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问《十月围城》群星表现如何 围城动因合理

巴特尔生擒谢霆锋

　　《十月围城》一个围字，泄露了影片的动作成分。

　　从打斗次数来看，最多的还是拳脚了得的甄子丹，全片大大小小五六场拳脚来往，每一次都虎虎生风；其次则是李宇春和胡军，二人不乏几场武术套路的对阵，但好在各自特色鲜明风韵别具；谢霆锋和巴特尔则比较均等，但都不存在复杂的动作设计；倒是黎明一场以寡敌众，编排感浓重，打得花团锦簇蔚为壮观。《十月围城》打戏虽多，特别是在后半部分，几乎不做片刻休息，弹有点在于，所有动作场面都未凌驾剧情之上，不贪打，不恋战、去奇观又不失凌厉，这是近年来动作电影跳出窠臼的可贵之处，换作以往，怎么也得让甄子丹来个横扫千军，再和胡军大战三百回合，才算了事。

　　我记当年陈凯歌找董玮为《无极》设计动作，就时不想让武术风格给电影主题定了性，因为相比袁和平、程小东、元奎，董玮不是很讲究视觉上的形式，他首夺金像奖最佳动作设计，凭的就是《神偷谍影》契合时代感的拳脚突破。《十月围城》也少不了时代变奏，除了巴特尔随手拾起椰子的准篮球动作外，车夫阿四与伙伴街头竞技，沈重阳与刺客的长巷追逐，跑酷的痕迹不言自明。当然，谁用跑，谁用跨步，谁用小跳，这都是角色性格所决定的。方红虽然为戏班出身，精通武术，但不会将舞台动作带入真打实摔之中，紧要关头咬牙头撞均是本能反应，而以女孩子的体力，也不可能连续打上三分钟，中间必留缓冲时间，当你意识到方红真的是在拼命为父报仇时，《十月围城》才没沦落为功夫秀。这一点在巴特尔的身上体现的更为明显，身为少林正宗，却从未有过高手之势，寡不敌众，还头一个牺牲，动作为悲剧让了一步。而相比原本武术世家的刘郁白与世隔离之感，武打中夹杂了超现实的飘渺玄妙，传统武侠造型，只在他以一敌众的身姿上有过一瞬体验。《十月围城》不可避免地负担商业压力，甄子丹的动作就不能不特别突出，剧组特意在杀青之后补拍了一场甄子丹的“旷世”打斗，据说拍摄最长的一次耗时26小时，算是一慰观者吧。

警察总长VS李玉堂

　　2003年下半年CEPA的通关放行，使得合拍片成为华语影坛最为热门的词汇，但上帝总是喜欢恶作剧，打开一扇窗也同时关上一扇门，合拍片固然风起云涌，笑场、拧巴的效用也是如影随形。最被人称赞的《无间道III终极无间》里，身为内地演技大拿的陈道明和影片整体风格格格不入，让人如鲠在喉。《七剑》开场不久，杨采妮一句“老先森”，让观众魂飞魄散。同样，就是在被称为“大片之源”的《英雄》中，张艺谋对张曼玉和梁朝伟的使用，也是明显不如章子怡得心应手，更遑论《女人不坏》、《赤壁》、《机器侠》等片的分裂与牵强了，《十月围城》当然也得面对这样的风险。

　　在影片整体叙事中，王学圻扮演的李玉堂是中心角色，从头贯穿到尾，加上胡军扮演的对立者闫孝国，两位内地演员统领表演语境，一方面是各自气质使然，一方面也是尽量消弭《七剑》两种表演状态共处一室的古怪。

　　《十月围城》的对白有八成是普通话，而另外两成的广东话，体现在片中“环境音”上，例如街头商贩、市井小民，就象《霍元甲》中的叫花子，随便两口天津味儿就点出了事发所在，而陈少白也是国粤双语，对什么人说什么地方话，将表现力引入剧作真实。其实说白了，内地观众和香港观众不同在于，内地观众是看着内地电影和吓死你刚刚电影一同成长的，而香港观众只关注香港本土的电影，所以内地观众会有一个文化上的多重比较。

　　其实以史实论，一百年前的香港，除了本土文化，内地商旅政客已是聚少成多，片中巴特尔饰演的王复明就讲到：“当年我被少林寺赶出来，一路往南走……到了香港，不能再走了，再走就掉进大海了。”这句话也暗含了影片文化意识的宏观判断。

任达华拼死护卫李宇春

　　陈德森曾经提到，《十月围城》就是要拍一部商业化的“主旋律电影”，此言非虚。请来孙中山出镜，小人物舍生取义，背后是一个国家的命运走向。

　　对于一以贯之的港片气质而言，这是一次危险行为。以往的港片题材要么你侬我侬，要么黑帮厮杀，要么疯癫搞笑，最不喜欢的就是大道理，至于爱国主义这回事，一般直接推给黄飞鸿、陈真、苏灿等几个惯打洋人的专业户，关键词往往也落在“打”上。而在十年前，《十月围城》剧本构思伊始，陈德森也只是决定要拍一群小人物保护大人物脱险的故事，也没想着往家国大业上套，直到陈可辛建议，不若就用父亲曾在《赤胆好汉》中请用过的孙中山，故事的格局才一下子豁然开朗。

　　仅在讨论可能性的时候，孙中山的设置算是开出了一个先决条件，毕竟，曾经的《广东五虎之铁拳无敌孙中山》不过是部嬉笑闹剧而已。《十月围城》并没有泄掉这口气，影片中，让李玉堂背负了一个“题眼”的重任。

　　身为中环富贾，李玉堂对革命，从“只出钱不出面”的暗中支持，到端出身份登门会见“大头绿衣”史密夫，在方天戏班被剿、陈少白失踪前一直都是被动的，乱中自保，把儿子送出国门，守住全家妻妾的安全，是曾经沧海的他首要考虑的东西。在观众对他的犹豫和矛盾已经产生认同感的时候，中华日报馆一役，李玉堂挺身而出的全盘爆发便显出了另一番魅力。“机器坏了，用蜡板刻，用手写，继续宣传孙先生来港的消息。”这是李玉堂的选择，也是影片“通畅”的一刻，所有关于小我的权衡和动摇被一拳击碎，随后，无论是阿四的报恩、刘郁白的清醒、沈重阳的愧疚，都是一系列的自然反应，所有的私人情绪都成为推动大义的助力，终究奔向同一个主题。影片高潮阶段，又收在李玉堂身上，让他在巷子里老态毕现地追逐儿子李重光的黄包车，终究不忘痛惜一条年轻的生命，为大义再次涂以人情。

　　电影在成片后终于冲破了一条格局的禁断线。

甄子丹“弃赌求大义”

　　说到底，《十月围城》的内核还是两个时代碰撞出来的浊音。

　　影片伊始，李玉堂家开仓散米，庆祝儿子李重光被耶鲁大学录取，而其时的李重光尽管受的是西式教育，但还是个穿长衫拖辫子的书生仔。李玉堂嘱他进屋换成西装，而着装后的李重光更加尴尬了—— 与后脑的辫子实在太不搭，这种窘态，即是其时整个时代的写照。

　　关于辫子问题，片中仍有两笔浓墨重彩，一是闫孝国被刘郁白的铁扇骨割了半截辫子，立马暴怒，向对方痛下狠手，只因恪守“割发如割头”；另一处是李重光抽了做孙文替身的签，需要剃发乔装，他抱怨“像个公鸡”，向陈少白询问“三个月能不能长成你那样”，哪管明日的任务有去无回。

　　中环街头鱼龙混杂，车夫小贩，行脚的骠骑，混杂了不少已经剪了辫子的，洋面孔也多了起来。“维多利亚港的洋人比较少一点，出了皇后大道，贫民穿着便没那么光鲜”，麦国强强调自己考据的结果。

　　“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有人选择守，如闫孝国，人如其名，至死仍选择自己愿意相信的；有人选择变，一干革命义士，取义成仁，死不足畏。无论是派系之间的横刀立马，还是洋人在这片土地上“无为而治”的三不管态度，《十月围城》给出了时代变迁的大环境，却不若《末代皇帝》般写尽溥仪的一生，跨度仅仅五天，所能做的只是让闫孝国与革命义士分别成为上下两个时代的祭品。而模糊在中间的，是静静等待铁路修通的荒地，是夕阳下焦急望归人的跛脚少女，是定格在十一时整破裂的怀表，是一本被翻烂了的《伦敦蒙难记》。