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编剧维权喊冤：是我们在养活导演和制片人

　　在这个国产电影年生产量超过400部、电视剧年创作生产逾万集，中国影视业步入一个快速增长、日益繁荣的美好时代之中，业内对于原创力量也越来越重视。由中央电视台和上海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2010电视剧编剧年会昨天在沪举行，高满堂、周振天、林和平、汪海林、彭三源、王丽萍、王宛平等国内一线编剧几乎全数出席。国内最重量级的编剧之一高满堂建议由央视牵头组织一个编剧协会，得到一致响应。

　　维权

　　编剧缺乏应有的尊重

　　编剧维权，年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编剧年会上都会提出这个问题。这次年会第一次由央视主办，凸显出央视对编剧的日益重视。与会编剧们也肯定了编剧地位的逐步提高，但相对于演员和导演的名利双收，中国对于编剧的重视仍未达到符合艺术规律的地步。

　　创作过《玉碎》、《孟来财传奇》 等剧的著名剧作家周振天说：“海报上出来就是主演、导演，永远没有编剧。《三国演义》把罗贯中排在第16位，大家都哄堂大笑。”周振天、王兴东、高满堂等男性编剧都认为，一部电视剧文学价值、含量取决于剧作者的想象力，“中国电视剧已经到了精品与精品打擂台的地步了。而精品的诞生首先在剧本”。而王丽萍与赵冬苓等女性编剧则用感性视角谈到尊重编剧是多么重要，“写作的人很敏感，对方是虚情假义还是真心实意都能明白，因此跟编剧约稿更注重情商，对方对你的忠诚度高就会合作。所谓你对我一分好，我便加倍回报”。

　　缺少具有含金量的编剧奖

　　在刚刚落幕的第19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上，汪海林、费明、刘毅三位编剧曾言辞激烈地抗议百花奖没有设编剧奖。《建国大业》摘得最佳影片和最佳女配角两个大奖，却与编剧无关。《建国大业》的编剧王兴东也出席了会议，他坦言，关于这个问题已经向组委会提了五六年，却迟迟没有恢复编剧奖。奥斯卡为编剧设立了两个专门奖项：原创奖和改编奖，而在中国却没有一个真正具有含金量的编剧奖，令人遗憾。他有些激动地说：“全世界都知道要尊重原创和首创。我们应该自豪地感觉到你创造的产权就是你巨大的财富，不是说制片人、导演养活着我们，是我们在养活他们！”他还建议央视的《焦点访谈》能把编剧的问题说一说，真正提升编剧的影响，提升知识产权意识。

　　影视界盛行强行克隆

　　因为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编剧的著作权被盗用是常有的事情。周振天指出，影视界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电视剧最后莫名其妙拿下“根据长篇小说改编”，而改编者却成了制片人。“还有你把剧本给某某公司，大老板也看了，却不给你回音，没过多久克隆的就来了，内容完全一样”。周振天指出，这种事情太多了，尤其发生在一些刚刚入行的年轻编剧身上。为了能够在这个圈子生存下去，也没有时间打官司，只能吃了闷亏。“房地产有强行拆迁，市场上有强行搭配，在我们影视界有强行克隆”。王丽萍对此也深有感触：“你扒走我的题目，但是扒不走我的灵魂和情感，然而对于刚刚起步的年轻编剧来说，他们一些非常鲜活的创意就很有可能就这样被一些影视公司窃走，也不理睬他们的著作权和感受。这对于我们培养年轻编剧是一个恶性循环。”

　　行动

　　成立编剧协会

　　若要使编剧能够获得足够的尊重和权益，这便需要一个组织来帮编剧维权。编剧协会的概念早几年也被提出过，却一直没人来做。堪称国内最贵编剧之一的高满堂昨天在会上建议，央视能否发起组织一个中国电视剧编剧协会，“我觉得是时候了。只要央视大旗一挥，我们这些人会勇往直前”。这个提议马上得到了众编剧的支持，王丽萍认为，行业需要规范，“现在演员涨价已经非常离谱了，电视剧的成本几乎一半以上在演员身上。编剧若有协会的话，在很多权益上都会有更多的保护”。而《半路夫妻》、《亲兄热弟》的编剧彭三源也表示此事只能由央视来牵头，才可以改变中国编剧一盘散沙的状态。

　　【试水案例】

　　商业运作助编剧维权

　　挑战“以制片人为中心”影视制作机制

　　商业运作助编剧维权

　　去年年初，由《铁齿铜牙纪晓岚（3、4）》编剧汪海林联合《奋斗》编剧石康、《鹿鼎记》编剧高大勇等20名国内一线编剧组成了“喜多瑞”（英文名STORY）影视公司，提出以编剧为创作核心，向以制片人为中心的影视制作机制叫板。至今已经出品了《一起来看流星雨》、《地上地下》、《迷雾重重》等多部不同风格的热播剧，旗下编剧队伍也扩大到60多名。此次喜多瑞也有十名签约编剧出席了年会。记者在会后采访了董事长汪海林，他表示，当初成立公司的目的不仅是替编剧维权，也是要尝试能否把编剧价值做到最大化，“我们让编剧参与整个影视的制作链中，有的编剧通过参与制作，体会到了之前不能理解的制片人的苦衷和市场压力；而有的编剧拥有了一部作品完成品的版权，比如互联网、DVD等的版权，而不像以前只拥有文字版权，剧再火也跟你无关”。

　　然而对于“央视带头”，汪海林认为其诉求是好的，但程序不当，“央视是不太可能做这个事情的，只有编剧在民间自己联合起来”。此外汪海林还坦言：“对一个编剧公司来说，我们的生存忧患意识可能更高于普通的影视制作公司，因为我们对作品本身的探索也会比一般的影视公司更有前瞻性。”

　　○新报记者潘昕文朱良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