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晨报：“三高” 歌剧拯救者还是掘墓人

　　时至今日，任何一位世界顶级男高音在北京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欣赏。在国际上，更多歌剧界人士抱怨，“三高”的超高身价吸走了这个行业本应得到的大批金钱，人们并没有因此而更多地走进剧院欣赏歌剧。这种观点确有偏激，如果把歌剧的衰落完全归罪于“三高”是不公平的。不过，在歌剧衰落的当口，“三高”的“强心剂”效果的确有限，更要命的是，他们这十几年让全世界记住了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三个名字，却不再关心歌剧。

　　如果登录帕瓦罗蒂的经纪人提博·鲁达斯的网页你就会看到，当年他推出“三高”的初衷之一就是有感于歌剧事业的没落，他希望利用“三高”所营造出的巨大影响力，让今天的年轻人重新喜爱上歌剧。为此，他为“三高”演唱会设计了最好听、最过瘾、最出彩的经典歌剧咏叹调曲目以及意大利、西班牙民谣。今天，人们津津乐道，家喻户晓的《今夜无人入睡》、《我的太阳》，都应该归功于“三高”。但在更多中国人的心目中，男高音从此只知道“三高”，不管他们有多老，也不管他们是否还唱得动。

　　全新“三高”

　　效应为零

　　早在“三高”最红火的2000年，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歌剧新闻》杂志就有一篇《谁是“三高”之后“新三高”》的文章，论述新世纪谁会成为“新三高”，文章列出了几个组合，其中的首选组合是阿根廷的何塞·库拉、美国的理查德·利什和丹尼尔·希科夫，这三位都是当年活跃在世界歌剧舞台上人气最高的男高音。不过，在“老三高”如日中天的2000年，“新三高”毫无意义，也从未组合在一起以“新三高”的名义演出过。但随着“三高”日渐衰老，“三高演唱会”的数量已经难以满足当今世界各地的需求，“新三高”再次被提到台面上来。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一个“新三高”组合试图“闯关”。这个组合由两位意大利男高音朱塞佩·乔尔达尼、萨尔瓦托雷·里奇特拉和拉美男高音拉蒙·瓦尔加斯搭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新三高演唱会”，他们声称与“老三高”的通俗路线不同，他们都是正值盛年，要以实打实的歌剧咏叹调曲目，展示美声男高音的“过硬唱功”。那场演出，瓦尔加斯甘美的声音有时让人恍惚帕瓦罗蒂再现，但他其实更像卡雷拉斯；乔尔达尼的表现已经堪比“三高”的任何一位，而里奇特拉却已经风光不再，虽然在场观众无不欢喜，但日后效应却近乎为零，“新三高”想借助北京奥运会起飞的梦想未能实现。

　　国产“三高” 版本多样

　　早在“紫禁城三高演唱会”之前，在中国的美声界就一直想推出自己的“三高”，但效果不济。直到“紫禁城三高演唱会”后，人们的热情再次高涨，而戴玉强“第四男高音”借着“紫禁城三高演唱会”顺风车，名气大涨，旋即又远赴意大利，到帕瓦罗蒂家中接受耳提面命，作了帕瓦罗蒂的“关门弟子”，中国观众也因为有了可以与“三高”比肩的男高音而格外自豪。“中国三高”很快出炉，戴玉强当仁不让排在第一位；香港的莫华伦虽在欧洲剧院久经沙场，也只能屈居第二；至于第三“高”，则在不同的演出中有多个版本，有上海歌剧院声音华丽的魏松，有曾在纽约大都会出演主角的张建一，还有林林总总其他组合。在这些组合中唯有戴玉强是不会被替换的，看来“老三高”的血脉还是更吃香，没有他的“三高”都是浮云。从这个层面看，“三高”为21世纪留下的“遗产”是相当沉重的，“三高”已经成为一个专属名词，别人无法取代。

　　还记得帕瓦罗蒂去世不久，卡雷拉斯在北京说的一句话，“‘三高’就属于我们三个人，我们不会因为走了一个而再补充别人进来。‘三高’已经成为历史，这个时代结束了。”

　　女版“三高” 难成正果

　　就在“三高”如日中天的时候，精明的鲁达斯已经为他们日渐衰退的声音而担忧，他开始算计着下一个“突破点”——“女三高”。在“紫禁城三高演唱会”时，他以提携中国青年歌唱家为由，邀请三位中国顶尖女高音登台与“三高”共唱《饮酒歌》，中国“女三高”的说法从那时就开始了，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女三高”从未借此东风推出自己的品牌，反倒是原本在鲁达斯“替补”之列的“第四位男高音”戴玉强，在日后独享其成，大红大紫。

　　关于鲁达斯的“女三高”并未沿用“三高”模式，他最初选择的都是当今世界上有一定名气且尚在上升期的女高音，虽然也曾名噪一时，但由于名气不够，不久便销声匿迹。而北京奥运期间除了一台“新三高”，其实还有一个“女三高”计划，是意大利个性十足的次女高音切契莉亚·巴托丽、风光无限的罗马尼亚女高音安吉拉·乔治乌和气质典雅的美国女高音蕾妮·弗莱明三人。不过，由于三位“牌儿”太大，个性太强，不容易聚合在一起，所以，只能为她们每人在大剧院安排一场独唱会。这期间，还发生了巴托丽的退出和韩国花腔女高音曹秀美的“替补”，“女三高”稍降半格。

　　但鲁达斯仍不死心，2010年他再次瞄准南非世界杯，继续推动他的“女三高”计划。在他的新“女三高”人选中巴托丽和乔治乌仍是不二人选，第三人则变成了当今大红大紫的俄罗斯性感女高音安娜·涅特莱布科。从吸引眼球的角度看，这绝对是上佳的组合，但功败垂成，最大的障碍相信还是女人自己。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女三高”在歌剧和个人独唱音乐会上都已经成为票房保障，堪称是歌剧界的世界头牌儿，想要让她们再来一个“三人组合”恐怕很难。再有一个重要原因，“三高”推出是在他们接近从歌剧舞台退役的年龄段，“三高”演唱会可以被看作是“夕阳红”发挥余热。而这三位女高音都还正处在风华正茂声色俱佳的年龄段，唱“女三高”除非是不想唱歌剧了。而当她们到了退役年龄，恐怕自己想“夕阳红”，观众也不愿接受了。

　　■歌剧轶事

　　“三高”偶像

　　从未唱过歌剧

　　说来话长，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歌剧就已经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就像今天一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逐日益丰富新鲜的各种娱乐，歌剧界开始努力地往回拉观众。这其中，一位叫马里奥·兰扎的意裔美国男高音成就了奇迹。他拥有最漂亮的男声音、英俊的相貌，无论是意大利歌剧咏叹调还是拿波里民谣，都能够把美国观众唱得如痴如醉，但他却从未在歌剧院里演唱过任何一部歌剧。他曾经在一部电影《伟大的卡鲁索》中演唱英年早逝的20世纪最伟大的男高音卡鲁索，片中卡鲁索面对情人放歌拿波里民谣的浪漫镜头和卡鲁索在歌剧院里风光无限的场景，激励了少年时代的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在他们的记忆中，都曾提到正是那部电影，让他们立志成为伟大的男高音，而他们也最终都成就了自己的理想。

　　■记者手记

　　《我的太阳》进入

　　“家常菜”时代

　　如果说让中国人普遍接触到意大利歌剧，“三高”功不可没。如果说为中国人打开一扇通向意大利歌剧的大门，那应该归功于“三高”之前1986年的帕瓦罗蒂。帕瓦罗蒂率领着热那亚歌剧院在简陋的北京天桥剧场上演了四场普契尼歌剧《波西米亚人》，而帕瓦罗蒂的明星效应更在他北展剧场和人民大会堂的独唱音乐会上发挥得淋漓尽致，《我的太阳》灿烂在每个观众的心里。那时候全中国人民尽知帕瓦罗蒂，但还不知有多明戈，更谈不上卡雷拉斯。那是中国人饥渴的初级阶段。

　　“紫禁城三高”是一个新时代的产物，在中国已经走向富强向全世界显示强大实力的年代，又恰逢北京申奥契机，世界级文化的盛典是必不可少的。还是《我的太阳》，但“紫禁城三高演唱会”，无论从制作能力、演出规模和全球影响力上都达到了“与世界同在”的水准，北京奥运也因此而更加辉煌。

　　又是一个十年，波切利此次到来也开启了“后奥运”时代，世界巨星演出进入“家常菜”时代，尤其是国家大剧院的出现，中国的观众已经不需要N年一遇地欣赏经典艺术。在大剧院，我们可以长年欣赏到众多世界当红的世界级歌唱家走马灯般的音乐会和歌剧演出，而不用总是慢上几拍再赶着看“落日余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