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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张伟平谈中国电影:跟房地产没什么两样

来源:搜狐娱乐
2010年10月21日12:39
张伟平与《山楂树》两主演在夏威夷

张艺谋在夏威夷

    文章来源:新周刊

  张艺谋说,拍《秋菊打官司》、《红高粱》、《活着》的那个张艺谋,跟现在拍《三枪》、《山楂树》的张艺谋从本质上没什么两样。而张伟平说,敢拍《三枪》,本身就是艺谋的一种勇气;拍《山楂树》,是艺谋的一种时尚追求。两位中国电影最重要的权势人物,在《山楂树之恋》的风波之后,对自己、对电影都有新的看法。

  张艺谋:我才不关心未来怎么定位自己

  口述:张艺谋 采访整理:张凌凌

  先是《三枪》,再是《山楂树之恋》,很多人看完电影后,都说张艺谋变了。包括再之前的《英雄》、《黄金甲》,一直都有声音在批评我,主题大概就是说:“这人变了”。其实我和以前一样,就是一年年长大,老了。但我心没老。

  我认为我一直是我,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特别的改变。大家都不了解我,把我妖魔化了。说我黔驴技穷也好,拜金也好,妥协也好,在我看来都很可笑,我没必要去解释,我最不爱解释了。一是我不爱说话,我从小就是内向的性格,一直到做摄影师时都不爱说话,这是家族遗传基因。任何事我就喜欢自己远远地站在边上,包括了现在所谓的电影圈、娱乐圈,我都不愿意介入。我不是江湖上的,也不是哪个山头的,这些我本性就看不惯。我不喜欢到前台来。出了新电影,我配合宣传出来讲讲,那是不得已的工作流程,躲也躲不掉。再说,受争议甚至挨骂都习惯了。我解释给谁听?该骂你还是骂,我自己也管不了。

  要说变,其实是时代变了,我们进入另一个时代了,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包括视觉。选择和评判标准。当年拍《秋菊打官司》、《红高粱》、《活着》的那个张艺谋,跟现在拍《三枪》、《山楂树》的张艺谋从本质上没什么两样。当然,经历不同的时代也给我留有不同的痕迹。所以才会看到,那个时代会有那样的作品,那个作品在今天这个时代未必能拍得出来。大环境。小环境、个人思考,整个影响到你的思路和你所拍的东西。当下这个时代所拍的作品,放到那时也未必可行。我才不去关心未来是怎么定位自己,我觉得这个都很累。我只想尽量拍好电影。

  也有人拿导演创作生涯的不同阶段来说事。我想说的是,这也不是导演自己的选择,还是时代,不同的时代决定不同的意识。大家都爱回顾中国第五代导演,我也是第五代的一员,第五代成长的时代是八十年代。那是最好的时代吗?也许是。但我们不说最好和最差,叫做那个时代的独特性。那样一批独特的导演和作品,因为来自那个独特的时代。比起选择这样一个现代化经济时代或者开放时代,当然是不同的。每个人都受时代的影响,不是你自己的选择,所谓的进步、所谓的退步都不是。我们对时代很难下具体的定义,说今不如昔,还是今如昔,就是不同时代的影响。那么再说小一点,对于我来讲,不同的电影,就是不同的类型,我在这个类型上去思考我该怎么做。

  一直以来,我最喜欢拍的其实还是“文革”题材的电影。当年《活着》,故事便涉及文革背景,今天的《山楂树》也是依托文革时代——当然,它们没有可比性。我迷恋这个题材,是因为文革发生在我16岁到26岁之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成长时代,它对我而言有着特殊意义,给我的记忆和烙印也很多。我总觉得那个时代,过去那段历史时期有很多很生动的故事,很多很特别的人性渴望。所以,我还会铆着劲、期待拍摄这么一个题材的好电影。我期待可以碰到好故事、好本子,也期待电影审查制度能够宽松,因为这类题材非常难拍。

  有人褒奖《活着》,却诟病《山楂树》,我不想评判太多。两个故事完全不同。如果就“文革”说事,文革十年,看你选取哪个角度入手,《活着》就选取正面角度,写哪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和那个大时代底下的人的悲剧。《山楂树之恋》就绕开了主要的时代背景去选取一个角落,两个人窃窃私语的一个角落,在哪个角落里解读和体味爱情,但当事人的行为、方法、内心又有很独特的时代烙印。其实对于电影导演来说,选择任何一个时代讲故事,不是在于那个时代的包装,在于去还原这个时代人的心理行为。我觉得这两部片子都做到了。

  我说我想留出时间牌号电影,这种想法从未变过。很多人问我什么叫“好电影”?俗话讲的,三性统一啊——娱乐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当然这是很难的。十几年前的老口号了,但我觉得它很准,三条符合,这就是好电影。全世界你也可以拿中国发明的这个口号来概括好电影。但太难了,我自己认为全世界每年恐怕都不超过三部。

  难在哪?就我个人经验来看,难在缺好剧本,为什么好剧本太少?因为好故事太少。有人也会指责,“你是导演,你拍电影都不会讲故事”。但我确实不是一个原创类型的导演,我不擅长自己写,通常都是借题发挥型的。所以一切还是需要有一个“题”——哪怕我改得面目全非,我还是需要有一个基础——那就是能刺激到我的好故事。其实不仅是中国,你看好莱坞,有多少电影都是一流的导演、一流的演员、一流的特技,但看完后就觉得哪儿不对——就是因为剧本差,二流三流的故事。全世界都这样,不光是中国,所以才有那么多翻拍风。

  像《活着》,属于“三性”都很突出的。但我要感谢那个时代的文学,我们很难碰到这样的剧本。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对很多导演来说,大家的高低差别也未必那么悬殊。能否拍出好电影就看两个条件:第一你有没有预期碰到一个好剧本,第二你有没有预期在工作状态中始终特别准确,不至于现场发挥时感觉跑了。于我而言,我依然举得我有空间,有很多潜力。就是说我还有很多梦想和冲动去“拍个好的!”我基本经常处于“吃了上顿没下顿,心里热乎着,搓手等饭”的心态,等好剧本。

  中国电影发展到今天,其实是日渐成熟和日渐浮躁夹杂在一起。就像房地产一样,有泡沫,大家也都在开药方我也没有妙方。我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今天它呈现的就是多元化,呈现的就是许多人有许多各种各样的观点和看法,这很正常。我们不仅评价过去的时代,我们现在的中国电影市场,现在中国电影院线大概只有不到6000块银幕,按照大家常说的展望,中国电影院线到15000块银幕的时候是不远的将来,或许六七年。我现在不知道到,等到15000块银幕的时候,中国电影是什么样子?一部电影的单片的票房可能是15亿到20亿,中国会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直逼美国。这是一个基础,代表我们国家看电影人的一个基本量。那时候再回头来看我们的电影产业,我不知道,艺术、商业、创作、个性、市场等等是否也会呈现一个自己的状态?总体来说,我不怎么焦虑,你们也别担心,担心什么?你怕没有艺术了,你怕没有独立电影了,你怕没有艺术院线了,你怕没有所有我们所有的概念了?不会的。我期待也相信,最后的电影市场一定会摸索出个多元且规范的状态。

  另外,看了卡梅隆的《阿凡达》我也很受启发。就是我们的电影人才培养,我们太缺少多领域的电影人才了。国外许多导演的身份是很多元的,不想中国就是北影导演系、中戏导演系。我们是这一类人过来的,但是现在需要的是更丰富、更综合的领域人才。比如建筑学、影像学、数学、计算机等等,甚至各种稀奇古怪的学科。只要你爱好电影,都可以再培养。因为电影是个技术,不能仅仅是艺术。所有我曾建议过,在电影学院这样的专业院线,能从社会的大学本科各个专业去吸收一个导演硕士班,就是让很多其他领域的人来学导演。可能今后在我的电影中很多不能实现的想法,靠他们才可以实现了。

  张伟平:我觉得所谓电影圈内部的意见不能看得太重

  口述:张伟平 采访整理:张凌凌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艺谋看到《山楂树之恋》这部小说,看了之后很兴奋。我看了小说之后,没有同意张艺谋,把这个小说压下了。我说先沉淀一下,首先这两个演员会很难找,需要花费时间,如果找得不靠谱,那这个片子就不可能成功。什么时候能找到演员,是一个未知数,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要选择一个最佳的发行《山楂树》的时机,那么在这之前,你最好休息。要是实在闲不住,可以选择一个你喜欢拍的先垫一下。

  这样一个星期以后,张艺谋跟我商量,说他想拍科恩兄弟的《老无所依》。这个电影我跟几个朋友聊过,就是一个小制作:一名退休老警察追一个罪犯,最后不了了之了,没法儿看啊。但是既然艺谋想拍,对他来说,又是一次新的挑战和尝试,我就让海外代理去谈了。我信任他,这也是我们多年行成的一种默契。

  结果谈了四个月没谈下来,因为这个片子的版权人有十个,有一个不同意就签不下来。这十个美国人在全世界溜达着呢,有一年的时间能凑齐就不容易。所以艺谋有点着急,临时把《老无所依》改成《血迷宫》。作为导演,刚刚导完奥运会,充满光环的时候,拍这么一个奇怪的东西,得冒多大风险?这些他很清楚。从这点可以看出张艺谋的一根筋。其实我们很多媒体没有看懂这部电影,还没弄明白就开骂了。事实上敢拍《三枪》,本身就是艺谋的一种勇气。

  坦率地说,他尝试了,他赢了,别的都不重要了。这是真正的张艺谋。后来很多人还猜测张艺谋会不会后悔呀。我心想,你太不了解张艺谋,太不了解导演了。在他的一生中,会发现他什么都挑战过,所以他没有遗憾。多年来藏在心里的一个夙愿,他实现了。被批评和实现自己的心愿比起来,孰重孰轻呢?不光是张艺谋,任何一个导演,包括黑泽明,不也是在国内不断地被批判嘛?这就是艺术家,艺术家一定要不断地面对这个。这就是电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这些年,媒体也好,专家也好,好像都认为张艺谋在《活着》以后,拍了一些商业片,尤其是从《英雄》开始,觉得他变了。很多媒体报道,说张艺谋商业了。其实这是不准确的,或者说这是外行话,首先就不了解导演。全世界的导演,只要他有条件,都希望能够不断变换自己的题材风格,不断挑战自己,就看你有没有这机会,有没有这福气。我相信只要有机会,作为导演,没有一个人不想尝试拍商业大片的。

  文艺片和商业片的关系,看着好像是矛盾的,实际上不矛盾。观众是会有各种需求的。就像吃饭一样,天天给你红烧肉吃,即不健康,也会吃得反胃。这时候大家渴望的就是白水煮豆腐,既清淡又健康。《山楂树》就是在红烧肉盛行的时候,给大家吃白水豆腐。

  这么多年来,在商业片泛滥的今天,拍出《山楂树》这样一部片子,是张艺谋的一种时尚的追求。选择商业片还是文艺片,完全取决于观众的需求。观众如果喜欢喧嚣,喜欢坐过山车,喜欢大起大落,找炫的感觉,他一定选择商业片。到了一定时候想要静下心来,看一部真情实感的片子,他一定选择文艺片。很长一段时间,当你走进电影院,看到的几乎是同样题材的片子,到处充斥着的港产片,就是打打杀杀。这样也把观众的胃口,搞得像香港的电影市场一样。现在香港人不看香港电影,这是个事实,香港电影人都跑到内地来拍片了,这也是个事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拍我们主流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像《山楂树》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观众能够感同身受,时代也好,爱情也好——爱情是完全可以超越时代的。

  这是一种市场把握,不能人云亦云。这个市场导演决定不了,制片人决定不了,专家更决定不了,唯一的决定权在观众。但怎样把握观众的需求呢?我觉得作为制片人,首先不能把所谓电影圈内部的意见看得太重,有时候就不需要听,只需要把自己作为一个观众来感受这个市场。什么是好电影?好电影的标准不是评委定的,不是在哪个电影节上得大奖,就把它定位为好电影。真正好电影的评判权还在观众手里。坦率地说无非是故事打动了观众——好电影应该具备好故事。

  我觉得张艺谋最好的时代才刚刚开始。他最好的时代一定是在六十岁到七十岁之间,这是男人最成熟的时候,阅历的积淀,经验的积累都达到了一个顶峰。黑泽明的最好的那几部作品都是在他六十岁到七十岁拍的,但作为导演,重点是你心不能老。

  中国电影的最好时期也没到,因为现在中国电影从市场到创作,好作品太少,能驾驭好作品的导演也太少。中国电影市场现在的品牌导演连一个巴掌(五个)都没有,这是挺可悲的一件事。

  中国的第五代导演像艺谋,坚持到今天已经是一个奇迹了。但是今天还有很多人一直怀念那时,你觉得正常吗?新生代就是奇怪,就是没有好作品,没有市场品牌。所以张艺谋这个文化符号才能够享誉全世界。我们没有资金的障碍,我们投资所有的电影,都不需要上市。今天张艺谋的品牌,新画面的营销实力,是被海外金融机构认可的。《英雄》的投资是花旗,从《英雄》之后,我们跟银行的合作有了信誉,《黄金甲》是渣打,《十面埋伏》是汇丰,到《黄金甲》首映的时候,花旗、渣打、汇丰三个公司的投资部的老总全部来到我边上坐着,三个人争。金融机构追着你,他们只要看张艺谋在安贞医院的体检表。只要他在拍戏中间身体健康,不出意外,就OK了。这张提供给银行的体检表比抵押还重要。

  关注票房市场对每一个电影导演来说是本能。甭管他承认不承认,谁都希望自己的电影在电影院里面人头攒动,座无虚席。但是中国第五代之后,到目前为止,甭管现在是第七代还是第八代了,这些导演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之前看过一个钱学森的采访,他说自己的知识还是三十年代在美国学的,所以他说中国的教育不正常。同样的概念也可以用于中国的电影圈。电影创作追求的不是数量,电影创作追求的一定是质量,全世界一年也只有二到三部精品,中国一年能有一部精品就足矣了。

(责任编辑:杨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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