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日报
2009年12月的一个周末，国家大剧院的1号排练厅里，著名歌唱家迪里拜尔正在试唱歌剧《山村女教师》中的华彩片段。无法穿上婚纱的女教师对着背弃她的男友唱：“五年前你说你爱我，追随你回到你故乡。四年前你说你爱我，你去读本科我来供养。三年前你说你爱我，我帮你照顾你生病多年爹娘。两年前你说你爱我，你考取研究生奔向远方。一年前你说你爱我，等到今天我才明白了，我自己永远不是你的新娘……”编剧刘恒站在排练厅后面的一个角落里，闭着眼睛抱着双臂静静聆听。磨毛了边的牛仔裤、旧蓝的夹克、灰白稀疏的头发，他混在许多人中……
也许是感动于歌者唱出了山村女教师那一刻隐忍和悲怆，也许是感谢青年作曲家郝维亚为自己戏称为顺口溜的词句插上了音乐的翅膀，也许是感恩这样一次跨界的创作让生命有了新的领悟。歌罢，刘恒用力而真诚地鼓掌，轻轻地说：“真好。”
1.他在学历一栏填写的是“初二”
上个世纪70年代，像那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从部队退伍的文学青年刘恒盼望着融入到大时代火热的生活中。所以当他知道给自己安排的工作是历史博物馆的讲解员，或是农机研究所图书室的管理员时，他觉得很失望，那远离了他的想象，那样的地方怎么会有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怎么会有青春激荡的体验？他到复退军人安置办去谈自己的想法，却遇见了另一个对所分配工作不满的复员军人——一个汽车制造厂的装配工。没有多想，没有和家人商量，刘恒立刻与他做了交换，于是人生的轨迹在这里拐了一个弯。
来到北京汽车制造厂的组装车间，面对汽车零件组装流水线，面对高强度的纯体力劳动，刘恒傻眼了。这样干下来，哪还有时间读书，哪还有精力写作？他回忆说：“那时候被分到了总装车间，在流水线上工作，每6分钟过一辆吉普车，给每辆吉普车相同的部位装相同的零件，简单枯燥，而且很累，最紧张的时候要连续工作12个小时才能休息。我真的后悔了。在那种环境下，根本没有创作的欲望，也谈不上体验生活，身边的工友们每天想的就是如何开病假条。”
然而挫折才是人生的常态，没有谁会为青春的愚昧买单，一切他只能自己扛着。生性敏感内向的刘恒感受着没有出路的苦闷，他拼命地写，那像是一种逃离，一种自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没有放弃对文学的梦想。很多时候，母亲半夜起来，看到我的小屋还亮着灯，就劝我睡觉。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候上班骑着自行车就能睡着了，自行车车圈蹭马路牙子的响声把我惊醒。”
天道酬勤。1977年7月，刘恒的第一次投稿就被《北京文学》选用了。那个时候，《北京文学》经常从北京挑一些人调到杂志社帮忙，每一期3个月，刘恒被挑中了。他终于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泥泞中走出来，为了不再回到那个环境中去，刘恒每天来编辑部最早，打水、扫地，十分勤奋。后来编辑部的领导觉得他干得不错，让他再接着干3个月，这样一来二去，刘恒终于从北京汽车制造厂调到了《北京文学》杂志社，一直在文学之外创作的他这才有了阵地。“我所接触的文学圈子、社交圈子是在《北京文学》成熟和培育起来的，所以我要永远感谢它。” 因为写作，刘恒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没有报名，以后，数学只考7分的他放弃了高考，也就彻底放弃了上大学的念头。当有机会去《北京文学》当编辑时，简历中学历一栏他填的是“初二”，当编辑的时候他才抽出时间读了一个干部研修班，拥有了大专学历。没有上大学，这是他一直的遗憾。“我儿子读‘国际政治与研究’专业，我羡慕他能够有系统学习的机会。我是没办法了，我喜欢哲学，可是最需要吸收知识的时间被荒废了，我只能靠自己学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也只能用这样七零八碎得来的经验去思考人生，所以我常常判断错误，出现偏差。”提起这些，刘恒很是感慨。
好在刘恒听从了内心的召唤，并没有在不断的偏差中失去方向，他写作，在文字的囚禁中找到自由。
2.“我希望上帝能给我机会，让我创作出惊世之作”
“五十知天命”。刘恒也在50岁上下的时候知道了自己“活该当个作家”。50岁的刘恒已经不是当年一边给吉普车装底盘一边做着写作梦的文学青年，他的名字前面有了很多的附加词：著名作家、金牌编剧、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等，这些词语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功名利禄。50岁的他即便不坐享其成，也可以躲在这些名词后偷偷懒了，可刘恒却不能放下他的笔，也无法让自己偷懒：“我不是排斥物质的东西，我和钱又没有仇，可是如果你说给我很多的钱让我不再写了，那我不干，给我再多也不干。”
刘恒依然用圈里人都了解的方式，把自己“关”起来去创作，十几天几十天，没有娱乐没有交际，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写，疯狂地和自己较劲。他知道到了这个年龄，在文学圈走到这样一个层面，旁人已经不会再在他的路上给他设置什么障碍了，他只希望在自己身边堆满荆棘，然后去清理它们，在鲜血淋漓的刺痛中去保持那份对外部世界的敏感，去保持那份纯粹的想象力。从50岁走到现在，他的成绩单上又有了许多的“优”，这其中除了他熟悉的小说创作、影视剧创作，还有了新的科目、新的尝试，像话剧、像歌剧。他得到了肯定，得到了掌声，可是他的满足是短暂的。他还会经常觉得走投无路，还会怀疑自己、否定自己，想要用新的挑战来证明自己：“我还想在思辨上，在更深刻的层面上有所进取，而不是文体上的简单的成绩，这对我吸引力不大，我希望上帝能给我机会，让我还能够创作出惊世之作，当然这是我的梦想，这是在做梦。”
说上面这些话的时候，刘恒声音很轻，语速也很慢，像是在自言自语。刘恒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到了知天命的年岁，就好比太阳过了午，该往下落了。但在这个时刻，我对自己的要求有两点，一是随遇而安：在喧嚣的、物欲横流的环境里，保持自己的平常心态，平和、平静地看世界。二是知其不可为而为：在这个年岁，人容易不思努力，对自己的要求可能会下降，而我要求自己发挥出应有的创造力。”
写作让他清晰地了解人生的规律，让他愿意忍受宿命带给他的痛苦、也让他看见衰退的必然，体力的、精力的、创造力的；可写作又似乎给了他突破自身禁锢的力量，让他甘心去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尝试。
刘恒了解他喜爱的那些好的作家基本都敏感到病态的程度，像尼采、卡夫卡、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甚至是在毁灭了自身肉体的情形下去达到创作的终结。刘恒有时候希望自己像他们那样，使思想达到肆意飞翔的状态，并从这种高峰的体验中去实现自己在文学上的价值。“我期待这种状态，但我也害怕会疯了。”刘恒笑道，“我希望我能平衡自己，保持一种适度的敏感，至于最后能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只能听天由命了。”
3.写作是减去欲望的飞翔
“知天命的表现之一是把减法放在第一位，要不停地减掉生活中的步骤和干扰，那些现实生活的诱惑，名誉上的、利益上的、虚荣上的、娱乐上的。掂量一下自己的生命，按照正常的生命周期已经过了三分之二，剩下的时间其实并不是很多。能做的事也是有限的，如果想做好，只能把注意力放在最重要、对生命最有意义的事情上。对于我来说，除了我的家庭和写作，其他一切都可以减掉。”虽说要“听天由命”，可刘恒还是很清晰地在规划自己的未来，家庭是他“生活的主要阵地、幸福的主要源泉”，是他在“大风大浪里拼搏后的港湾”，而写作是他生命最有意义的体现，除了这些，其他的许多东西对他则是形式的问题了。就好像他目前写的歌剧，虽然在报酬上远远低于其他创作，虽然在形式上并不能很外在很直观地体现编剧的价值和写作功底，他却一丝不苟地花很多精力和时间去完成，同时放弃了一些看起来更容易也能够得到更多回报的合约。
刘恒说现在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太太在打理，他对钱没有什么概念，几乎不花钱，也没有享乐的欲望。但他觉得生活中还有可以不断减去的东西，他希望找出它们，减掉它们。他的野心仍在写作上，他还想在那里驰骋，在写字台的后面，在孤灯底下，忍受煎熬，品尝快乐。
他知道自己是站在地上的，他知道自己没有翅膀，但他在挣脱，努力减掉困扰普通人的种种羁绊，以使思想的力量带他在精神世界飞翔。就像他曾经写过的：“我们的敌人既不是客体的坚固，也不是主体的懈怠，更不是工具的笨拙。我们的敌人是时间。我们知道，谁将是最终的失败者，这是早就注定了的。当然，这也是生命中全部哀伤的源泉。但是在倒地不起之前，我们必须奋斗，必须冲到一个尽可能远一些也尽可能高一些的地方！”
2009年就要过去的一个下午，刘恒和作曲家郝维亚一起在国家大剧院谈歌剧《山村女教师》的创作体会。讲座结束，听讲座的人没有散去，有观众来请刘恒签名合影，他随和地签名，微笑着一一跟大家合影。
从排练厅出来，媒体的记者围上来采访，他倾身听，认真答。有的媒体记者晚到了，问了重复的问题，他就再答。电视台的记者觉得他的回答对于消息类节目不太容易剪辑，让他简短地总结表述，他也没有表示不快，只是自嘲地调侃一下，站在摄像指定的位置，重新组织语言满足对方。
大剧院的结构复杂，不熟悉的人常常要迷了方向，所以刘恒离开时，《国家大剧院》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为他带路，但当他明白了“来龙去脉”时，坚持阻止陪他、送他的人：“到这吧，我能找见的，外面很冷，你们没有穿外套。”
他的平和，他的谦逊，他的真诚，让人感受到他的力量，他内心的力量因为纯粹显得很强大，让他能够从容地做减法，让他在功名利禄的种种诱惑中甘愿做文学永恒的信徒。
刘恒九说——
一说父亲：我父亲是非常利他的一个人。他们那一代人在人格上是非常有力量的。我父亲当了一辈子警察，但地位卑微，最终是一个小派出所的所长。父亲靠自己的信念做人，人品极其好，喜欢帮人做事，从来不讲报酬。后来他老了，七十多岁了，还弄一个小皮包装着推子和布单去给人理发，我们那个大杂院儿里几乎所有男人的头发都是他理的，来者不拒。可我跟我父亲很少交流，一句话不投机就干脆闭嘴了，直到他卧床不起临终的时候，我才对他说我爱他。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过世后，我数次在没人的地方痛哭，大半年才平静下来。
二说婚姻家庭：我爱人是位医生，我的所有作品，她都是第一读者。有些作品我没写完的时候，她偶尔提些意见。有时我信心不足，她不说缺点只说优点，略施小技让我得意地继续写下去，写完了再来打击我。我吃她这一套，习惯了。我的家庭观念很传统，信奉相濡以沫、白头到老、和和气气、平平淡淡。年轻时喜欢跑动，旅游和各种笔会都愿意参加。结了婚有了孩子，就恋家了，别说笔会，甚至出国都不爱去了。我感觉家里很舒服。我人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让家人和亲人幸福。如果他们能够快乐地生活，我最要紧的人生目标就实现了。
三说自己：15岁怕丑，不爱照相。跟现在比比还是挺好看的，关键是比较干净。那年月写信找不着词，却爱上了文学。夜读保尔，读到吻冬妮亚自己就变成保尔了。30岁戒烟，人就胖了，笔也肉起来。改喝咖啡，一夜10碗，肝又疼了。吃糖，吃瓜子，最后吃茶，心胸还是不静。无奈中把头发刮了，秃笔随之顺畅。45岁上街，有个老太太指着我儿子问我：“这是您孙子？”我说是。有个亲戚读了我的文集，深惑不解：“你的小说，书皮上印个你爹的相片干啥哩？”我说你再看看。我不生气，只是略感惊讶，还有点高兴。我是个老作家了。至于自我评价，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特点的、有一定成绩的、比较认真的作家，除了会写小说，对影视剧本的创作也有一定的研究和成绩。
四说《窝头会馆》的演员：宋丹丹一直夸剧本，走到哪儿夸到哪儿，还拽着老公一块儿夸。我还没吃透剧本的优劣，虚荣心倒抢先得到满足了。但是我必须说，她对剧本的理解，让我有知音之感。我精心观察她在台上的一举一动，说句肉麻的吧，她对表演层次和强度的控制显示了天才的力量。何冰也好，你要说他是人艺一根台柱子，恐怕没人说他不是。他已然戳在那儿，生了根儿了，谁也推不倒他了。濮存昕给人的惊喜最多。我明明知道他下一句说什么台词，可只要他一张嘴，我就跟着观众笑翻了。那种骨子里的魅力是与生俱来的吗？我觉得八成是。杨立新和徐帆也好，有的朋友给杨立新嘎嘣脆的表演排第一，有的把徐帆的气韵摆到最前边去……总之，各有各的好，台前台后都好，凑成了整个人艺的好。戏在台上一旦活起来，那感觉真的是好啊！我有两回坐在二楼的边座上看戏，除了演员的动静，整个剧场鸦雀无声。艺术的美是什么？一伸手就摸到了。
五说80后作家：看到郭敬明，我就想，这孩子光长心眼了。有异禀之人必有异人之相。我相信他有巨大的精神能量，我希望他有好的发展前途。我也喜欢韩寒的状态和表达的锐利。我曾想把笔传给我儿子，可人家对写作没兴趣，但当我看到一帮和他同龄的孩子在写作时，我感到特别亲切，就有了“舐”犊之感，我为他们感到自豪和骄傲。我想到另一个同音字“弑”。你们不要有弑父情结，你们是后浪，推着前浪走，但实际上是前浪把你们拽来的。在基因链条里，是一环一环的前辈传给后辈，人类的精神基因才成为整体，我们的文学才发展到今天。
六说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是鲁迅。我读了他几乎所有作品，包括日记和书信。那种痴迷的阅读刚好发生在我的青少年时期，印象太深了。我对他的崇敬之深，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理智可言。鲁迅的神示影响了我的世界观，还捎带着影响了我的文字。他的孤冷，他的怨毒，还有他的迅捷，在我看来都是慈悲的标志，也是某种身份的标志。
七说文学：我现在仍然认为最结实的思想、最浩瀚的精神世界，还是需要文字把它确立起来，如果没有文字的耕耘和收获，人类那些具有价值的思想就出不来。最后还是要靠文字来留存。这是人的精神最宝贵的部分。纯文学也是一样，是稀有金属，需要有勘探能力的人来开采这些稀有的金属。越稀有，可能越珍贵。这是文学不需要悲观的理由，虽然处于弱势状态，但是不需要悲观。我一直准备着，有一天写出一部让自己满意的小说。
八说写作：写作是寂寞的事业。对我个人来说，它是一种爱好，也是我的生命。在纯粹的意义上，这种写作与任何功利的目的没有关系。我常把自己关在某个地方创作，心情很孤寂。为了抓紧时间全心写作，我只吃早饭和晚饭，把午饭免了。吃完早饭，坐下来一写就到下午两三点。幸好一个多月就写完了，然而不幸的是，离下一次关禁闭埋头写作又为期不远了。这种状态恐怕会延续下去，除非我放弃写作。当然，没有人逼我这样做，这是我为自身爱好和我的人生必须付出的代价。说老实话，孤寂之余我感到相当幸福。
九说影视剧和话剧创作：电影的节奏非常重要，它的结构是细部的结构。而电视剧是砖头，它是一块一块码砖头砌砖头，它的结构更小，它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更小。相比之下，话剧剧本可以永远“活着”，因为有一代一代的剧院、导演去完成它，而且跟上一次完成的绝对不同，它不可能重复，剧本的生命力在不停地成长，没有死亡期。与话剧剧本不同，电影剧本一交出来，一旦文字转成视觉、让胶片固定下来之后，从艺术表达的角度看它就已经死掉了。所以我有时候形容电影剧本的文字恰恰是电影剧本的墓志铭，而墓碑就是电影。
记者 周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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