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策划《双城记》之：京沪话剧两地书

　　京派海派之争，由来已久。《孟子.尽心》中说“居移气，养移体”，京派海派的差异追根溯源还是不同的地域文化影响下形塑的文化风骨。鲁迅对此早有判语，“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

　　北京、上海，一处是饱经历史风霜的政治古都，一处是当年历经欧风美雨洗礼的十里洋场，一处是如今的政治文化中心，一处是如今的经济中心，由此衍生出来的京派海派之别，也从最早的京剧界蔓延至三十年代喧嚣一时的文学争鸣，乃至一切的艺术形态，在这两地都被打上了深深的地缘文化烙印。话剧艺术，自然也不例外。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下简称北京人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以下简称上话），是京沪两地最具影响力的话剧院团。从一个大而化之的角度来看，如果说北京人艺是“关西大汉，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那么上话便是“十七八女，按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当然，这种概括尚属社会学范畴的“刻板印象”，可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两地话剧的某种分野。从这两个最具代表性的话剧院团截然不同的两种面相，我们或许可以管窥两地话剧乃至中国话剧的两种不同形态。

　　风格成因：经典魅力 悠久传统

　　提起北京人艺，它早已超越一个单纯的话剧院团所承载的意义，而被符号化为中国话剧最独树一帜的存在。如果将北京人艺框定为简单的“京味”，则是对它的一种狭隘读解。在人艺老编剧梁秉堃的心目中，人艺是“创造出具有民族审美意趣的剧团”，人艺所创造出的一系列经典舞台形象，梁秉堃认为其特点就在于可“入诗入画”。1954年便调入人艺工作的梁秉堃可算是不折不扣的“老资格”。这些年，已经退休的他依然在为自己挚爱的老人艺书写着历史，去年出版的《史家胡同56号：我亲历的人艺往事》便出自于他的笔下。

　　1952年建院至今的近六十年里，北京人艺将其严谨大气、厚重质朴、带着浓烈民族色彩的现实主义风格延续下来，半个世纪过去，她的文化风骨依然感染着一代代的人艺人，濮存昕(在线看影视作品)就是其中一个。这个早已功成名就，却依旧淡泊名利的人艺“戏骨”也堪称是人艺的“劳模”，上个月刚刚结束《原野》的二轮演出，《蔡文姬》和《李白》两部大戏又提上日程，在人艺的排练场上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他的身影。濮存昕认为，人艺风格的魅力在于“始终保持着文学剧院的传统，所有的动力都由剧本开始”。北京人艺过去被称作“郭老曹剧院”，中国话剧这三位大师级人物郭沫若、老舍和曹禺为人艺贡献了一批经典现实主义剧目，包括《雷雨》、《茶馆》、《蔡文姬》在内的的名剧，也经由几代“人艺人”的搬演而成为了深入人心的舞台形象。人艺副院长、著名演员濮存昕看来，正是这种对于经典文本一如既往的执着，让北京人艺在起跑线上就把全国其他话剧院团远远甩在身后，赢得了日后“中国话剧的典范”的美誉。

　　在谈到人艺风格时，导演顾威认为“现实主义”就是北京人艺始终坚守的风格。从导演到演员，都被统一在这种正统而经典的风格之下，从流淌的血液到散发的气质，都打上了深深的现实主义烙印。

　　上话同样有着悠久的传统，上话的前身是上海人艺和上海青话。上海人艺的首任院长是夏衍，副院长是黄佐临，上海青话的首任院长是熊佛西。从中国话剧的发展史来说，中国最早有话剧演出就是在上海，时间是19世纪末，但当时主要是洋人演剧。上海还有着中国最早的话剧剧场——兰心大剧院。直到1907年，中国人开始有了自己的话剧也是在上海。所以说，话剧的传统在上海是非常悠久的，说起来上海人艺始建于1950年，说来比北京人艺还早两年。

　　“北京人艺走的是焦菊隐话剧民族化的道路；而南派的上海，走的是黄佐临的布莱希特风格，总的说来，上海民族化的作品比较少。”顾威谈到两地戏剧风格的差异时这样说。上话的话剧传统不同于北京人艺正统的现实主义，它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欧美话剧的影响以及商业化气息，从早期上话话剧的奠基者夏衍、黄佐临、吴祖光、石挥、李健吾等人就可以看出，老一辈上海话剧人普遍带有欧美留学背景，深受西洋戏剧影响，上海人艺的第一任副院长黄佐临早年便是师承自英国戏剧大师萧伯纳门下，他所创办的苦干剧团，在三四十年代便演出各类改编自欧美名著以及流行小说的戏剧作品，比如改编自匈牙利话剧的《梁山君子》，李健吾根据《麦克白》改编的《王明德》，甚至还上演捷克话剧《机器人》这样探讨现代科技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先锋戏剧，甚至在该剧的营销手段上，想出了让一群剧院的忠实观众到票房排队挤票，造成票房火爆的假象来带动票房销售，收到了很好的营销效果。而今天在上话热演不衰的阿加莎等推理剧也是早有传统，早在三四十年代，黄佐临的“苦干”剧团就已经演出过《福尔摩斯》、《一霎那》等推理剧，早就培养了良好的观众基础和欣赏趣味。

　　现实主义：一种主义，各自表述

　　事实上，不只是北京人艺的现实主义才算现实主义，上话所呈现的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现实主义，北京人艺注重的是现实主义的气质，一种氛围和态度，而上话的现实主义则是紧贴当下，一种追逐热点，刺激观众当前最关注的敏感点的现实主义。上话炙手可热的导演何念认为，现实主义指的是斯坦尼体系的表演方式，上话与人艺风格上的不同，只是两个剧院对于题材偏好的不同而已，而用上话总经理杨绍林的话说则是：上话从来不脱离观众的欣赏水平，我们在此基础上引导观众，并希望戏剧能先成为这个城市的人生活的一部分，然后再去谈要有什么担当。

　　人艺的现实主义，用于是之那一代演员总结的话来说就是“深厚的生活基础，鲜明的人物性格，精彩的创作手段。”濮存昕在此基础上加上了一条“完整的艺术”。对于北京人艺来说，现实主义更多的是一种风格，一种氛围，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而不是针对当下现实生活的一种回应，人艺演员杨立新在谈到人艺的这种现实主义风格的时候指出，人艺的现实主义的力量全在于其作品本身的质感，而不在于作品表现的是哪个年代，“90年92年前后，演《茶馆》到什么程度，大幕一打开，观众就开始报以热烈的掌声，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终于明白了，观众对着一个红丝绒幕。大家准备看戏了聊天，当大幕一打开，忽然间就有了一个时间的分水岭，有了一个时空隧道一样。陡然到了1898年的西城大茶馆活生生的就出现在你面前了，每个人你都看不穿，你都觉得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就那种现实主义氛围，现实主义具体到汗毛里边的东西就把观众征服了，这就是现实主义的魅力。”

　　上话的现实主义走的是另一条更为直截了当的道路，上话所呈现的现实主义的核心是紧贴现实，回应当下，从早期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便是针对当时西安事变之后不久，抗日统一战线处在酝酿之中，国民党政府被迫有条件地释放一批长期关押的共产党人和其他政治犯。夏衍因为一些革命者经营救陆续出狱的事件所触动而创作的剧本。1978年宗福先的《于无声处》也是一部针对当下文革结束初期的思想解放话剧。还有一系列根据当前热门影视剧改编的话剧，展现白领阶层生活（《杜拉拉》）、高房价（《蜗居》）、年轻人的婚恋方式（《裸婚》）等流行元素所创作的一批作品。而这种紧贴当下的戏剧倾向往往被认为显得过于迎合大众，很难有深刻反映现实的作品。“上海基本上都是搞现代的，到现在也是。我的感觉是，当代戏写深刻了演深刻了都是很难的。从剧目来说，京派是比海派厚实，说白了就是深刻。海派话剧有时候容易形式大于内容。”人艺编剧梁秉堃这样说。

　　困境：艺术向左，商业向右

　　尽管北京人艺有“中国皇家剧院”之称，其麾下集合了一批当前中国最好的话剧演员，享受着国家巨额的政府拨款，但是依然面临着艺术创新和商业冲击的双重困境。近年来，北京人艺大量重新排演《茶馆》、《雷雨》、《蔡文姬》等剧目，其重要原因就是“新剧本的艺术质量达不到上演的要求。”现在，大量的剧作家流向了影视剧创作，一个剧本的稿酬也就几千元，而一部电视剧能达到数十万，对于像人艺这样有着文学传统的剧院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在这种局面下，人艺就显得有些过于固守经典而缺乏创新力量，对于当下社会也难有更为直接和有力的回应，尽管人艺今年也有过这方面的尝试，比如在小剧场话剧方面，2001年排演过网恋题材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纪念鲁迅的话剧《女吊•无常》，2002年排演过《足球俱乐部》，这些作品无论是在观众反响还是票房收入上，都只能用“铩羽而归”来形容，这几部话剧到上海演出的上座率平均不到两成，在走青春时尚的路线上，北京人艺远没有上话来得得心应手。

　　跟北京人艺相比，上话所面临的问题则是缺乏有影响力的经典保留剧目，尽管上话总经理杨绍林并不认为上话缺乏保留剧目，“我们有一些戏在未来二十年内都能演，比如《秀才与刽子手》、《正红旗下》、《商鞅》、《大哥》、《长恨歌》，外国戏里有《艺术》、《蝴蝶是自由的》。其实一部戏有没有价值，不是看什么评奖，而是要让时间来检验，过二十年再看，那是一目了然的。”但是这些剧目在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面前就显得有些分量不足了，现年70岁的人艺导演顾威对于上话的缺少保留剧目也有这样的说法：“经典是需要时间的沉淀，时间的考验。你看南派的保留剧目相对的说就少了，这个保留剧目不是自然的，你得有这个意识。比如北京人艺哪些剧目是保留的，这是公认的，不是哪个人说了算的。”

　　跟北京人艺相比，上话向来具有很强的国际视野，“欧美当代戏剧典藏演出季”、“亚洲当代戏剧季”等国际交流项目都声势不小，在杨绍林看来“上海就是一个时尚的、活力的国际大都市，我们剧院的定位也和上海这座城市的定位是类似的。所有这些的交流都是为了打开我们的戏剧观，让一个广阔的戏剧观去进一步开掘我们的创造力。”但是上话所受到的地域局限性同样不小，比如在上海演的如火如荼的阿加莎推理剧，全年上演了六部，上座率几乎都达到九成以上，演出场次平均每部戏超过30场，同时带动了福尔摩斯、东野圭吾等悬疑题材作品也纷纷被搬上舞台。但是这些话剧只在上海风行，一出上海立即没了市场，在上海话剧市场最热门的悬疑剧、爆笑剧、白领情感剧和职场话剧，在创作上轻、喜、浅乃至庸俗现象尤为明显，作为一家国有院团，似乎上话目前所做的也仅仅只是让看戏变成上海人的一件时髦的事情，除此之外，并未留下太多引发人思考的东西，而在剧目选择和媒体宣传上一些过于商业化、平庸化的举动也在一点点突破自身的艺术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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