯真，“咯咯咯”的笑声从不间断。

　　一日三餐，周龙备；衣服，周龙买；司机也是周龙当。“这次周龙上去领奖，他说这奖应该先给陈怡。人家在底下鼓掌说，以前只听陈怡去领奖，现在周龙得的是最大奖。周龙平常默默无声，也从来不跳，在我们班里算是最沉静，最老实的，从来没人想到他会得最大奖！”

　　恩爱近三十年的夫妇，没有孩子。陈怡回答：“实在太忙了。我们的几百部作品，都是我们的孩子。”

　　童年

　　上世纪50年代，广州沙面。还只有三五岁的陈家三姐弟，每天在你追我赶中进行着小提琴和钢琴的专业训练。父母虽然从事着与音乐八竿子打不着的工作，却是音乐的“高级发烧友”，按照职业演奏家的规格，对家中三姐弟进行了严格训练。后来从这个家庭里，走出了3位音乐家。陈怡是老二。

　　弟弟陈允是中国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高考恢复后，两人一同考进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班。姐姐陈敏是神童，“3岁弹钢琴上电视。给国家领袖表演。刘少奇访问广州，波兰总理访问广州，出来弹琴的就是我姐姐。”

　　周龙的父亲是画家，中央戏剧学院成立的时候，周恩来到上海将其父请到北京，创立舞台美术专业。在中央音乐学院任声乐教授的母亲贺高勇，崇拜作曲家。“她一直觉得我应该成为作曲家，她认为作曲家是音乐家里至高无上的，惟有创作才能成就表演家。”

　　喜欢拆收音机，玩模型，装小马达，5岁的周龙哪里肯在钢琴前坐定？母亲总想收住周龙的马蹄，她规定周龙练琴，20遍，准备了20张小纸条，抓阄。练完一曲，就把纸条从这边拿到那边。周龙匆忙练完一曲，把好几张纸塞过去，纸条全拿走，就是解放的时候了。谁知道一推门，锁了。

　　倔强的周龙砸开玻璃爬到屋外，手肘开始渗血，母亲吓坏了。升小学的时候，两人谈判：要上学，就不练琴；要练琴，就不上学。6岁的周龙在“谈判”中胜出。

　　但是听歌剧的习惯没改。大姨朱敏（朱德之女）经常从前苏联带回大叠大叠的俄罗斯唱片，它们是周龙的宝贝。

　　周龙再也没有碰过钢琴，直到高考前夕。写完《白蛇传》之后，周龙说：这部歌剧是献给母亲的。此时，他父母均已离世多年。

　　“文革”中写了很多“语录歌”

　　“知识青年一辈子扎根边疆”的口号一起，周龙打起背包到了黑龙江鹤岗生产建设兵团。知识分子家庭出生的他，不能入团，不能当兵，被剥夺了各种荣光的可能性。“5年时间，虽然有点田园情趣，但真的一点希望也没有。”

　　直到因一次劳作受伤，回家休养的间隙，周龙开始私下跟着音乐学院的老师，从最基础的乐理学起，读谱、歌曲写作、指挥、作曲、和声……重新推开儿时关上的那扇门。

　　回河北张家口，是托了关系的。在张家口文工团，周龙什么都做，拉手风琴，写舞蹈曲子，写合唱、独唱。写得最多的是“语录歌”，“一有最新指示，马上就写，写完立马排练，第二天就表演。”这练就了他日后写配乐的速度。

　　周龙随文工团到呼伦贝尔采集民歌。夜幕时分，围坐在蒙古包里和牧民喝马奶酒，宰了最大最肥的羊，煮一下，沾点盐就吃。喝完酒，带着醉意出去遛马。

　　草原上没有月亮，“伸手不见五指，坐在马背上，一跑出去就觉得像腾空飞起一样飘忽。”马蹄在松软的草原上发出温软的“扑哧，扑哧”声，伴着节奏，感觉身体被抛向半空，失去了重力，下不来。飘了一阵，身体被轻轻抛在地上，就睡着了。醒来，发现自己躺在马厩里。

　　坐着火车从呼伦贝尔回来的路上，周龙在广播里听到高考恢复的消息，“我得去考啊！”他半途下了火车，直接买票回北京。

　　回到家，满楼道里都是读书备考的学生。“钢琴已经有十多年没有练了，得拼命练，练到能考取为止。”

　　同是十五六岁的陈怡，也被下乡的大潮裹到了广州郊区的石门公社。在农村，除了淳朴，陈怡认识到愚昧，深感文明和教育的迫切。“这一点，一直是我现在坚持教课，同时不放弃文化交流工作的动力。我相信，可以通过音乐来提高文明程度。”

　　两年后，陈怡被选入广州京剧团担任首席小提琴。一直到8年后的1977年，陈怡和周龙被恢复后的第一场高考汇聚到了中央音乐学院。

　　美国漂流记

　　美国的生活从街头卖艺开始，“穷！穷死！”这是陈怡最大的感受。

　　为了支付两个人的生活费，陈怡每周五、周六和周日3天全天做钢琴家教。每个周末早上6点半，曼哈顿公寓楼下的保安总是能准时看到陈怡，穿戴整齐，出门搭地铁。除此之外，她还在周文中教授的美中艺术交流中心打工，负责把中文信翻译成英文，并且回复所有的中文信。有时遇上急件，邮差就在旁边等，直到她把信写完。

　　当时的陈怡，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作曲博士班。周龙比陈怡早一年到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学位。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周龙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并在央广举办了一场个人广播音乐会。凭此，周文中教授将其收归门下，他跳过了硕士，直升哥伦比亚的博士。

　　在哥大的最初几年，周龙经历了音乐创作的最大挫折，两年没有作曲。“要读博士班课程，要学英语，又面临一个全新的环境。当时觉得什么样的音乐都有，什么样的表演都有，很丰富，但文化上有很大隔阂。我不是那种进入一个新的环境，马上就能融入的人。”

　　两年闭关之后，周龙写了第一部作品《无极》。《无极》与其在国内时写的《空谷流水》和《广陵散》等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是完全无调性的，非常复杂，这也是两年的转折体验带来的。”此后周龙的作品大多与参禅和佛道有关，“当时我特别想让自己的心静下来。花花世界，什么都那么丰富，在烦乱的环境中，我觉得应该静思一下。”

　　他写下了很多无调性的室内音乐，被认为是学院派做法，脱离了大众，脱离了音乐厅。当时美国风行简约音乐，实验派（downtown）学院派（uptown）针锋相对。周龙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是uptown的堡垒，他在这两种风格之间游走，深感迷惑。

　　有一天，突然接到从德国打来的一个电话，对方用英语说：“祝贺你得了国际奖。邀请你来参加颁奖礼，还有7千马克的奖金。”

　　正处于郁闷期的周龙乐坏了，“这么几年了，我一直被说成是学院派的死路。”从那以后，各种奖项陆续登门。1991年在法国得奖，1995年的弦乐四重奏席卷美国。随后《唐诗四首》诞生，其中两个乐章到BBC参加比赛，荣获“大师奖”。

　　“这以后转机就来了。虽说获奖不是目的，但常常可以带来发展。”牛津大学出版社也找到周龙，要帮他出版作品。“2000年后就开始恢复元气了，写了很多作品。”

　　1993年哥大毕业后，周龙一直是自由作曲家，直到2000年陈怡获得“艾夫斯”奖。该奖要求获奖者停止其他社会职务3年，以高额奖金鼓励全职创作。已经在密西西比大学教书的陈怡到纽约专心创作，周龙接下了陈怡在密西西比大学的教学任务。

　　3年前，陈怡让密西西比大学作曲系的学生增加了一半多；3年后，周龙接手，学生又翻了一倍。

　　文化不是炒股

　　人物周刊：您的获奖作品《白蛇传》中运用了很多京剧元素，您怎么看京剧在中国的式微？

　　周龙：京剧本是徽剧进城，进了皇家，清代又把它推崇起来，变成国剧，这是一个演化的过程。我们看西洋的古典剧，它之所以生存下来，也是不同的歌剧院在制作的时候不断出新。不是说把音乐改了，而是诠释上用了其他手段。京剧也可以这样做，这是发展的必然过程。

　　京剧和歌剧其实很相似。普利策这次把奖给《白蛇传》，不是说就是西方向东看，这个奖不会考虑向东向西看，就是考量你是不是向更高的层次看。

　　大环境也有关系。美国会有《蝴蝶夫人》，也会有《尼克松在中国》，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气息来反映这个社会。虽然《白蛇传》是部传说，但我在北京演出的时候，就有人提出不理解，甚至有异议。这可以理解，但是我必须这样做，如果不这样做，歌剧怎么获得发展？歌剧历来是一个年代一个年代发展的，总得有人走在前面。其实从音乐的处理来说，我还是保守了点，不够先锋。因为写一部歌剧对一个作曲家来说是很严肃，很重视的事情。在个人的事业中，我什么都写过，大合唱、小合唱……但是歌剧是第一部。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要把它写成一部谁都没见过的、非常新奇的歌剧。

　　但是真的投入进去后，周边的人和工作环境，必须妥协，要综合各方的兴趣和品位。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妥协和迎合品位都是低下的，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是得做。所以这部歌剧里有非常现代的处理手法，也有非常传统的旋律线条，比如咏叹调，这些都综合在一块，我觉得这也是普利策评委给这个歌剧很高评价的原因，因为这个剧包罗万象，但又不是大杂烩，是用自己的手段进行了恰如其分的处理。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古典音乐的流行乐化，比如女子十二乐坊、陈美的小提琴？

　　周龙：不光是在迎合，如果放到美国所谓流行音乐的圈子，它连圈子都进不去，只能到夜总会挣点小费。我在洛杉矶看过，看的都是中国人。这种形式就像日本人发明了卡拉OK，在西方就是之前喝点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照着屏幕去唱唱，不登大雅之堂的。

　　人物周刊：为什么大师都是在出国之后成就的，国内没有这样的平台吗？

　　周龙：我还没看见大师，至少我不是。大师是当历史过去之后，由后面的人来评定的。在目前这个时代，很难说谁是大师，现在这个时代也很难说是出大师的时代。

　　中国现在开始有这个条件了，但是有虚夸风在里头。只要有一点条件，就开始说，我们到位了，要跟国际接轨了。我觉得接轨不是最终目的，主要还是发展艺术的层次。现在我们看到的流行音乐，其实国内的水平是很差的，国内最大牌的大师，很可能连音都不准。流行音乐在美国是自生自灭，要是音不准，早就自动消失了。

　　古典音乐也是，很多条件都到位了，出去了，也打进来了，硬件现在都不错，盖了很多厅院，演出也逐渐上路了，但是运作起来，节目怎么配怎么演，依然存在非常多的问题。

　　人物周刊：您认为中国艺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周龙：中国应该发扬中国文化，而不是在中国做林肯中心的文化。比如管理音乐厅，不是简单地把技术弄来就到位了，不是把他们的东西拿过来洋为中用，不是说到林肯中心拿个行政班子到这儿来往这边一套就行了的。国内现在好像什么东西都可以一忽一悠，什么东西都可以接轨，都是世界级。文化不是股票，不是一笔赌注进去，第二天就要变成暴发户的。

　　文化完全是靠历史演变出来的，可以创新，但不可能突然变一种从来没有的东西出来。艺术不是这样的。哪个音乐家弹钢琴不是弹巴赫、贝多芬一点点弹出来的？弹到最后你说你弹出来了，但其实弹的都是别人的东西，没有一点是自己的。作曲家没有一个不受古典音乐影响，再先锋派，再实验性，也是美国70年代的事情。现在已经是40年后了，你再做一个东西，也没有自己的发明创造。你一直在走别人的路，只是做了一点自己的诠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