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报网
南方都市报12月9日报道 电影《赵氏孤儿》的编剧署名事件引起诸多议论。参与编剧的高璇对于被署名为“前期剧本创作”而感到不满，《赵氏孤儿》制片人陈红对此表示这是因为合同中止，高璇只写了一部分剧本的原因(详见本报12月6日报道)。之后的日子里，高璇在其微博中发表了十几条记录，表示“关于《孤儿》，我不再有任何个人诉求，今后只谈编剧维权”。在网络的高强度传播下，编剧维权又引发关注。
“中国电影缺的就是好剧本。”剧本荒是近年中国电影创作的一大难题，编剧维权也同样是个老大难的问题，年年听到自称被剥削的编剧们的声泪控诉。《赵孤》署名之争继续凸现这一点。近日，南都记者采访了多位编剧，对此次事件发表他们的见解。关于编剧的署名、版权、相关法律法规等问题似乎依然无解。
从不署名到变相署名
●编剧声音：只要动笔了，就应该署上“编剧”●症结所在：导演中心制
【事情还原】
编剧高璇：关于《赵氏孤儿》说这么多，我只有一个诉求：我劳动了，希望被认可，我劳动的部分，名正言顺该被署名“编剧”，我不知道独创的“前期剧本创作”是何种发明？也不知道“前期剧本创作”为何不能纳入编剧工作？我发声是告诉众人我劳动了，我要做一个理性讲述者，而非愤怒的子弹。
12月3日晚上起，高璇就发表了十几条关于编剧署名维权的微博。高璇参与了《赵氏孤儿》的剧本编写，但最后却被署名为“前期剧本创作”，她对此感到不满。《赵氏孤儿》的制片人陈红周日晚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个署名是“经过律师认可”的，是因为双方中断了合同以及高璇只写了一部分剧本。
高璇并不这么认为，她反复强调，“有劳动，就应该被认可。”而她对于偷换名称为“前期剧本创作”也觉得很惊奇，“不署名的情况常听说，但这种署名方式让人很纠结。这既承认了你的编剧劳动，但却又不署名你为编剧。我希望以后不要再有这种奇怪的称谓出现了。”
“编剧”和“前期剧本创作”这两个名号，在普通人眼中没什么概念。但对于编剧们而言就有着原则意义上的不同，前者是属于正式称谓，而后者则有点“偷换概念”的味道。微博一发，包括尹丽川、宁财神等编剧都跟帖回应。尹丽川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原则上只要动笔写了剧本，就要署名编剧。在一般情况下，剧本是由几个人‘头脑风暴’的结果，但动笔写的，哪怕是一段都应该署名编剧，那些没写但参与讨论的就是文学策划。”
向来“孤军写本”的宁财神向南都记者表示，自己虽然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但自己听到不过不少写了剧本，但没署名的情况发生。对此，宁财神和高璇的分析不谋而合，表示这是在电影圈中导演中心制的原因引起的。宁财神对此说道，“无论怎么署编剧名，大家都会说电影是导演的作品，编剧正常署名不应该这么难。”
高璇写过《我的青春谁做主》、《婚姻保卫战》等电视剧剧本，她认为电视圈对于编剧署名的态度比电影严谨和正规，而其中的一大原因就是导演一人独大的情况比较少发生。
正反案例
《投名状》与《墨攻》的编剧署名
陈可辛(在线看影视作品)《投名状》一片的编剧署名长达九位编剧，是近年业内一个比较尊重编剧的做法。陈可辛导演的宣传总监陆垚日前在接受南都采访时说，“我们的态度是，只要对于剧本有出过力，参与写了本子的就会署名编剧，这是对他们劳动的基本肯定。”
电影的编剧署名权问题也曾有过一件案例。《墨攻》的编剧署名案曾在当时被广泛关注：该片在2006年上映之后，第一编剧李树型将导演张之亮告上法庭。李树型诉称，1998年，他受张之亮之邀，历时一年创作出电影文学剧本《墨子之战》。而电影《墨攻》的故事背景、人物、内容、场景等与《墨子之战》大致相同，且人物台词与剧本台词多处相同或相似。但该片字幕显示，编剧为张之亮，而李树型的名字则排列在工作人员一栏。张之亮的代理律师则表示，李树型只是参与改编电影剧本，是电影剧组的人员之一。2009年6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做出一审判决，认定李树型对《墨攻》的剧本享有相应的编剧署名权，张之亮应给付李树型诉讼合理支出2万元。
难以界定的版权所属
●编剧声音：应该有共享版权的权利●症结所在：一涉及到钱，更难解决
【事情还原】
编剧高璇：大家承认现状：无论你多大牌，电影制作方肯给编剧的合同就是一签即被剥夺版权，所以行业推出几条规则、呼吁行政干预成为一定共识，我尽绵薄之力喊几嗓子，维权只能先从最基本做起。我要做一个理性讲述者，而非愤怒的子弹。
编剧署名之争的背后，更大的问题是中国编剧的作品版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据记者了解，目前国内编剧基本上是版权买断，完稿后给了钱，之后的影视剧版权买卖、票房等方面收益就和编剧没啥关系。今年在深圳召开的内地与港台编剧交流会上，曾编写过《大雪无痕》、《省委书记》等剧本的陆天明朗读了一份合约———合约中表明陆天明为某影视公司创作的作品，一切劳动成果，包括以后的任何衍生产品都归公司所有。高璇表示，“陆老师已经是行业里的领军人物了，版权待遇还如此，更何况那些初进圈子的小编剧。”
对于版权问题如何分配，编剧圈内自己也理不出个头绪。事实上，这和编剧的职业属性分不开。业内人士称，除了编剧大腕和初出茅庐的小编剧，目前编剧写剧本有九成以上是命题作文。往往是制片方扔出一个创意，然后寻找合适的编剧聘用写本。从点子上就不属于编剧的原始创意，因此版权归属显得难以界定。高璇希望，“命题作文的剧本能够和影视剧的制片方们有着共享版权的权利，用一个工作的量化进行百分比的量化，可以在之后涉及到像D V D、海外买卖等涉及到版权买卖的交易时也会有分成。”但从目前的操作性来看，该诉求还是难以达成。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惊涛骇浪》编剧柳建伟以一个摸爬滚打多年的行业老手，向南都记者说道，“一是随着行业巨头垄断的加剧，这种状况短期内只会难以解决。二是编剧的劣势地位，有大把问题需要解决，这种涉及到钱的就更难解决了。”
难以出台的法律法规
●编剧声音：希望可以从法规上维护利益●症结所在：影视剧行业发展不规范
【事情还原】
编剧高璇：我就想：能不能攒个《编十条》？比如：编剧有署名权、海报署名权、宣传出镜权，谁违反罚谁款；比如参与工作，不论多少，均享有署名，按贡献大小排序，不反对8个并列，人人有光；比如分享剧本出版、小说改编权、卖我的字好歹也让我分点钱。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呀，总局也不会难为咱，怎么就不能推广呢？
自从曝光了和《赵氏孤儿》的署名之争后，高璇一直想通过自己的绵薄之力，倡导编剧维权。对于维权，高璇希望可以正规化。“一个劲地说制片方的不是也不是办法，我们是合作关系，如果有个健全的法律法规出台，对大家都有好处。”但这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据资料显示，在夏衍先生的倡导下，在1983年的上海，编剧们创办了“中国电影文学学会”这个组织。目前学会有会员520多人，会长是王兴东，柳建伟是其中的副会长之一。这几年，包括李树型的《墨攻》等众多编剧维权案，学会都有积极参与，并于2008年2月，发表了《编剧维权声明》。
柳建伟向南都记者表示，2009年，为了把编剧合同正规化，学会还拟定了有关剧本交易的合同书、剧本版权授权书的标准格式。“很少有制片方愿意按照这个合同去签的。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按照这个合同就不签。现在是资方市场，我们也没办法。”学会也向广电总局提议过，希望总局在审查的过程中，必须要先确定编剧是谁，并且在编剧授权后方可通过。但由于审查的责任义务难以具体到人，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对于高璇的倡议，柳建伟无奈地表示，“愿望是美好的，但现实是残酷的。这些说到底都是中国影视剧行业发展不规范导致的。”
他山之石
好莱坞编剧署名及其他
对比起来，好莱坞的编剧制度就全面很多。当地有个名为《银幕认证手册》(Screen Credits M an-ual)的规章。该手册是由编剧协会和制片方等多方面共同制定，拥有很强的约束力。规定了“W rittenby”、“Story by”、“Screen Story by”等多个头衔的定义。同时在署名数量上也各有规定。事无巨细的是，“Screenplay by”这个更像是国内编剧目前所做工作的类别。原则上规定不可以有超过两个以上的署名共享。特殊情况下，单个编剧署名可以三个人，或者是由编剧组成的两个团队。除此之外，对于写剧本的百分比数，以及原创和原创剧本都有非常严格的量化标准。可以作为内地相关法规的借鉴之一。
至于版权收益问题，好莱坞的编剧用万众一心的态度和制片方交涉。就在2007年11月到2008年2月，美国编剧协会就因为版权收益问题而发起罢工，导致好莱坞瘫痪。具体的罢工原因是因为近几年娱乐产品有了更多市场输出形式，DV D、互联网、手机付费下载等，但编剧们并没有因此尝到甜头，他们在这些领域的著作权也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该罢工得到了希拉里等政要的支持。最终编剧成功，并和制片方签订新协议。新协议规定，在协议生效后的前两年中，编剧将从新媒体发行的每部影视作品销售收入中获最高1200美元分成，在第三年将从新媒体影视产品销售毛利润中获2%的分成。
编剧王宛平：电影实乃导演艺术，编剧地位低下，知道太多一线编剧被半途出局窘事儿。何时能像刘恒大师那样，写出来就是它，那才敢接，否则，电影离我还是很远。
尹丽川：导演不是编剧的假想敌，就像制片方也不是导演的假想敌。应实行制片人中心制。制片人承担责任比导演大，而导演承担的压力也远大于编剧，所以并非单纯谁听谁的问题。
编剧司徒卓汉：参与影视创作，除了赚钱糊口，应有点儿理想，如：希望观众有一段愉快的观影时光。片尾有没有自己名字，不应是理想之一。
江苏广电法务部胡尧：我承认只靠合同解决的确有乌托邦之嫌。但，即便靠行业组织弄个《编13条》，你认为就能解决问题吗？最后微观到个体的编剧针对具体的个案，还得靠编剧与制片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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