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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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俊辉对于中国传统表演艺术的热爱是由衷的，他希望自己的创作能够推动传统表演艺术的“更新换代”。 |
也许五年前由梁家辉(在线看影视作品)主演的话剧《倾城之恋》你还有印象，也许你刚看完日前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新编京剧《曙色紫禁城》。但你是否知道这两部戏的导演其实都是有着“香港戏剧教父”之称的毛俊辉？这些年，香港话剧的导演大举进京，其中毛俊辉应该算作领军人物。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在香港戏剧界，他就是北京的林兆华；在香港演艺圈，他就是中戏的常莉。毛俊辉上海出生香港长大，美国留学。看过马连良、周信芳的戏；在美国遇过曹禺。可以说他的经历倒是与曹禺、焦菊隐等老一辈的大师有几番相近———学贯中西，有实践有理论，懂得融会贯通。他说自己虽是香港导演，但不只代表香港，毕竟从小对戏曲的耳濡目染，让他的内心埋下了传统文化的根。
谈传统 京剧革新，表演形式要有突破
新京报：《曙色紫禁城》是根据你执导的话剧《德龄与慈禧》改编的京剧，你也成为国家京剧院近些年特邀的第一位来自香港的导演。话剧加唱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很多新编京剧也因此变得不伦不类，你也是话剧导演怎么避免这个问题？
毛俊辉：把话剧硬装进戏曲里，肯定不行，但用话剧的一些手法来探讨戏曲，就很值得做。以前周信芳先生就曾研究话剧。中国诸多形态的戏曲有着深厚的范式美感和传统技巧，但这些范式和技巧又常常令演员在新的现代戏创作方面受到束缚，而很难在新的角色创作和“真情实感”上有所突破。这就导致了京剧、越剧、粤曲等许多剧种总是在唱老戏，而一些新创作的戏很难吸引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如果要让戏曲“与时俱进”，就一定要在表演形式上有新的突破才行。
新京报：你是在西方文化环境中长大的导演，为什么会对中国传统文化这么感兴趣呢？
毛俊辉：我曾学过8年的梅派唱腔。而且我父母是戏迷，所以从小我就最爱看戏，从上海看到香港，马连良、袁世海、赵燕侠、周信芳的戏我都看过。记得小时候在上海看过周信芳的《秦香莲》，他上演王丞相，下演包公，当时我就很崇拜。所以年轻时的京剧滋养对我来说很宝贵，而且它也是启发我戏剧创作的重要一点。
新京报：香港导演里林奕华走的是时尚路线，荣念曾走的是实验路线，而你更多是从传统文化入手。
毛俊辉：我是香港导演，但我不只代表香港，因为我还由衷地热爱那些传统文化。其实香港是一个中西文化荟萃的地方，相对会包容一些，多元一些。
新京报：《情话紫钗》你邀来谢君豪和何超仪(在线看影视作品)主演，怎么想到邀这两个人来演呢？
毛俊辉：因为他们都适合剧中的角色。尤其谢君豪还是我的学生而且有戏曲功底。他最初是学戏曲的，后来在香港演艺学院学习表演，毕业后在香港话剧团演了很多有影响的戏。前两年我还请他回来演了《还魂香》。
新京报：你对如今话剧请明星怎么看？
毛俊辉：请明星不是问题。不一定这个戏请了明星就不严肃了或者太商业了。比如林奕华请张艾嘉，就非常合适，在表演在剧本方面都帮他加了很多分。比如我在《倾城之恋》中邀梁家辉也是如此，他虽然不熟悉舞台，但他肯下工夫和我们一起探讨舞台表演，这就非常好。香港有很多影视演员想上我的话剧，但我拒绝了，理由是要演可以，但必须做到两个月专心排练，而且能做到和专业演员一样好。就像汪明荃演《如梦之梦》，两个多月和剧组所有演员一样排练，从无例外。梁家辉当初也是，记得在排《倾城之恋》的时候，他当着我的面，在电话里推掉了电影《父亲》的男主角邀约。
新京报：我们知道现在香港诸多明星，比如黄秋生、詹瑞文、谢君豪、苏玉华等都是你的学生。你对哪个学生印象比较深呢？
毛俊辉：看着自己一批批学生成长起来，并且对表演有严谨的态度，这让我很欣慰。我的学生哪怕名气再大，出演我的戏也是随叫随到，不讲出场费的。比如黄秋生，他就是很有天赋的演员，当年曾经因为作业交得不好，被我骂哭过。还有詹瑞文，如今他是香港演艺界很好的形体指导，但我记得他第一次上我的形体课，做完自己的小品时是红着脸下场的，很害羞。
谈人生 做了很多事，也只做一件事
新京报：我们知道你八年前大病了一场，你不但没有退出，反而越干越起劲，是什么让你保持了这种活力和旺盛的精力呢？
毛俊辉：因为我没把它看做我的工作，我这么多年做了很多事，但其实也只在做一件事，就是戏剧，所以这也是我与胡恩威、林奕华等香港导演最不同的地方。他们一个是学建筑出生，一个是文学出生，戏剧是从爱好开始的，而我是一开始就有很强的主流戏剧的基础，并且无论是在美国留学、回国教学、组织排戏，都是贯彻始终的。而且当我不再做香港话剧团的艺术总监时，我越来越发现，我除了能在艺术上继续探讨，还能关心更多人的创作，跟更多人分享交流，从中获得更大的喜悦。
新京报：这些年你在香港和内地两地跑，无形中也促进了香港与内地文化的交流，你是否发现自己已经不单单是个艺术工作者了？
毛俊辉：其实从美国回港后，我就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比如最早我介绍多个世界级剧作家的经典作品，让香港观众欣赏到外国不同剧作家的创作特色和演绎手法。后来我又渐渐大力推动及导演多出本地原创剧，强调原创文本的整理。在离开香港话剧团后，我如今的新身份是“亚洲演艺研究”的创办人和总监。我觉得华文戏剧，比如北京、上海、台北和香港这些地域性的戏剧需要被关注，也需要研究整理和引导，因为它们最终都会形成一个整体。并且随着国内及其他亚洲艺术家与国际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多，也会推动东西方表演艺术形成真正认知的文化交流。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天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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