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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田洋次与两位中国导演霍建起、李缨展开特别对谈（点击查看高清组图） |
搜狐娱乐讯 6月7日下午，为期四天的"山田洋次导演作品回顾展"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举行了闭幕仪式。日本影坛大师山田洋次导演出席了闭幕式，并与两位中国导演霍建起（代表作《那山、那人、那狗》）、李缨（代表作《靖国神社》）展开特别对谈。山田导演在整场活动中显得格外健谈，不仅与现场观众们分享了童年经历、电影创作风格的形成原因，探讨了电影中商业与艺术的关系，还透露了一部正在拍摄的纪录片。以下为谈话实录：
李缨：非常荣幸能够和大家一起与山田导演见面。我很荣幸地代表这次影展日中电影节实习委员会策划了山田洋次导演作品回顾展。在策划这次展览时，我们没有想到山田导演本人能够亲自光临。虽然我和山田导演在柏林电影节、在东京都见过面，但在中国见面还是第一次，所以我特别高兴。关于山田导演的魅力，刚才已经有很多位老师谈过，我不再多谈。之所以要策划这个展览，是因为山田导演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尤其是对于像我这样在中日两国工作的导演来讲，是一个巨大的营养，巨大的精神食粮的来源。在大地震之后，我看到了山田导演在《朝日新闻》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叫做《用想象力连接》。山田导演谈到，作为一个电影人在地震发生之后，自己的电影跟自己国家的老百姓、跟本国灾区的人能有怎样的关系。我非常感动这篇文章，并且突然间意识到山田导演作品的一种魅力，就是山田导演对自己国家和国民的深情和善良。导演在文章中谈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想象力，如何用想象力去连接灾区，连接国民的喜怒哀乐。这种想象力的艺术在山田导演看来是非常重要的。我感受到得一点就是，日本是一个非常重视共同体的国家，不管是在国民与国民之间，还是艺术家与国民之间，在发生动乱的时候，这种纽带更加强烈。这种共同体的源流其实就是日本人很重视家庭的感情。我们看山田导演的所有电影，就想一个共同体，在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恋人之间，或是友情之间的各种纽带。今天也很荣幸地能请到霍建起导演和山田导演对谈。霍导演的代表作《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部作品。这个题目也是描述家庭的一种纽带，讲述父子之情。就家庭的感觉，电影的感觉，为什么两位导演都很重视家庭，在电影里怎么去考虑共同体的感觉，今天可以请两位导演在这方面进行交谈也是很有意义的。
霍建起：特别高兴此次山田洋次导演作品回顾展在北京与大家见面。我觉得很有感触的一点就是，从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看过山田导演的作品，那时我们正在读书，这个过程对于我们学生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启发和帮助，可能也对我们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山田洋次：我身边坐的两位导演在日本很有名。今天能在中国和这两位大名人进行同台交流，我感到很荣幸。看到好的作品，自然就会想见一见这部片子的导演。反过来说，看完一部电影想不想见它的导演，也是判断这部作品是不是一个好电影的标准。我有一部片子就叫《家》，我在学生时代看过一部意大利片子，是讲一家三口遭到法西斯军队的围追，父亲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在大雪纷飞，饥寒交迫中翻越了阿尔卑斯山，逃到山的另一边的故事。当时我还是个学生，但我清楚地记得在看过电影之后内心深处的那种不安。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是一家之长，在全家命运面临危机的时刻，我能否带领大家渡过难关呢？但是我看过电影之后发现，电影里所有的人物，不管是父亲、母亲、还是三个孩子，都承担起了自己的角色和工作，而且做得非常好。当时我就想，如果一家人平时能融洽相处，在面对危机的时刻就一定能拧成一股绳，发挥整个家庭的力量，这就是家人。我的儿童时代是在中国东北地区度过的。日本战败之后，我当时作为难民，一路上历尽艰辛，吃了很多苦才回到日本。少年时代我经历的这些体验，和我在大学时代看到的这部意大利影片的场景交汇在一起，成为我创作家庭主题影片最大的背景。我也在这种体验的基础上拍摄了很多以家庭为主线的电影，这和我少儿时代的体验是密不可分的。我想这不仅是中国和日本电影反映出来的事情，也是全球共通的主题。
霍建起：我在读书的时候看了很多各国电影，比如新浪潮、新现实主义，以及各国很多不同的电影，那些导演确实都很棒。当时日本很多进入中国，我对山田导演《远山的呼唤》和《幸福的黄手帕》印象特别深。我了解了还有一种就是描写人性，能打动人内心深处的电影，在看这种电影的时候对我内心是有触动的。我当时还是美术系的学生，我还记得我们画《幸福的黄手帕》分镜头的美术作业时，还画了最后黄手帕升起的镜头，这成为了一个很深刻的记忆，也成为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多年之后，我也试图拍一些能打动我、打动观众的作品，包括《暖》，包括《那山、那人、那狗》等一些影片。我认为电影还是要能够打动观众，能够带来一些好的启迪并且让观众感同身受的作品，这样一部影片才有有它更加广泛的意义。刚才山田导演也说，如果你喜欢一部片子就会想见他的导演，其实我们也一样，在读书的时候把自己喜欢的导演当做偶像，怀着一种崇敬的心理。但是我跟山田导演确实很有缘分，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时候，坐在开幕影片的嘉宾席上，我记不清他是评奖还是参奖，但山田导演就坐在我身边，我们俩距离很近，第一次相识第一次交流。后来我们成为好朋友，我到东京也去了山田导演的松竹公司。我特别敬佩导演的一点是，导演这么多年都在认真地拍自己的电影，80岁的高龄还是每年都要给松竹公司拍一部电影。我们拍到五十几岁身体可能已经感到很辛苦，但是山田导演凭着他对电影的热爱，对人类的热爱，拍出了这么多优秀的片子。山田导演最早拍过一些像《寅次郎的故事》这样的喜剧，后来又拍过一些其他类型的影片。我就觉得导演有着一颗善良的心，能够拍出各种各样的作品。我听说过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日本演员高仓健在拍山田导演的电影之前演的都是一些武侠类的动作戏，后来他离开东映到了松竹，开始拍的就是山田导演的作品《远山的呼唤》和《幸福的黄手帕》。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见到的高仓健的形象，而且特别精彩，特别能打动我们。我像这可能与山田导演题材的选择和把握影片的能力有关。我们学电影的人会觉得，如何抓住一部电影的重点，如何能把一部电影表达出来让大家喜欢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像《远山的呼唤》这部影片，我当时觉得很精彩，它写了这样一个人和那样一家人的故事，而且过程中就是一些生活中平常的事情和平常的现象，但影片最后被警察带走的时候，那样一个强壮的男人眼里含着眼泪，就特别能够打动你。而且影片在节奏和关键地方的处理上特别到位，你也能感到他由于有喜剧的经验和能力，在真正道别的时候一些细节处理的很精彩，用一种玩笑写出了生动、感人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山田导演真的是一个很优秀的导演，特别值得我们学电影的人学习。
李缨：刚才两位谈到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特别是山田导演能直接谈到自己童年的经验和少年对电影的记忆，我觉得是很难得的。特别是山田导演是不太愿意谈论自己在中国的一些经历。以前，如果有人说他两岁就到中国，在沈阳住过十年，导演是不太愿意的，因为他觉得那可能是一段不太好的历史。但是导演今天愿意自己来谈到这段经历，尤其是在五十周年这样一个特殊的活动，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难的。还有一点，山田导演电影的魅力，就是家庭、家族的描写，一个家族的延续最终是靠什么，因为我总是在想，寅次郎这个人物在日本社会是一个非常不理想、不负责任的人物，他描述了一个有很多毛病的人物，并不是这个社会的理想，但是他能成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最受欢迎的人物，而且山田导演也成为了国民导演，很少有国家的导演能够真正代表国民性及社会性，能够很典型的反映自己国家的文化与国民的情绪，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包括《幸福的黄手帕》，我们这次影展的开幕影片，今天晚上即将放映《弟弟》，其实这里面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宽容，山田导演对家庭、人性的理解有一种特别的宽容，所以特别想听导演谈一下这方面的看法。
山田洋次：宽容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说人和人之间互相不和睦、民族和民族之间互相对立、国家与国家之间怀着仇恨的情绪，可以说这就离战争的日子不远了。我们在日常和朋友相处的时候，或者说和自己单位的同事、邻居、甚至是家人之间，都要有关怀的、宽容的精神，要怀着一颗包容对方放错的心去和别人相处，其实我们都能意识到这是多么的重要，但是往往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人，他们大声的说别人的坏话，而周围的人在听了他们的这些言语之后会不由得受到影响，常常有这样的场景。可以说，二战时期的日本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当时的我还是一个少年，当时的日本人非常缺少宽容的精神，现在回顾那段历史，我觉得是一段很可怕的历史，是让我感到非常羞辱的历史。当然，用现在一般的社会标准去衡量，那是一个特别不靠谱的人，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没有钱、没有家人，什么都没有，脑袋也不好使，长的也不好看，一无是处，还整天的东游西逛，没有干过一件正事，一看到漂亮姑娘就立刻坠入爱河。但是，我们要考虑到，他也是这个社会的一员，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城市，他也有他的家人，也是某个家庭的一员，这样想的话，即使他经常做一些不靠谱的事，我们也自然会有一颗包容的心。我想很多观众看这个电影也是一边看一边笑，或者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出息，但是看完之后也会回过头来想想，会发现好笑的同时或许我们自己身上也有一些类似寅次郎的地方，其实我这人也是有缺点的，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一种同情心，觉得这还是蛮可爱的。寅次郎不是一个英雄豪杰，而是处于对立面的形象。所以说这样一个没出息的男人形象，中国观众看完除了好笑，也会发现这个寅次郎还是蛮可爱的，还是蛮让人喜欢的，如果是这样的想法我会很高兴。另外，在喜剧电影的创作方面，我仍然有一个梦想，我希望能够创造出一个电影任何人看完之后都能捧腹大笑。霍导演，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
霍建起：我实在能力太差，但是我也希望能拍那样的电影。其实山田导演的《弟弟》，是一个长不大的弟弟，但是丰富的人物。山田导演是站在一个高度，以及强烈的人文关怀和人性的表达。我记得那次见山田导演的时候，谈起了二战、战争的过程，映像中还唱了在东北的《渔光曲》这首歌，我就觉得山田导演对这段历史的想法和态度很有高度，对这段历史他并没有回避，而是积极的去对待。所以这么多年，山田导演有那么多好的真诚的电影作品献给大家。
山田洋次：我上高中的时候，六十多年前了，有一个很年轻的中国老师给我们教中文，老师就说你们要学中文就得用耳朵去听，但是他拿来一个需要手摇的手动式唱片机，说这首歌很好听，你们自己学唱，这就是《渔光曲》。他告诉我们这是一部电影的插曲，这部电影讲的是中国人民受到日本侵略之后，渔民们痛苦的生活，当时听完他的讲解我就很想看这部电影。
李缨：山田导演对童年时期的记忆对他一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其实山田导演还有一个计划，希望回到以前故乡--东北，拍摄那个蒸汽机车的纪录片，不知道在他的电影里面会不会出现《渔光曲》，我很期待在电影里可以听到。
山田洋次：我正在制作拍摄这样一个纪录片，蒸汽机中国现在已经很少了，日本也很少。有一个人在日本的各个公园中，把蒸汽机车头全部拆开来修理，让它重新焕发生命，再次的奔跑起来。我们从前年就开始追拍这个事情，现在已经拍完了，是一个纪录片。这种蒸汽机头，大家对它会有怀旧的情绪，在日本也一样。我们还思考到另外一件事，今年3月11号在日本东北地区发生大地震之后，目前日本全国都是出于一种不安的情绪，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这次核泄漏事件何时能够恢复正常状态，这其实反映了过去的一种的想法，那就是二十世纪的时候人们认为科学只要进步了，人民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而这个蒸汽机车车头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地震之后我们也对这个命题产生这样的疑问，真的是科技进步了人就会越来越幸福吗？我想现在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刚才李导也提了很好的建议，《渔光曲》可否用一下，虽然这部纪录片和《渔光曲》的年代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希望中国的朋友也可以看一下，和我一起思考下这个问题。
李缨：山田导演精力非常充沛，他现在还在拍摄《东京物语》，但是因为地震他终止了，所以除了这个纪录片外，大家也很期待的，明年会诞生的一部伟大的作品《东京物语》。今天已经谈了很长时间了，还有一个问题是谈到电影和中国导演的特殊感情以及对整个中国电影状况的关心，因为目前中国电影是市场经济的繁荣时期，但是也带来很多问题，作为一个导演，可能会面临很多挑战和压力，山田导演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电影就是最为资本主义的艺术。对于这一点，霍导演应该也感受深切，山田导演也很喜欢你的《那山那人那狗》，不知道您现在在中国还能否继续拍出自己所理想的作品？现在面临着什么样的压力？以及艺术和商业之间的问题。
山田洋次：我也很想听听霍导演的看法。
霍建起：其实今天是山田导演作品的回顾展，主要是聊山田导演的作品，但既然提到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目前中国电影的状况一定是日本所经历过的阶段，电影的市场、电视的介入、整个市场的繁荣以及商业的通路，每一个导演都会面临这样的现实和话题，其实就是一个过程。作为一个创作者，就是要坚持自己希望表达的东西。山田导演在如此商业且资本主义的日本，依然走自己的路，说明山田导演一直在坚持表达自己内心的东西，这对一个导演一个电影艺术家是很关键的。当然，对于所有的电影创作人员，尤其是坚持人性表达或者艺术片类型的导演来说，应该会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没关系，这就是一个困难的时期，去坚持可能会有新的不同的片子，像《最爱》还是不错的，也是关注人性的。一切都是需要面对，包括最近有人找我拍一些人性的、偏向人的感情、关怀弱势群体的，也很艺术，我自己都觉得有点难，但是还有人在写还有人要拍，就会有可能性。
李缨：霍导演，还有这样一个问题，《那山那人那狗》在商业上非常的不成功，但是在日本却非常的成功，所以中日两国考虑商业和艺术这个问题上，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霍建起：其实商业和艺术分不开，它既有娱乐性又有艺术性。在日本应该是有比较成熟的市场的营销，山田导演的作品也可以在日本获得很多的观众，商业电影在日本也会有很多的机会，因为它相对营销的比较好。对于我那部影片在当时来说确实不是很有商业观赏性，但是日本在营销和推广上做的很好，没有用很猛烈的广告、电视或者路牌，而是用口碑去宣传，用一年的时间来运作这个片子，来做试映，到真正上映的时候连订票都很困难。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影片一定要感动人、打动人，这使日本很多的观众包括孩子看了带着父亲去看，父亲看了以后带着孩子去看，这种家庭关系是中国的、日本的、全世界的。在比较成熟的电影环境中，只要是好电影，艺术和商业应该兼容，都应该获得好结果，投入多少和产出多少是根据投入来决定的，达到你电影的上映效果，就是你这部影片的成功。中国在这方面也会慢慢的成熟起来，今天的中国影院、荧幕、商业电影、观众越来越多，你会突然感到中国观众的水平越来越高，如果片子不好，他们会直接说不好会反抗，这样的片子票房就会不好，因为现在中国观众看的电影太多了，中国电影也和世界接轨了，观众也知道什么电影才是好的。其实这也是对电影人的一种压力，因此要拍更好的电影给大家，而不是以一种商业的方式去达到商业的效果，我认为那样的方式不会太惊艳。
李缨：请山田导演谈谈对电影资本主义怎么看？
山田洋次：艺术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有音乐、雕刻、绘画或者是戏曲等等，电影是一个后发型的艺术，历史不过150年左右，也就是世界进入资本主义之后才出现的。创造一部电影需要有巨额的投资，所以，既然有投资就得有回报，这是电影艺术的特点。在电影行业，我们将艺术和商业当作是连体婴儿，连体婴儿有很多的例子，理论上把相连的地方切开以后他们都能自由，自己活得自己的生活，但是把他们做了分体手术的话两人都会死去，这就是艺术性和商业性对于电影的比喻。试图将两者分离的话，两者都会死去，但这也是电影乐趣之所在。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拍高质量的影片，让很多的人来看，但是这个理想很难实现，背景的、时代的影响，主要是特定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于文化的需求。大家都知道的黑泽明的《七武士》是一部永垂不朽的作品，1954年的作品，而现在日本人的文化追求不一样了，现在的一些比较廉价的文化就能使他们得到满足。作为我们创作人员来讲，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仍然要不断地去追求那些可以打动人心的东西，要有这样的胸怀去创作自己的作品。所以当时在那样的背景之下，《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能够获得那么好的商业票房收入，我认为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也是非常幸福的记忆。
李缨：非常感谢山田导演，从机场直接过来，和我们谈了那么多宝贵的他的思想、他的哲学，还有他人生中重要的记忆。尤其是他刚才谈到的宽容的话题，这其实也是日本文化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而我们举办这样的电影回顾展，希望通过电影增加文化的交往，两国之间能够更多的理解，现实中日本和中国两个国家间还有很多隔阂和不了解的地方，通过电影能够拉近两国的距离，这个活动就有巨大的意义，再一次感谢山田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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