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绍林：“上话模式”的缔造者

　　为上话开出药方

　　搜狐戏剧：上话比北京人艺、国话的建立时间短，但是发展却有目共睹，您领导下的上话如何走出自己的一条道路？

　　杨绍林：上话的前身是上海人艺和上海青话。上海人艺的第一任院长是夏衍，黄佐临是副院长。上海青话的第一任院长是熊佛西，也是上戏的院长。上海人艺始建于1950年，说起来比北京人艺还早两年。从中国话剧的发展史来说，中国最早有话剧演出就是在上海，时间是19世纪末，但当时主要是洋人演剧。还有中国最早的话剧剧场，就是上海的兰心大剧院。直到1907年，中国人开始有了自己的话剧也是在上海。所以说，话剧的传统在上海是非常悠久的。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成立于1995年，由上海人艺和上海青话合并而成。当时所有的国有院团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话剧和影视在抢演员，由于剧院的财政投入窘迫拮据，经济状况不佳，我们根本没办法去和影视竞争的，而且当时话剧市场又面临萎缩，都逼着我们去思考改革的问题。所以应该说，上话的改革是我们自觉的改革，是当时那个生死攸关的情形促使我们必须去走出一条道路，找到今天的上话模式。后来我发现，我们实际上是早了十六年。今天这些国有院团所面临的问题和我们当时一样。1997年中国话剧九十年，我来北京开研讨会，在会上我谈“制作人制”、“项目管理”，我觉得我好像是“天外来客”，谈的东西都非常遥远，但是今天在谈这些问题，大家都已经有共识了。回过头来讲，其实还不只十六年。我做过上海人艺的院长，1988年全国搞“定编定岗”，我发现大家是有改革的想法的，但是放到院团上来，这个“药方”没有疗效。93年在上海人艺我就开始摸索改革，直到95年两个团合并，建立上话，正式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

　　搜狐戏剧：您是如何在十多年前就有这样的远见？是什么启示了您要走改革的道路？

　　杨绍林：这是两个方面吧，一是要把我们的发展放到全球视野里，看人家发达国家的院团是怎么发展的，人家有什么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拿来借鉴的；第二，要对我们的国情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对我们这个职业的特点有充分的认识。比如当时流行的“职称评定”，“定编定岗”的管理办法是不是适合我们这个行业呢，这是需要考虑的。演员这个职业是个特殊职业，笼统地说是一个自由职业，它有五点特殊性：1、就业形态流动性，这是资本在起作用，影视给钱多，演员就流向影视，这是很正常的，所以用圈养的方式不可取；2、岗位设置不确定性，一台戏要根据戏的需要、市场的需要来选择演员，因此“定编定岗”是不可行的，聘多了管理成本上升，聘少了又不够用；3、评价机制模糊性，如果用“职称评定”的办法把老中青三代演员都放到一个平台上，这是不公平的；4、职业年龄差异性，有的女演员就是吃青春饭，如果都圈养起来这就很麻烦，再有比如到了年龄一律清退，这也是不科学的，有的人明明可以演，而且戏也需要老年演员；5、演艺职业个性强，这个职业是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管理的，比如让演员坐班的方式，这就没必要，当演员的基本生活没有问题时，戏、角色，乃至于合作者都是他/她选择一出戏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对于大腕来说。当你把演员这个职业的特点都搞清楚就一切都明白了，如果体制不能适应这个职业特点的需要，那就会处处碰壁。

　　搜狐戏剧：具体您有哪些改革的措施？

　　杨绍林：95年开始，上话的改革力度是非常大的。我推行的具体措施有比如“制作人制”、“项目管理制”、“演员俱乐部”等。

　　搜狐戏剧：“制作人制”和“项目管理制”具体到实践中是一个怎样的流程？

　　杨绍林：在上话，每个人都可以当制作人，我们有一个聘用手册，你符合要求就可以，我们把责任分割给若干个团队。比如林奕、童歆夫妇就做了一个阿加莎-克里斯蒂系列的话剧。

　　搜狐戏剧：那“演员俱乐部”具体是怎样的？

　　杨绍林：“演员俱乐部”其实更像是现在经纪人公司的管理方式。因为我们没有欧美国家演员工会那样的行业自治组织，但又要处理好老中青三代演员的关系，保障他们的权益。演员俱乐部的目的是为老人搭建一个基本的保障平台；对中生代演员来说，主要就是货币化；对青年演员就是按劳分配。我们不是包养式的管理，对不同年龄段的演员应该是区别对待。

　　搜狐戏剧：上话的“演员俱乐部”有自己的电子期刊和官方博客，宣传上也是不遗余力。

　　杨绍林：对，这都是在演员俱乐部的运营管理成本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