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制作人王伟忠：台湾电视圈的创意大拿

　　王伟忠这几年与舞台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先是“三顾茅庐”请来赖声川合作《宝岛一村》，了却了一桩童年心事，而后携爱将谢念祖一道，成立了“全民大剧团”，自己当起剧团总监。全民大剧团三年磨一剑的处女作《疯狂电视台》，首轮内地巡演刚落下帷幕，二轮巡演便蓄势待发。

　　对大陆观众来说，电视剧、电视节目和戏剧是三种截然不同的样式，但对台湾人来说好像就不是如此。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台湾电视金钟奖，管电视剧叫作戏剧，电视节目叫戏剧节目。可能也因为如此，这明明显显的“跨界”在王伟忠那里就好像真的只是挪了个地方那么轻巧简单。

　　这是一个信号，意味着这个台湾综艺节目的老大，不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他开疆拓土的野心比起三十年前那个初出象牙塔的眷村小伙儿，丝毫不减。而这，与年龄无关。

　　抹不去的眷村情节

　　即便你不知道王伟忠是何许人也，也不会不知道满世界正在流行的台湾综艺节目。《康熙来了》、《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大学生了没》、《国光帮帮忙》……这些大举侵占内地网民电脑的“罪魁祸首”，炮制者就是王伟忠。

　　1977年的台湾电视圈，即使不像如今这么光鲜夺目，对当时年仅20岁的文化大学新闻系学生王伟忠也是极大的诱惑。

　　“大二那年，我跟着系主任去出外景，在台中公园，需要个水性比较好的人去托住平台，伟忠哥就负责左下角”。王伟忠一本正经地说。

　　如此古怪有喜感的入行经历，从王伟忠本人口中道出，你不会感觉这是一个电视人追求笑果和气氛的“职业病”，你会觉得这就是真实的他。也是这次特别的打工经历令王伟忠结识了后来做了演员的郎祖筠。郎祖筠的父亲郎叔是台湾演艺界无人不知的“郎叔”，知名的幕后工作者。随后王伟忠由郎叔带入行，进入电视台打工。

　　与王伟忠聊天，最大的感觉是，此人的“神侃功”果真不是盖的，“我从小在眷村长大，所以南腔北调都能听得懂。眷村就好像这边的胡同一样，我们对人很礼貌 ，台湾讲就是很会‘哈拉哈拉’，很会侃，大家相处都非常好。”这一身“神侃功”给初涉电视圈的王伟忠帮了大忙，令他年纪轻轻便如鱼得水。混迹在化妆间与明星们“哈拉哈拉”的同时还有着相当可观的收入。“我那时候帮大牌演员买早点和香烟赚来的钱，就够交两个学期的学费还可以买两辆二手摩托车”，让现在的年轻人羡慕得不行。

　　1981年，王伟忠服完兵役“重回”电视圈，正式成为一名电视制作人。由于新闻专业的背景，王伟忠制作的综艺节目擅长引入新闻的概念，将社会问题反映到节目里。“我做的栏目都很奇怪，你在哪儿也看不到，只在台湾有。”而透过电视语言的夸张变形，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台湾社会缩影。

　　“我到今天也认为，不管是做电视、戏剧还是传播，能反映一个社会变化的就是最好的制作人，这是我觉得。”王伟忠说。

　　自言“把另类做成主流”的王伟忠，八零年代至今便一手捧红胡瓜、张小燕、曹启泰、吴宗宪、陶晶莹、大小S、蔡康永等一批台湾电视综艺节目的顶梁柱。后来，这些组乐队的（胡瓜）、玩剧场的（郭子干）、在读书的（吴宗宪、曹启泰）、送快递的（澎恰恰）、开出租的（洪都拉斯）、开飞机的（九孔），干什么都有的“杂牌军”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伟忠帮”。

　　创意无限的“伟忠帮”在台湾电视圈所向披靡，王伟忠归结创意的根源却只用了三句话：“一个人的创意来自三个方向，一是你生长的环境，二是你的天赋，三是你所学的东西。你一定要在乎你生长的环境，不管是农村、大院还是都市，这是你一辈子都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不管穷富，环境都是从事创作最基本的，我的一切都是眷村给的；天赋，我天生爱漫画，我用漫画的方式表达我对人情世故的理解；三是所学，我学的是新闻。”

　　末了，王伟忠补充道：不要总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找自尊，这是我的经验。

　　电视人的乐与苦

　　王伟忠1957年生人，年过半百，混到电视江湖的大佬，不仅率“伟忠帮”占据台湾电视的半壁江山，两岸三地粉丝也不少。一场没怎么宣传的讲座，慕名而来的观众远超主办方意料，到最后观众不得不席地而坐。来听王伟忠“神侃”的至少有八成都是媒体从业人员或新闻传媒专业的学生，俨然一个两岸媒体同行联络感情的茶话会。

　　“做媒体做幕后的人不要太崇拜偶像啦，每个人活的不一样，好好珍惜自己，没什么好自卑的，年轻人要有点骨气”，王伟忠语重心长地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内地同行说。

　　最近，一部由王伟忠监制的舞台剧《疯狂电视台》在内地上演，故事讲的就是只剩下两个人的疯狂电视台如何靠创意杀出重围，求得生存。然而这出看似一派欢乐的喜剧，在极致的癫狂后挥发出了虚无，乃至幻灭感。《疯狂电视台》首轮在台北上演的时候，有一场安排媒体从业人员前来观摩，结果却是，他们完全笑不出来。

　　如果说《宝岛一村》讲的是王伟忠前二十年眷村生活造就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么《疯狂电视台》则是他后三十多年在电视圈摸爬滚打的乐与苦。

　　“台湾那么小小的地方，2300多万人，3.6万多平方公里，总共有100多个电视台，竞争可想而知有多厉害。一个行业因为竞争会产生疯狂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下，我就觉得应该做一个东西来反射电视的一些怪现象。”王伟忠说。

　　比起舞台剧首秀《宝岛一村》的宏大题旨，新剧《疯狂电视台》要微观许多。舞台被装扮成一个巨型的电视演播间，台前幕后的喜怒哀乐尽收眼底，它像一枚万花筒，收纳进台湾电视乱象，台湾社会乱象徐徐转动，扭曲变形。疯狂的电视圈，疯狂的电视人，怎么看都像是王伟忠的自我解嘲。

　　此次担纲《疯狂电视台》导演的是王伟忠的爱徒谢念祖，台北艺术大学的高材生谢念祖，跟老师赖声川学习了九年，毕业之后，进入电视圈，在王伟忠麾下制作政治讽刺节目《全民大闷锅》，如今早已成为“伟忠帮”里独当一面的一员虎将。回忆当初刚进电视台的情形，谢念祖说自己“一接到伟忠哥电话就胃痛、头痛”，这种高压的状况大概持续了三年。传闻中王伟忠火爆的脾气也算得到了目击者的证实。

　　对于大陆娱乐圈不时走露“潜规则”的风声，记者也不禁好奇：台湾电视圈是否有“潜规则”？王伟忠淡定作答，这个哪里都会有。“那你有没有遇到过呢？”记者问。王伟忠耸耸肩：投怀送抱的人我不会理，我从来不跳槽也不挖角，我的艺人都是有点另类，个性好玩的人，都不是特别漂亮的。弱水三千取一瓢饮，何必呢！

　　王伟忠的5个Q&A

　　搜狐演出：之前您与赖声川导演合作《宝岛一村》，你们是如何进行合作的？

　　王伟忠：我当初离开眷村要到台北来打天下，我妈教了我几句话：当你见到长官，要叫得亲一点，离得远一点。意思就是在江湖上做事，嘴巴要甜背要弯，但做人的原则还是要有，否则你就会被大家看不起，尤其是做我们这一行，是要有一点骨气。我们这行创意的人不少，经营的人少，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做创意，做内容的人，最好能有一个同学朋友像商人的。因为做创意的人个性都很牛很叛古，娱乐媒体都是这样，越压他越红。这样个性的人没办法和他办事情，一谈就翻脸一谈就不舒服，做这行最好要找个合作伙伴，商人他有些话不在乎就过去了。像谢念祖的哥哥就是个奸商（笑）他在不在？奸商走了？！奸商你看看样子就知道了，他真的很疼这个弟弟，我觉得这点很好。一个好的事业伙伴是很重要的，我做舞台剧找的赖导演，我和赖导演做了一年半，我们是混太保的，人家是在伯克利拿到博士学位的，我是学新闻，学杂学出来的，我是杂学家不是专家。我做这么大的剧，就必须和赖导演合作，和赖老师讲，请他来帮忙，赖导演不是眷村出来的，对眷村文化不了解，我讲了一年半，念祖在旁边做记录，直到有一天赖老师说，我有感觉了。所以找一个好的合作伙伴，一下会解决很多问题。

　　搜狐演出：您是否担心《疯狂电视台》这种比较“台湾”，充斥台式笑料的剧在大陆会有接受的问题？

　　王伟忠：不管我做《宝岛一村》还是《疯狂电视台》都有人问我，台湾特色大陆观众会不会看不懂，其实我觉得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城市是接受各种各样的文化的，就像有人说东北的二人转南方人看不懂海派清口北方观众不喜欢，郭德纲相声在南方不受欢迎，我觉得这都是暂时的状态，一段时间之后，整个大陆会更开放，任何文化都可以接受，东欧的芭蕾舞、美国的好莱坞、日韩电视剧，没有问题啊！尤其在北京，各种不同表演都要去看。对我来讲，我赞同电视人做不同形式的创作，我做的栏目有时就很难讲是什么形式。不见得台湾制作人把台湾那一套拿到内地来就会很火，我也从来不认为。我还蛮想带一些创意人在大陆这边做一些有趣的表演，不管是影视、舞台剧还是各个方面，但是我必须要花很多时间落地生根，去体会这边的生活。

　　搜狐演出：内地媒体倡导反“三俗”，而您的一些节目放在内地可能就要不幸地被划入“三俗”范畴，不知道您对“三俗”和言论自由之间的关系是怎么看的？

　　王伟忠：当一个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就会用制度去解决。全世界电视最完整的制度莫过于无线电视台的管理制度，商业电视本身的方式就是要配合广告，所以允许很多制度和行销。当电视制度完整的时候，你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就像做《康熙来了》，《康熙》是有线电视所以尺度比较宽，台湾有线电视你每个月付五六百个新台币就可以看100多台，非常混乱。所有事情归到制度里就没有争议也无法争议，不会有老先生老太太写文章到电视台说不行啊、俗啊、盗版啊、反古啊，所以就必须靠制度解决。

　　我认为俗不是一个坏事，就跟主持人一样，穿得很贵族，心里很朴素，就怕外表很朴素，内心很贵族的，有的艺术家就是这样。所以一个主持人做喜剧演员，做到让人喜欢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吴忠宪就是一个标准的让人喜欢的人，他一直不正经。我说，人分三种个性，“演员个性”很自立，“歌手个性”很自恋，“主持人个性”就是从小就喜欢找一些人到家里玩，开冰箱拿些好吃的，晚上被爸爸打，第二天还是会继续这样。“主持人个性”是喜欢张罗的个性，一个好主持人本来就是自娱娱人，真正的快乐是心里快乐才能让别人快乐，这叫俗么？

　　搜狐演出：许多台湾主持人在内地都比较火，那您对内地的主持人有什么样的了解？

　　王伟忠：台湾主持人胜在起步，我当时把喜剧演员引进到电视台，是从我们这边开始的，以前电视上的主持人都在说法国话，我让主持人比较接近老百姓，说人话。我最近看国内的一些主持越来越进步了，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录影的时候制作人要帮助他，一个人为什么成名之后就开始浑身不自在？因为身边长了一堆眼睛，刚开始有点知名度的时候就觉得很不像自己了，一个真正好的主持人是表里一致的，这很重要。制作人要怎么帮他呢，就是让他先在熟悉的人里做一些访问，录完之后再做剪辑，这样对他比较好，训练一个主持人和环境有关系，他身边如果没有盖子会自由自在一点，当然主持人还要有一定天分，访问一个人准备很多资料，这样是不对的，其实准备两三个就够了，最好的表演节目就像家里最受欢迎的人一样，很自在。制作人要帮助他到那个位置，这方面我比较有训练经验。国内主持人现在也还不错。一个社会刚进步的时候各种主持人都能接受，社会进步的时候中年主持人会比较受关注，我觉得大概就是如此。

　　搜狐演出：这两年您也到内地与这边的电视台有合作，您认为两岸电视圈的环境有何不同？

　　王伟忠：台湾的一些电视节目给大家感觉就是肆无忌惮，这不见得和台湾的环境有关系，像《全民最大党》这样的节目子内地看不到，那都是讽刺政府高管的，年纪轻轻的哈哈一笑就过去了，年轻人也不跟着电视走，年轻人有自己的方式，很少看电视，都在网路的视频管道上看，这个传播力很大。所以电视很容易变成老人家看的。

　　在我看来，老人家看《全民最大党》会觉得是造反啊，就像台湾投票的制度目前也不见得适合中国大陆，大陆也在农村进行一些选村长的投票，跟台湾一样，生活环境影响一切的东西。两岸环境不一样，所以我们也在试，看看到底是不是适合。我们的制作人来这里就不走了，觉得这边市场大。你们这一代会看见很多精彩的变化是让我们这一代羡慕的，但是你们也在失去一些东西，当一个自由不受管束的时候，也不见得你会做出好的电视节目。在《疯狂电视台》里你会看见一些问题，台湾电视确实有问题，媒体人比较少，都是商人在主媒体，媒体人有点社会责任的都不会太看商。当媒体变成商业后电视节目也不好做了，全部都看着收视率，我做节目都是“左右手”，一个是商业，一个是自己想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