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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贾樟柯--拿什么守护我们的梦想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2011年01月15日10:50
2011年1月5日,拍摄于北京798第一车间,贾樟柯在“语路”计划发布会现场(姜晓明)
2011年1月5日,拍摄于北京798第一车间,贾樟柯(在线看影视作品)在“语路”计划发布会现场(姜晓明)

  原定男一号梁景东必须剪掉蓄了两年的长发。所有工作人员准备就绪,梁景东依然不愿剪发。在与他大吵一架之后,贾樟柯扔下剪子,跳上车离开片场。顾峥追上了贾樟柯。在一条正在修路的岔道,贾樟柯一屁股坐在路基上,流下了眼泪

  本刊记者 余楠 发自北京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梦想这东西和经典一样,永远不会因为时间而褪色,反而更显珍贵。”这是短片《老男孩》片尾的话。2010年10月底,当这部42分钟的短片在网络问世后,迅速引发了观影热潮,首发网站的点击量已超过六千多万。“生活像一把无情刻刀,改变了我们的模样,未曾绽放就要枯萎吗?我有过梦想。”当片尾曲响起时,无数网友说他们泪流满面。

  大片云集的影像时代,一部制作上问题颇多的网络短片,究竟靠什么打动了苛刻的网友?“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只剩下麻木的我,没有了当年的热血……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吗?任岁月风干理想,再也找不回真的我。”在主题歌直白的自述和追问中,你能听到最广泛的共鸣,那里也许就埋藏着最多的答案。

  究竟是什么吞噬了我们的梦想?是梦想在刁难我们还是我们在背弃梦想?是不是走得太远,就注定会忘记为什么出发?在无解的现实面前,梦想也许四面楚歌,要怎样去打赢这场一个人的战争?

  带着这些疑问,导演贾樟柯最近带领一个年轻的导演团队,出现在了公众视野之中。他们把镜头聚焦于12个不同的中国梦,讲述这些梦想斗士如何渡过曾经的那些艰难时刻。

  其实贾樟柯本人就是中国梦的一个样本。一个毫无资源背景的县城青年,只身来京寻找电影梦。从《小武》打拼至今,他用13年的时间,让自己从一个主流之外的电影民工,化身为最受国际影坛注目的亚洲导演之一。刚过不惑之年,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已将“终身成就奖”加冕于他。

  就连贾樟柯本人都不否认,自己的梦想“阶段性地实现了”。圆梦以后,他开始帮助年轻人去实现他们的电影梦。凭借“语路”计划,贾樟柯将6个年轻导演推到了前台。他们中间,年纪最大的32岁,年纪最小的刚过22岁。这是他第二个扶植新人的计划,先前启动的“添翼”计划制作的首部青年导演作品也将在今年面世。

  宣判无期徒刑

  1999年1月13日,刚毕业的贾樟柯第一次走进电影局的机关大院,奉命“接受电影局谈话”。那一年,他29岁,刚刚拍完长片电影处女作《小武》。

  在电影局官员的办公桌上,贾樟柯看到了一份复印材料,是台湾某报影剧版一篇关于《小武》的报道。在正文旁边,还有一行手写提示:请局领导关注此事,不能让这样的电影影响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材料的署名,在后来贾樟柯的叙述里,是“某第五代大师的文学策划”。

  因为首部独立短片《小山回家》在香港独立短片展获奖,贾樟柯获得了生平第一笔投资,人民币20万。春节回家,他写出了《小武》的剧本。开机前,摄影师余力为怀疑:这点钱,我们能拍完吗?贾樟柯说:只要摄影机转起来了,就有办法。后来他们用21天在贾樟柯的家乡山西汾阳完成了全部拍摄。

  《小武》的原型是贾樟柯学生时代的结拜兄弟,外号“毛驴”,后来成了小偷。他们一起的另一个结拜兄弟做了警察,负责看管“毛驴”。春节回家时,做警察的兄弟告诉他,“毛驴”在看守所成天跟他探讨“人为什么活着”这类话题。“小偷也有自己的尊严”,贾樟柯于是构思出了《小武》。

  因为成本极低,《小武》采用16mm胶片拍摄。按照国产电影技术审查的规定,32mm以下胶片拍摄的电影无法进入院线。“我当时就一直觉得我拍的是一个学生作业,我们也不可能有什么商业上的企图”。贾樟柯说。

  这部没有任何商业企图的“学生作业”一问世,便获得了国际电影节的热情拥抱。柏林是《小武》的第一站,首映结束以后,所有人起立鼓掌,人们夹道欢送贾樟柯团队从台上走下来直到退席。从柏林的青年论坛大奖开始,贾樟柯和他的《小武》一起,开始了职业生涯的巡回获奖之旅。

  法国《电影手册》杂志主编夏尔·戴松说:很少有一部影片像《小武》那样给人如此充满生命力的感觉,它的创作手法摆脱了中国电影的常规。在他看来,《小武》“标志着中国电影活力复苏”。后来《小武》登上了这本杂志的封面。

  “家乡汾阳的生活给我一种自由的精神,县城里有我们的喜怒哀乐,我拍电影的时候,这样的场景、空间,这样的生活在中国电影里是没有的,我觉得这很不公平。”贾樟柯说。“应该有一部电影,把这些穷街陋巷的生活讲出来,这也是我拍电影很大的一个动力。我拍汾阳,不是因为它特别,而是因为它是当代中国的缩影。”

  这样的讲述在官方那里获得的评价是:未经许可,私自拍摄,私自参赛。离开电影局时,他手里拿着对他的处理意见:贾樟柯私自拍摄《小武》一片并赴国外参赛,严重地干扰了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自即日起,禁止其从事电影相关工作。

  处理意见并没有具体说明贾樟柯被禁的年限,“我也写文章,我也知道春秋笔法,当然清楚模糊意味着什么。”一纸文书,实际上宣判了这位刚刚出道的青年导演无期徒刑。“当时我充满了愤怒。”

  官员告诉他:这样的事情,民不告,官不究。现在有人举报,我们就必须处理。本来应该罚你两万,考虑到你是学生,就一万吧。

  最艰难的时刻

  电影局处理意见下来的时候,贾樟柯正在筹备第二部长片《站台》。这部被他自己誉为“精神自传”的新片,在韩国釜山电影节上参加首届剧本大赛便获大奖。当众多投资渠道开始向他敞开时,他选择了日本制片公司T-MARK,它的老板是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他相信这个选择可以在获得投资的同时,保持创作的独立性。”贾樟柯的文学策划顾峥这样分析。

  按照贾樟柯的设想,《站台》要拍成“一代人的精神史诗”。这个剧本同时也赢得了国内电影制片厂的好感,北影、上影都打算参与投资。因为贾樟柯禁令在身,北影厂专门向电影局打报告说明《站台》情况:艺术上难得一见,政治上绝无问题。所有的努力最终无功而返,贾樟柯没有获得解禁。

  “不等了,抓紧开拍!”海外投资还在审批尚未到位,贾樟柯决定自己先垫钱尽快开机。1999年,他手头已经有一张500万人民币的存折。因为《小武》的海外发行十分理想,作为出品方之一的贾樟柯,获得了这笔可观的第一桶金。“反正老子有钱,你爱批不批,爱放不放!”

  一百多人的摄制组又一次来到了贾樟柯的家乡汾阳。零下12度的严寒,7级狂风,剧组在吕梁山下的旷野中开机了。第二天,因为角色更换,原定男一号梁景东必须剪掉蓄了两年的长发。所有工作人员准备就绪,梁景东依然不愿剪发。在与他大吵一架之后,贾樟柯扔下剪子,跳上车离开片场。

  顾峥追上了贾樟柯。在一条正在修路的岔道,贾樟柯一屁股坐在路基上,流下了眼泪。“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哭。我想到他被禁的不如意,又不知道该如何劝。他压力太大了。”

  后来二人和解,梁剪掉头发后拍摄继续进行。随后几天的拍摄是在大雪中进行,妈妈来到片场,看到贾樟柯和同事在冰天雪地一边挨冻一边拍摄,心疼地建议:傻孩子,剧本不是你写的吗?你别写大雪不就行了吗?

  《站台》贯穿春夏秋冬四季,所以采用分阶段拍摄。冬季的样片出来以后,日本和香港的监制十分满意。更大的喜讯是,戛纳电影节邀请影片当年参赛,前提是必须在开幕前一个月完成。所有人欢欣鼓舞,贾樟柯却拒绝了。如果没有四季,他要的历史感就不会出现在电影里。“他不希望因为一个电影节来安排拍摄日程”,在顾峥看来,贾樟柯“已经拍疯了”。

  剧组最终在严重超支的情形下完成了最后的拍摄,当3小时10分钟的成片问世时,威尼斯电影节向贾樟柯发出了邀请。2000年8月,《站台》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

  这一年,香港导演周星驰拍摄了《少林足球》。7000万港元的空前票房,宣告了华语大片时代的到来。很快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影院,但是他们不会看到《站台》。

  很多人记忆里第一次看《站台》是在北京三里屯的一个酒吧。在没有解禁的日子里,贾樟柯电影一直以民间放映的形式和国内观众见面。放映是在6月的一个下午,为了遮挡玻璃天花板上投入室内的光线,酒吧工作人员搭梯子爬上房顶,拿窗帘之类的东西遮光。放映时,外面忽然下雨。因为漏雨,酒吧内不得不重新搬动放映设备。

  “那是我最难过的一次。我不明白为什么一部电影跟大家见面,会这么难这么难。”贾樟柯说,“如果在电影院,肯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可它为什么就不能在电影院放呢?我觉得太挫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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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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