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综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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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编剧高满堂 |
在第二届“中国影视编剧塘栖雅集”讨论会上，高满堂与刘恒并肩而坐，二人不时低声交谈。会议休息期间，有人问高满堂：“你是不是在与刘恒聊关于华策上市的情况，并互相交换意见？”对此，高满堂一笑：“事实上，编剧之间坐在一起，向来不互相过问对方经济方面的问题，甚至从来不问彼此如‘你一集多少钱’这样的话。这是一个敏感话题，也是要遵守的规矩。”
尽管如此，谈起自己的编剧“价码”，高满堂依然拿出了他惯有的豪爽、狂气与坦荡：“到目前为止，网上或者新闻里写的中国编剧多少钱那都是胡说，至于所谓的‘10万元俱乐部’，也是瞎猜。说实话，《闯关东》(在线观看)第一部我是15000元一集，第二部是25000元一集，这才是事实……”
对于编剧界的“生存状态”，高满堂认为从2007年开始，中国的编剧地位逐渐上升，“一线编剧每年稿酬收入几百万元很简单，更好一点的可以达到上千万。”他与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司长李京盛聊天时还提到，中国电视剧编剧的地位已经“够可以的了”——不过，这种“可以”似乎只限于一二线编剧， 行业内已经发生了“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现象，底层编剧被欺负，作品被篡改、侵权依然屡见不鲜。高满堂认为，如果一二线编剧的稿酬价格再继续提高，投资方会承受不了，随着投资成本的加大，卖给买方的时候，买方能不能接受将是个疑问。“我建议大家别追求稿酬，而要注重作品质量。别今天15万元，明天20万元……当下一部作品不行了的时候，自然又会降回到10万元的。编剧靠作品说话，市场就是这么残酷……二线以下编剧们面临的问题，需要解决，但这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呼唤原创：先有“意思”，再讲“意义”
《综艺》：你从业27年，在你的观察中，中国电视剧在创作上发生了哪些变化？
高满堂：我1983年开始涉足电视剧创作，那时候中国电视剧完全依赖于文学。文学有多少闪亮的东西，我们就去把这些“闪亮”进行改编。90年代中期，出现了转折，开始提倡原创性，因为文学营养完全不够电视剧用。到2000年以后，这种原创性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一部长篇小说可能在出版阶段就被买走了，这说明原创性越来越重要。
《综艺》：用原创小说改编剧本，似乎有点讨巧。你如何看？
高满堂：对，从内容上看是这样，不过同时也加大了投资成本。长篇小说的改偏版权价格大概是80万到100万元，这就把编剧收入的蛋糕切掉一部分了。另外，一个剧本如果是从小说移植过来的，那么反响不好肯定全是制作方的问题，没有人会去怪罪小说原作者。前阵子有人约我写《白鹿原》，我非常犹豫，最后还是回绝了。因为我考虑到，如果电视剧最终获得了肯定，大家会说全是仰仗原作者的好作品；如果最终遭否定，大家就会来挑高满堂的毛病。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将小说文学转换为视觉表达时，剧本除了原作提供的30%内容之外，我自己得投入70%的精力进行再创造。尤其是名著改编，有无法承受的压力。特别是经典作品，我一直很敬畏，因此也不敢随意糟蹋。我写过700集的电视剧，仅改编过一部《抉择》。
《综艺》：原创和改编的稿酬有什么区别？
高满堂：对于一线编剧来说，稿酬是一样的。我个人更喜欢独创性。
《综艺》：对于原创来说，好的基石是什么？
高满堂：最基本的，得有境界，没有境界的人估计也写不出好作品。没有大境界，任何故事的视角切入和立意都是很表层化的。
《综艺》：你一直强调原创性，这是否也是目前中国电视剧业的发展需求？
高满堂：实话实说，中国的电视剧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原创少。大家都不愿意搞原创，因为原创很辛苦。写原创作品需要有独特的自我，独特的发现，独立的意识，以及独立的叙事手段——然而，恰恰是这些构成了编剧们向前行进的门槛。我们不能“急就章”，不能“吃快餐”，要全身心投入到生活中去，在生活的浸泡中寻找感觉。我也是从小说文学创作转换来的，令我感到最舒服的事情是在生活中发现了什么，再用文字去完成、传达。而任何改编后的东西，其核心都是别人的，永远不可融合。可是电视剧业市场化后，带来了模仿之风，大量的复制、模仿——甚至模仿至恶心，大家都变得急功近利。不过这都是暂时的，因为当中国电视剧丧失了原创性时，电视剧的末路就到了。中国观众的审美在逐渐提高，他们会拒绝模仿，拒绝抄袭，拒绝千篇一律。我认为目前中国的编剧界正在呼唤一种原创精神。
《综艺》：原创有多辛苦？
高满堂：有些编剧可以关在屋里写，我不行，我需要去采访当事人，去体验生活。比如我写《黄河儿女》，内容是1938年，为了抵制日本的侵略，一个命令导致几千万人流离失所的故事。这个采访量非常大，需要见很多当年的见证者，还要去河南地区感受他们的生活；还有《老农民》，要从解放后写到2007年，这是一个农民的史诗，目前正在采访，我估计起码得采访三个月；《钢铁年代》写的是鞍钢，光看解放初期的资料是没用的，采访才能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我每年有一半时间在写剧本，而另一半时间是在采访的路上。原创很辛苦，复制很简单——在咖啡馆就行，宾馆里也行。我如此一个接一个的写，其实真的很累，但是，创作的快乐不也在于此吗？
《综艺》：你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拿稿酬，应对制片商，一天到晚一路小跑地写剧本，你会不会魂不附体？”现在如此忙碌，你是否想过停下来，等等你想要思考的东西？
高满堂：我面临的诱惑很多，几乎每个月都有人找我谈给我钱的事儿，但就个人而言，我希望做一个自由者——愿意写就写，不愿意写就歇着。我不能被束缚，也不能为了钱而必须去辛苦自己。编剧界也是大家各有各的活法。但有一点，也是我忙碌的原因，我的作品不采访真的不行。当然，有人曾经提出说：“高满堂你写那么多剧本了，不是也有没采访的吗？”的确，《北风那个吹》(高清在线观看)我没采访，因为这是我的生活，我是知青，我写的都是我的个人感受。
还有《雪花那个飘》，我也没采访，我1977年考入大连大学中文系，这也是我的生活，因此不需要采访。有些自己经历过的东西根本不用采访，因为它们都在你的血液里，一触即发。可要创作其他的故事，就得去采访、去了解，才能写出你想要的。
编剧地位“够可以了”
《综艺》：创作上坚持自我，如何与制片方博弈？
高满堂：我和制片方的合作都非常舒服。写完剧本后，首先我会和他们说明导演应该用谁；第二，演员应该是谁。投资方、编剧、导演，三方各占一份权利——这些都得写在合同里。当然，不是全部编剧都这样，我起码能为制片方保证没开机就可以有50%的资金收回——这种大家都赚钱的事，何乐而不为？
《综艺》：你是从何时起与制片方达到了这种合作状态？
高满堂：2007年，也是编剧地位开始上升的时期。
《综艺》：中国编剧发展到今天，除了原创性，面临的问题还有哪些？
高满堂：中国电视剧业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好，当然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编剧空前团结，大家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中国编剧数量不小，据统计有3部作品以上的编剧有三四百人。这个基数很大。不过现在编剧界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中国较好的编剧有一二百位，但有话语权的编剧的也就10来个。一线编剧每年几百万元稿费很简单，好一点的可以达到上千万元。底层的编剧却依然被欺负、作品被篡改和侵权，这都需要解决，但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综艺》：近年来，关于编剧的地位问题探讨得越来越多。
高满堂：没错，我今天还跟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司长李京盛说，中国电视剧的编剧地位，够可以了。但是一二线编剧，稿酬再提高，成本加大，投资方承受不住，卖给买方的时候，买方能不能接受得了是个问题。我建议大家别追求稿酬，而要注重作品质量。别今天15万元，明天20万元……当下一部作品不行时，自然又会降回到10万元。编剧靠作品说话，市场就是这么残酷……
《综艺》：你提议的成立编剧协会的话题，目前有什么进展？
高满堂：没什么难度，已经按照手续来办了，目前10个一线编剧一起为这件事筹备10来天了。中国电视剧艺术家协会，中国电视剧导演协会，成立20年的制片人协会，就少一个编剧协会。以后可能还要成立一个演员协会。
编剧这个行当是跑“马拉松”
《综艺》：从业这么多年，是否考虑过回到80年代时文学创作的状态中去？
高满堂：回不去了，我再也不会回去写小说了。这只是个概念问题，我不做编剧就无法生存，感觉自己活得没价值。视觉艺术和语言艺术差别实在太大，文学的感觉已经不对了，为什么很多小说家写了两个剧本，赶紧回去写小说？就是因为感觉到自己的创作思路在慢慢偏离原有轨道。要知道，小说是个人的，可以孤芳自赏，电视剧是大众的，孤芳自赏必死无疑。
《综艺》：有媒体称写剧本是“带着枷锁跳舞”。
高满堂： 要这么理解， 怎么写剧本源于阅历。我们要十分清楚哪些能写， 哪些不能写， 别铤而走险。比如重大历史题材， 我就“整不了”。
《综艺》：你每天的创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高满堂：我现在可以一个人背着行囊，顺着黄河走，边走边采访。辽、吉、黑和山东我早就走遍了。平时我喜欢看美国电影，我比较爱看情感类型的《钢琴师》《美丽人生》等。我一年创作两部作品。每天5点半起床后，到自由市场买鱼买菜，回家做饭。8点开始写，写到下午1点，大概7000多字。我口述，有打字员，所以我在前一天得把要说的想好，因为打字员打完了最后一个字就会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说不好就会感到很紧张。他把我说的都打出来后，我自己再进行修改……每天下午我都用来睡觉或者去游泳馆游1 0 0 0 米， 回来再筹备晚饭，有时候也喝一两白酒，9点半准时睡觉……我工作生活都算比较规律，因为做编剧这个行当，就像在跑“马拉松”，一天跑快了没什么用，因此没必要熬夜。
《综艺》：说说新作的近况。
高满堂：2010年我都在创作、采访。目前40集的《中国故事》，月底就修改完了。2011年1月1日，北京、山东、河南、云南四家卫视播出我的《钢铁年代》；5月17日，卫视将播出《雪花那个飘》；6月是《老病号》，然后是《我的娜塔莎》等一共五部电视剧。（文/宁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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