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张雨绮、王全安 |
文章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主笔：孟静
导语：王全安和本刊记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作为导演，还是希望别人关注的是作品。”他的工作室里摆放着几座石头佛像，柔和的目光，缄默，过去王全安很爱讲一句话：“失去什么都不能失去感情。”而现在，他更换了一个词：失去什么都不能失去平静。石雕般的平静。
最近王全安过得并不平静，神秘度忽然飙升，因为一枚8.688克拉的钻戒。而之前他的神秘，是因为他是第三位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导演，但总是处在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状态，或许随着《白鹿原》的完成，人们会愈来愈熟悉王全安的故事。
去年，王全安带着以两岸关系为背景的影片《团圆》去台湾，台湾的同行听说他是延安人，开玩笑说：“延安，那真是个令我们心痛的名字。”童年喜爱绘画的王全安一直以为自己会是名画家，可由于他的姐姐上山下乡，父母希望留他在身边，11岁的王全安被要求考入了延安歌舞团，学习古典舞。上世纪80年代，他有很多出国的机会，这也使得与大多数中国人比起来，他知道得太多了。
穿着团里统一发放的500块钱的灰色西装，接受了防止叛逃的反策反训练后，王全安游历了半个欧洲。17、8岁的他和一个法国姑娘谈上了恋爱，并获得了队友们的保护，夜半失踪的他被找到后，领导教他：“你就说你自己在小树林里睡着了。”
某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法国姑娘带他去了一个地方，告诉他这是他钟爱的电影《老枪》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她聊得眉飞色舞，刹那间王全安觉得导演和舞蹈演员是两个档次的职业，电影可以对一个人影响那么深远。这姑娘开始帮助他留法，“你看过《毛的最后舞者》吗？”王全安插了一句，他差点和那个男主人公一样，在特殊年代被定义为“叛逃”。但他最终没有赴女孩的巴黎之约，年少的他已经清晰地意识到：“我不可能成为一个法国人。出去不是问题，问题是出去后怎么办？”
回国后他着手报考电影学院，当然对团里要打着报舞蹈学院的幌子，21岁的王全安已经初显“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端倪，他知道单位不会放他，自己偷了档案送到电影学院，并忽悠老师说单位太信任他了，由他自己递交档案。由于文化课成绩不佳，他只有报表演系，第一学期他就后悔了。国外的电影学院第一年不分科，可以选修自己喜爱的课程，而我们的教育只放大自己专业那部分。
王全安采取的反抗方式是和导师的干女儿谈恋爱，传说他把所有的老师都气哭过。如果每学期旷课25堂就会记大过，他一般旷到24堂，把挤出的时间去自修或上他喜欢的课。他在表演课上睡觉，先是把四张椅子摆成一排，四仰八叉堂堂正正地睡，有一次醒来天都黑了，所有人都走了。出乎意料的是他各科成绩都很好，老师对他又恨又爱，以致于他妈妈教育他：“你不要锋芒太露，让出一些部分让别人领先。”
第二年进入片断导演，王全安根据自己的校园恋爱经历撰写了一个小品，骗老师说改编于小说《通风的小屋》，其实世上从来没有这篇小说。那时学校开始不那么纯粹了，生意人和学生们抢女生，优秀女生都跟商人走。那个小品空前成功，许多女生看一次哭一次，王全安意识到自己的表达是有力量的，但老师们很恐慌，他们不理解女生们为什么哭，觉得这个东西还挺邪恶。
还没毕业的王全安就出演了张暖忻的电影《北京你早》，当时他自己写过两个剧本，很愿意和导演讨论剧本的结构，张暖忻非常开放和听取演员意见，回忆起这段时王全安自省他的不成熟建议反而给导演造成了困扰。好处是他坚定了一个信念：拍电影不是职业，而是你有话要说，一生要从事的职业应该首先打好基础，基础可以决定走多远。
因此，当别人为了留京跑到教务处闹得头破血流，教务处找到悠哉游哉的王全安，问他怎么想。他坚决表示回西安，从此放弃表演，改行导演。西影厂是个充满骄傲的单位，1988年该厂职工张艺谋得金熊奖时，陕西老乡王全安刚好考进电影学院，多年后也得了同样一座奖杯的他回忆说：“那是天地混沌，一个时代从此划开，真比我自己得奖还激动。”
回西影厂埋头写了13个剧本，他一点没着急过，西安有个优良传统，对“闲人”充满尊重，并不以世俗的成功作为人的价值判断标准。那五年被王全安称为有序准备，“我不认为我有个想法就有多重要，关键是当导演后你干嘛？”毕业20多年后，他的同学还在为片子找钱，而王全安却从未为钱发愁过，他总结说：两点，你没找对人，或者你不够出色。
他永远和投资人说实话，告诉他们：“电影不可能赚钱，想发财不要拍电影。”让自己笨下来是个聪明的方法，总有人想要独特、有质量的东西。王全安的第一部电影投资就是来自于一个酒会上认识的陌生人，坦诚为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十年五部电影，王全安不是个高产的导演，前十年，他只有一位女主角——余男。因为这个原因，有人把他归类为女性视角的导演。“余男的感性和直觉保存得比较完整，所以某种意义上她的答案更准确。”而王全安在男人中，也属于更感性的那类，纵然他的外观是西北大汉，但他一点不介意自己的女性视角，他形容自己似贾宝玉，爱有两种，绵长或剧烈，他属于前者。由于承担繁衍任务，女性更接近大自然，更不易被裹挟进宏大虚妄的革命与辩论中去，因此她们的眼睛也更为平静清澈，看透本质。
现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是《白鹿原》的女主角张雨绮，貌美如花，霸气外露的山东姑娘。前一阵他们新婚，张雨绮向全世界展示了8.688克拉的钻戒，寓意着她的生日：1986年8月8日。这颗闪花了眼的钻石，引起诸多猜测——价格的猜测，对王全安身家的猜测，有媒体为他发明了一个词——隐形富豪。
“这么重要的东西，用我的片酬可以买到。因为我现在就没别的解释，很无奈。一个通过正常从事你的职业的导演，他也可以生活得很好。有些东西甚至钱是买不到的。”这次蜜月旅行，在西班牙，王全安希望当地一位弗拉门戈大师为他们单独表演，如果他是位商人，人家是不会同意的，但得知王全安得过金熊奖，那位舞者欣然应允。那颗钻石是在比利时购买的，原石要更大一些，专门为了张雨绮磨成这个数字。王全安也知道他这么讲，别人更觉得他在炫耀。但对他来说，千金散尽还复来，重要的是他对这个女人的情感。
他相当坦白地表示，张雨绮最吸引他的首先是她的样子，美丽、动人，击中所有男性的软肋。然后是她与外表不相符合的品质，她的周围自然围绕了许多有钱人，但在王全安眼里，她很单纯，“从一开始接触的那段时间我想，假如真是这样那就太好了，怎么可能？会发生那样的事？但实际上就是这样，她的品性非常单纯，非常纯粹。”张雨绮精致玲珑的身体下面藏着山东大汉的忠义、肝胆相照。这一向是王全安最不能抗拒的女性，女人男相，阴柔混合着阳刚，余男身上也有类似特点，只不过张雨绮更为鲜明。“我感觉我们俩能够在一块还是非常幸运的，各种经历，各种原因，还是比较幸运的。但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对对方会喜爱是很自然的事情，一点儿都不奇怪。”
这就回到了目前为止对王全安最为重要的一部作品《白鹿原》，也许它将是一部女性视角的家族史。现在粗剪到五小时长度的《白鹿原》，由于种种原因，一直难以立项，立项后又几易其手，2005年王全安接手至今已经六年，也只有他的耐性，可以蛰伏这么久。他拿出的第一稿剧本，另一位陕西籍作家看后说，陈忠实写这本书时是非常认真的，而王全安作为一个旁观者，会有一种比较调侃的角度。
作者陈忠实和王全安初见时聊天讲到，《白鹿原》的核心是讲中国人在皇权崩塌后心理结构的崩塌。帝制崩溃我们建立了一种体制，但我们没有重建价值观和心理结构，中国人就一直找不到方向。他讲完，王全安接了一句：“一直到现在。”
关中的农民本来是很平静的，无论皇位换谁坐，反正他们都要纳皇粮。可是这百年来的变化，让一贯平静的关中农民也蒙了。从某种意义上讲，王全安的《白鹿原》是现在进行时，“我们发展到今天的惶惑，在精神上还是很惶惑的，我们没有对生的解释也没有对死的解释。于是把所有的恶都释放出来，没有畏惧。”
“《白鹿原》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部小说，小说只是一个载体，像一艘船一样，能载着你逆向往回游历。它将载着你重新审视历史的源头到底是什么。让我兴奋的是，通过这样的旅程，让我们有所发现。这不是说我要拍一个成功的电影，我对那个已经没有那么焦虑了。而是指真的会有所发现，实际上完全不出乎我所料，可能远远超出了我的期望。这样一趟《白鹿原》的电影拍摄，其实是历史长河一个个场景的重新发生。”
100年的家族史浓缩在两小时里，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剪到五小时王全安就已经剪不动了，“它对技能首先是个很大的考验。它是一部小说，但对电影来说，它更偏向于诗歌。”在海拉尔取景的这几个月，事实上王全安也处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里。男主角张丰毅，他得不到导演的明确指示，常常很焦躁。对演员来说，白嘉轩只是个有发挥的角色，但对于导演王全安，它的象征意义会更多。
尤其这些年他游走于国外电影节，思考的终极命题就是国际环境下中国电影往何处去，《白鹿原》是一个契机，也是一个时机。柏林电影节一向带有政治色彩，它在中国电影的几次关键时刻，都有过扶持。陈凯歌的《孩子王》先送交柏林，戛纳先抢去了。中国这边又提供了《红高梁》，柏林电影节评委一看更喜欢，于是张艺谋拔了头筹，于是第五代成为旗帜。
“当我们自身都没有能力更替的时候，柏林电影节再次显现了那种趣味性。”贾樟柯的《小武》也是在柏林电影节青年导演论坛上得到的特别奖，这是中国电影的第六代。
轮到《图雅的婚事》获得金熊奖时，当然不可能重复《红高梁》当年的轰动，但它给了王全安一个启示。德国电视一台的主持人采访他时说：“我忘记在看中国电影，而是被里面的人物和命运打动。”过去王全安看西方电影时，从来没考虑过这是哪国的电影，但中国电影不一样，在西方有着鲜明的标签。
当这张标签有可能被撕下时，王全安异常兴奋，就像一个拳击手，终于与对手享用了平等的竞赛规则。柏林电影节的主席也告诉他。“这个奖给你，也许可以让别的中国导演有所触动，以后更多地热爱电影就可以了。”
王全安学生时期的偶像张艺谋，兴趣早已转向票房电影，相应地创造力和兴趣变得匮乏。从前那套吸引西方人的东西：东方痕迹+传奇+压抑+政治意味，早已不新鲜。描写两岸关系的《团圆〉得奖后，他终于觉得自己不是异类，不再必须迎合西方口味，对他来说，这个挣扎是很艰难，你既想得到影响力，又不想那么乖乖地听话。舞蹈出身的王全安把这种关系比作“与狼共舞”。
“虽然不敢说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就中国这个环境是历史上最好的，但已经接近比较好的环境。”在这个上升过程中出现螺旋式的起伏是正常的，王全安对未来非常乐观。
“作为文化创作来讲，因为我们正是有某种禁锢，而造成了一种惰性。”
“一个完全正常开放的环境，对文化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水平。但是文化的积累又不是投机能获得的。这不是炒股，那是上楼梯一层一层踏踏实实积累过来。因为我们没有别人这种环境，所以文化的困境就凸显出来。比如说电影学院的人，见识还不如社会上那些人的见识。对电影的理解，看到的还不如社会上的影迷多。还想拍大片，这个时候你已经滞后了。禁锢真的是这么一开，首先受到冲击的是电影界的从业人员。因为资本主义相对比较简单，资本主义就是你能弄就弄，不能弄就挨饿去。你看洛杉矶多少人天天在咖啡馆泡着的，端盘子的全都是想当明星的，拿着电脑的全是想当导演的。”
禁锢使得中国电影人能轻易地原谅自己可以不动脑子，“中国电影应该意识到时代对我们的要求，做更多的创作，表现出你的智慧。”
(实习记者方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