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网
张婉婷，1950年11月出生，香港导演。最初学习心理学、戏剧，1980年在纽约大学学习电影。1985年执导毕业作品《非法移民》，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成为继徐克、许鞍华之后第二代新电影导演。1987年执导《秋天的童话》，获金像奖最佳电影奖。1989年执导的《八两金》获金像奖最佳作品。至此完成了她的移民三部曲，成为香港电影史上不可忽略的女性导演。
讲到香港女性导演，张婉婷是绝对绕不过去的一位。在轰轰烈烈的“新浪潮”中，她的电影以女性特有的敏感，以及如油画般色彩的镜头，描写着爱情的种种无奈。对男女情爱心理的驾轻就熟，让她得以在“新浪潮”最高潮时屹立潮头。在她之前，爱情在银幕上的表现，多是琼瑶式大哭大闹的悲喜，但从她开始，爱情更多地是在闪烁的眼神、含蓄的对话甚至空镜头里流转。她拍文艺片，没有纵横全国取景的大场面，没有天马行空的特技，没有肆意妄为的嬉闹，却几乎总能取得票房上的成功。她努力撕掉“女性导演”的标签，爱穿宽大的衣服，生活中粗枝大叶，电影也总蹑手蹑脚地触碰大时代。但这多少有些徒劳，女性独有的感性甚至偏执，总在她的言行间流露。
对话人 南都娱乐周刊驻香港记者 曾明辉
入行原因：“最怕朝九晚五，当导演不用上班”
毕业于殿堂级的纽约大学电影学院，李安是他的学长，但张婉婷读电影的初衷，很大程度竟是因为当导演可以不用朝九晚五地坐班。这种小女人的随性在以后深深嵌入了她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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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婉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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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婉婷与丈夫罗启锐在拍摄《岁月神偷》时与任达华在片场合影 |
南都娱乐：先讲讲您的入行经历吧。
张婉婷：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当电影导演的。因为最早的电影导演都是男的，戴上大墨镜，抽个雪茄，像李翰祥、张彻都是这样子。后来直到许鞍华当导演了，我才觉得读书的女人也可以当导演吧。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有一次BBC要拍关于香港的纪录片，需要一个香港人当翻译。我就去考了，当上他们的助理。这时候才发现拍电影的人不是“男盗女娼”——这句话是我妈说的。后来发现这些“男盗女娼”学问很高，真的要懂很多东西才能当导演，很佩服。而且我以前还想当记者，也是因为觉得不用坐办公室，我是最怕“朝九晚五”的，这时发现当导演也可以不用上班。
南都娱乐：这之后就到美国读电影了？
张婉婷：我在港大读完心理学本科，首先是到英国的Bristol University读的戏剧。读完就到了美国读电影，纽约大学。哦，说起来那也是李安读书的地方。不过我进去的时候他已经毕业了，但是还混在纽约。我们要拍很多学生电影，课程作业嘛，他那个时候没什么正经事干，浮浮沉沉的。而那个时候很少中国学生，所以李安就常过来帮忙我们一起拍片。
南都娱乐：嗯，您的电影确实有东岸导演那种纪实的感觉。
张婉婷：东岸科班出身的导演，马丁·斯科西斯，还有黑人导演斯派克·李，包括李安也是，作品都会有些反映社会，取一些跟现实有关的话题，而加州的大致上就比较天马行空，像斯皮尔伯格、乔治·卢卡斯那种。这大概是因为纽约这座城市的故事很丰富。
南都娱乐：注意到您一开始选修的是心理学，这似乎离电影挺远。
张婉婷：前面说了，有一段时间想当记者，到英国读戏剧，就是想用英文写作写得好一点。那读心理学也是因为，希望做记者时，看到一个人，就能知道他想什么。谁知道读了以后才知道，原来不是这样的！心理学要做很多统计，实证的实验，甚至都要解剖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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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张婉婷极力撕掉“女性导演”的标签，但通过《秋天的童话》、《玻璃之城》等片，一位善于抒情并成功把握男女情感的导演形象已经深入人心 |
张婉婷拍电影以“拍有感觉的故事”为根本原则，她执着于一时激起的拍摄欲望，远甚于深思熟虑，琢磨卡司与计算成本。还是穷学生时，已经不知天高地厚地索要100万，拍摄了《非法移民》；觉得宋氏三姐妹的求学经历跟自己有几分相似，便有了《宋家王朝》；有感于母校的宿舍要拆掉重建，便有了《玻璃之城》；在北京的酒吧泡了几个夜晚，便有了《北京乐与路》。在她这里，感性永远超越理性。
南都娱乐：您的第一部作品《非法移民》就拿了金像奖最佳导演和500万票房，但似乎是无心插柳之作。
张婉婷：确切说是我的毕业论文，教授也打了很高的分。我一开始没钱拍，后来，刚好方逸华(邵逸夫夫人，TVB掌门人)到纽约去看一个摄影器材展览，她不太懂这些，希望找一些电影学院的学生讲解。然后我们就去了，饭桌上说如果同学们有剧本，可以到香港找她，也许就能帮忙之类。我也不管是不是客套，就真回香港见她了，她问多少钱，我说100万，让非法移民演回他们自己，再找同学当剧务，省钱。对我来说100万是好多钱，但她觉得很便宜。后来电影收了500万，在当时不得了。我至今都是十分感激她的，因为她把最初的那100万存到我私人的账户上，这是十分的信任。
南都娱乐：最初几部电影都是讲纽约的故事，而不是香港。
张婉婷：我想拍电影就是应该讲自己熟悉的故事。我在纽约五年，有很多非法移民的朋友。那时候很穷，只能到唐人街打工，帮人家租录像带。当时唐人街几乎都是非法移民，“文革”时逃出去好多人都在那里黑着。这真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一次在酒楼吃饭，又听到类似的声音，就伏在地上，结果不是，只好装作没事发生那样站起来，好尴尬。纽约唐人街几乎每天都是黑帮仇杀。但是香港那么小，唔……
南都娱乐：当时周润发片酬很贵吗？
张婉婷：他那个时候本来就很便宜的，那时候是票房毒药嘛。因为接我戏的时候，《英雄本色》虽然拍完，但还没有上。我觉得他是我认识的演员当中，唯一一个既可以演唐人街烂鬼，但同时又很浪漫的，这两个极端的东西都能在他身上体现。(现在一直出现他“戏霸”的新闻，当时有没有苗头？)他跟我拍的时候一点都没架子，《秋天的童话》时，我们的工作人员很不够，因为我是新导演，预算很小。他都有帮忙去搬道具的，有一天“砰”一下，就把头给砸了，出现一个伤口，我劝他不要再去搬，要不然就不能拍戏啦。
南都娱乐：《玻璃之城》里吴彦祖有句台词，“香港asshole”，是不是您也曾经有这种想法？
张婉婷：有时候觉得香港人很没有礼貌，这座城市的人很急，走路很快。我刚回来时，朋友都说，你说话和走路怎么都这么慢？
南都娱乐：说起《玻璃之城》，拍这部戏是因为什么？
张婉婷：大学宿舍要拆了，很舍不得，我觉得那样就是把我的记忆拆掉了。而且那个时间刚好是回归祖国那会，我就很害怕，以为回归后，很多东西都会被拆掉，就马上拍了这个故事。把我读书时的那段时间记下来。
南都娱乐：这部戏里青涩的吴彦祖现在是中生代里的顶梁柱了，您当时怎么发现的他？
张婉婷： 《玻璃之城》时，吴彦祖还是新演员，之前只拍过一部戏。我们想找一个广东话和普通话都不太准确的人，同时又有读书人感觉的。这时候朋友推荐了吴彦祖，他刚好从美国念完书回来，很符合我们的要求。ABC大多很善良，想法单纯，吴彦祖也是这样。
南都娱乐：黎明和舒淇也是在《玻璃之城》后成就了一段情，当时有察觉吗？
张婉婷：他们拍拖其实没有在片场表现出来。但一些眼神确实是很有火花吧，我在监视器前看着，心里一边就想，哇，这也演得太真了。
南都娱乐：大牌里边，成龙大哥也找你去拍纪录片，是什么情况？
张婉婷：是他来找的我，说他爸爸要告诉他一个家族秘密，本来只是希望作为一个家族纪念，没有想到会拿去柏林参展，但听着听着，就觉得那是个很好的故事，而且这不是他一个家庭的故事，那个年代许多中国家庭都是老一代到海外打工，把孩子留在国内，几十年骨肉分离。于是就萌生了拍成纪录片的想法。成龙大哥也没有反对，越大牌的人越是和善客气吧。
南都娱乐：这些成功的作品之后，您又拍摄了《北京乐与路》，怎样看待它的争议和批评？电影涉及到的一些音乐人，甚至都主动撇清与这部电影的关系。
张婉婷：那是我对北京的一些认识，是一个香港人眼里的北京边缘人的生活。这当然跟他们对自己的认识不一样。尽管有批评，我还是很喜欢这帮人，我跟他们差不多生活了一年了，他们为了理想活得那么穷，却仍然玩自己喜欢的音乐，过自己喜欢的生活。中国也只有北京有这种气氛，能养这些人。
南都娱乐：当时怎么会想到拍《北京乐与路》这样一个不是很熟悉的题材？
张婉婷：再年轻一些的时候，是希望当一个歌手的，读中学时我组了一个女子乐队，名字叫墨西哥跳豆。如果不是家里让我出来读书，大概就当歌手了。后来拍《宋家皇朝》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常常晚上去酒吧听摇滚乐，很喜欢他们，很特别，有西方的节奏，又有中国味道，只有中国的摇滚乐手是这样的。慢慢知道原来他们真的是穷得不得了，住的地方厕所都没有。但另一方面呢，他们又走在时代尖端，都是潮人。我喜欢他们，就拍了，同时也满足自己中学时代的幻想，以为自己是摇滚圈的。
南都娱乐：同样是城市边缘人的题材，拍纽约成功，拍北京失败了，有没有总结过原因？
张婉婷：你这样描述也是没错，但我想每部电影都有自己的命运，我觉得已经拍出了心里的感觉。电影成不成功，没办法掌控的……就比如这次在柏林拿奖的《岁月神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我们做梦也没有想过在香港有那么好的票房。
南都娱乐：除了《北京乐与路》，其他文艺片大多数都在商业上成功了，这很特别。
张婉婷：呵呵，其实我个人觉得，拍戏之初，不应该把票房作为出发点。像《秋天的童话》吧，任何投资人都会觉得，谁要看这个电影，谁要看唐人街的黑社会故事呢？但后来反应很好，所以不能想太多，因为不能预料将来，只有找自己喜欢和感动的题材，然后尽量把它拍好，希望观众能感受到你的感觉，只能这样。但是一开始就想票房怎样怎样，这是本末倒置。
南都娱乐：您的电影也是拿奖专业户。
张婉婷：导演当然是希望最好奖项和金钱两样都成功啦。但这都不是导演能掌控的，能控制的就是把最真实的情感展现出来。对我来说，我最喜欢拍自己有感觉的故事。
女性导演旗帜：“最美的爱情只停一格，死掉也很美”
不当导演的时候，张婉婷是这样一个女人，看恐怖片会大叫，看喜剧片会狂笑。她有些偏执地在电影中追逐自己未曾实现的梦想。她与丈夫罗启锐是大学同窗和事业佳侣，相伴二十年，但她对爱情的看法却是“在最美丽时定格最好，哪怕死掉。”所以她的电影里看不见女权，只有一般女人特有的痴缠和执拗。
南都娱乐：《玻璃之城》、《宋家皇朝》、《北京乐与路》这些都是想到一个主意就拍了？
张婉婷：对，梦想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的，我就到电影里实现。《玻璃之城》舒淇驾小型飞机，我就很想学，但罗启锐一直阻止我说，“你看，每个去学的人都死了，你这样的人那么粗心，不能害人害己。”罗导比较认真，会想到很多结果，我不管后果，不管一二三四。总有一天我要学驾小型飞机，现在不行，我就让舒淇先学了，我就坐在旁边，拍的时候就可以圆我飞行的梦。这也是我拍戏的原因吧。
南都娱乐：这种率性是不是作为女性导演的特征？
张婉婷：啊，我只能说自己是这样吧。人的性格不一样，不能以男女来分。每个导演性格不同，想东西的逻辑是不一样的。男人也有很率性的，像关锦鹏。对导演风格来说，个性最重要，而不能说男的通常就这样，女的通常就那样。
南都娱乐：但您的电影更加催泪、细腻。
张婉婷：这么说，难道因为我是女人？我不知道，拍电影时没有想那么多，因为拍电影的时候很忙，就是沿着我的想法做下去。没人管你是男是女或者外星人，把工作做好最重要。
南都娱乐：有没有刻意制造哭点？
张婉婷：完全没有，我指导时，会要求他们尽量自然，不会说某一个点，一定要让观众哭，这不可以。要很真诚地表现，大家才会感受到。
南都娱乐：您一直否认性别对您电影的影响，但确实很难想像您会去拍《无间道》。
张婉婷：我是不太擅长拍这个，我也拍过一个动作片，《战神传说》，你没听说过吧？所以当然是刘伟强他们拍这个比较好，但你叫关锦鹏去拍这个，他也拍不出啊。许鞍华可能就拍得到，所以这是人的性格的问题，无关男女。
南都娱乐：同样是女性导演，许鞍华拍过很多类型片，但您的题材似乎就比较单一。
张婉婷：她的电影相对中性一点，跟性格有关吧，她大大咧咧，勇于尝试，没有我那么“唯心”。她是圈里边少有的非常诚恳的一个人。
南都娱乐：许鞍华对感情的看法似乎比较消极，电影里谎言背叛比较多，您和她熟，有没有问过为什么？
张婉婷：这个我真没研究过。我想这都是影评人研究的吧，我看电影就是普通观众，喜欢就高兴，不喜欢就……呵呵。我绝对是一个入戏的观众，去看恐怖片，吓得简直要死掉，看周星驰我又狂笑得很厉害。看的时候不会去考究，否则感受不到直接的感情。
南都娱乐：您如何评价新一代香港女导演？比如黄真真，女权意识似乎特别明显。
张婉婷：不很了解她，不好说。但我反对以男女划分导演风格，也反对以年龄划分，这不公平，同一个年代的人，性格想法也很不一样。
南都娱乐：您的电影都是小人物，但很多电影都触及到宏大的时代背景，为什么？
张婉婷：我想这是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和地方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如果要拍一个关于我们生活的电影，时代背景总是在里边的，但我还是会把人放在最前面。像《宋家皇朝》，我也把三姐妹的感情放在最前面，她们经历的历史，就是她们生活的一部分，她们的故事，总不能离开那个年代发生的事。
南都娱乐：不过《玻璃之城》，“97回归”如果不要，他们的爱情悲剧仍然能成立？
张婉婷：不成立的。如果他们不生在那个年代——就是我那个年代，他们就不可能离开香港。回归之前，很多香港人不知道前面是什么路，于是电影里黎明就移民到了法国，舒淇和她老公移民到了加拿大，丈夫留在那边，舒淇回来发展。这就产生回归前一段时间特有的“太空人”，发生了很多离离合合的变化。
南都娱乐：但像《岁月神偷》，讲的是香港的故事，但很隐晦地闪到“文革”当中武斗死掉的老百姓，这样的镜头可以规避吗？
张婉婷：那一幕真的是罗启锐小时候看到的。很难规避，首先到北京是因为香港的西医没法治了，只能到北京试试中医。在北京看到这一幕，是一个小朋友第一次面对死亡，对小朋友来说，死是陌生的，在看到死人之后他害怕了，对他心理产生很大的影响。
南都娱乐：最后谈谈您的爱情观吧？您电影里的爱情通常很美，但是凄美。
张婉婷：爱情？爱情很好啊。我觉得爱情，包括人生，在最美的时候定格是最好的，因为最美的只有一格，就像《玻璃之城》，两个人最美的时候，死掉了，嗯，这样最好。
记者手记：她不能没有爱，她的电影也是
因为《岁月神偷》名利双收，沉寂一段时间的张婉婷又忙碌起来。记者采访前，她刚刚接受了一家英国杂志的专访，接下来又要接待香港媒体。这部电影，导演名字写的是罗启锐，张婉婷为监制，但她表示实际工作其实与导演无异——实际上，这对夫妻档的共同创作模式已成为经典，羡煞旁人。采访中她始终反对将女性性别作为她电影风格的标识，认为这是个性使然。也许她说得对，相比于孤寂半生的许鞍华电影里屡屡可见的谎言和背叛，拥有完满爱情的张婉婷，镜头里的爱情总是那样的唯美。
王洞洞：似曾活在童话世界里
曾经的女友说，她读大学时曾经翻过来调过去地看《秋天的童话》，只为体味一下女主角那痛在内心深处的失恋之情。这当然是一种矫情的说法，但在别人的世界中体味人生悲喜，不正是我们在看诸多文艺作品中一种常见的需求吗？就像看《阿凡达》时，所感受到人间早已不见的纯洁和美好一样，体会异样，才能满足内心。
在香港导演张婉婷那里，我们最多能体会到的“异样”应该是那个充满童话色彩的世界，不管是《秋天的童话》里的异国漂泊流浪，还是《玻璃之城》里的细腻唯美，即便是《北京乐与路》里到处充斥着因为误解而产生的不实幻想，都有着一位女性导演所精心营造出来的童话之美。
周润发、黎明都成了张婉婷搭构童话世界里不可缺少的男性支架，《秋天的童话》里周润发带着一身异国抒情的调子，足够迷人，当时带着 “小马哥”微笑和眼神的周润发，竟然能随后拍了一部这样的情感大片。还有《玻璃之城》里的黎明，憨态可掬，还有吴彦祖青涩但很恰当的演出，这些男明星成了张婉婷温暖情感片中不可缺失的主料，也可以说，是张婉婷用自己女性导演特有的烹饪方式，重新挖掘和塑造了他们。
张婉婷曾经在《玻璃之城》获得成功的1998年接受采访，谈及自己的爱情观时说：“喜欢的人不能在一起，的确很遗憾，若二人相爱的时间能够配合得刚刚好，那是最完美的。” 她以此来解释备受质疑的黎明与舒淇在戏中瞒骗各自的配偶赴伦敦偷情的那段备受争议的戏。不够现实，更不去多理会世俗的眼光，用尽全力展现自己心目中的美好爱情，哪怕只有片刻，也愿意费尽最后一点力气——这不正是只有童话世界才会有的吗？
就算那部最受质疑和攻击的《北京乐与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待导演，是不是也可以看成这是一位女性导演非现实但非常感性的视角呢？摇滚乐披上了浪漫的色彩固然不是其本色，但如果在童话世界里，梦想、冲动、青春，我们为什么不能将他们幻想成被虚化的浪漫代言人呢？世界本来没有童话，但应该允许心怀善意的人去幻想一个童话般的世界。
作为香港标签性质的女性导演，我们当然不能指责张婉婷不如许鞍华那样硬朗和多元，也不能指望她能像台湾女导演张艾嘉那样善于挥洒自己的才华和灵感，张婉婷只是那个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一点抚慰，在她营造的唯美童话世界中，感受一下人间不多见的纯真和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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